第十二节 军八条
军八条的出台不是偶然的。1967年1月21日，当韩信把李云鹤给骂了，刘邦决定让老婆和手下们对韩信暂时退一步的当口，他给韩信提出了一个要求作为交换。
在给韩信的一份批示中，刘邦指出：“韩信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他要求韩信支左。
所谓“支左”就是支持左派，也就是支持造反派暴民。正常的节奏，一般事情地方总是落后中央半拍。因此，在1967年1月这个时间段，北京城造反派对当权者和保皇派优势已经很明显的时候，各地方主要却仍然是台上的反动势力处于主动。再加上地方上往往军政不分家，也就造成造反派经常被几重势力联合绞杀的局面。现在，刘邦对韩信明确提出要求：小子，我暂时不在你的军队系统继续煽动闹事了，但你也得让各地方的军队帮我的造反派打台上的走资派。
对老大的交换条件，韩信怎么应对？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水平，自己已经用辞职威胁了领导、领导也给了面子和台阶，现在领导又很主动地提出了交换条件，那肯定实心实意的、全力以赴的配合啊。
但韩信不是一般人，他给出了《军委八条》这么个东西。内容如下：
根据李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要小龙人看，这就是个“大毒草”！表面上是支左了，你看他实际上都是些什么规定！？军队人员不能擅离岗位闹革命、不能武斗、出去串联的要回单位、不得冲击军队档案系统，这还闹个屁革命？这不还是原来那套管理体系么？更恶毒的是，还给自己这大毒草披上个高尚的外衣——“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直混蛋至极。
就这，还是多亏了刘邦不老眼昏花，对这个规定作了两处修改：在第五条加入了“（冲击军事机关）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这句话；全文增加了整个第八条，要求军队干部们管好他们的子女。要不然，还让左派们怎么活啊？
但要说到这八条里面最恶毒的，其实还是第一条——“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谁是反革命组织和分子呢？没有人会自己承认，反过来大家又都会指责对手是反革命。关键是可以对反革命组织和个人用“专政措施”。这就给了军队机关巨大的自由裁量和行动的权力。丘八们可都不是好脾气，既然可以专政，那就暴力吧，甚至开枪吧！
军队围剿造反派的巅峰之作就是青海的“二二三事件”。这个事情我们以后会详细介绍，是文革时期地方混战的典型案例。大概情况是文革闹起来以后，在青海出了一个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造反派组织，和北京的红三司过从甚密，力争要打倒青海的走资派。那在青海谁是走资派呢？第一书记杨植霖说第二书记王昭是走资派，而且依靠行政权力轻松地获得了“八一八”的支持。也就顺理的清除了自己政治上的对手。
在这个过程中，青海的军区司令刘贤权坚定的站在了杨书记一边，落井下石的指出王昭和北京的彭阎王、罗长子是一帮的，应该被打倒。但是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又是刘贤权的对头，这老哥悄声的组织了自己的造反派队伍——“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这组织立刻宣布自己才是革命的， “八一八”打倒王昭书记的行为是错误的；同时迅速打倒军区司令刘贤权，并把他软禁。赵永夫也就顺势成了青海军区的一把手。
事情到了这一步，赵永夫就和“八一八”及其背后的杨书记杠上了。双方冲突不断，到了2月22日晚，对抗已经进入到高潮。手握《军委八条》尚方宝剑的赵永夫对手下战士们表态：“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
军队真对老百姓开刀，那别管你什么造反派，就没任何对抗可言了，完全是屠杀。300多人死在当场。这就是著名的青海“二二三事件”。
对于这件事，高层的反应很奇特。屠杀的当天，花帅就打电话给赵永夫，连称：你们打得对，打得好！青海街头更是立即出现了大字报：“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3月8日，花帅又专门把赵永夫请到北京，给他定性为对抗“反革命暴乱”的英雄。在会议上安排他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俨然是军队的典型了。
这上下其手、一致反动，确实让刘邦再也无法忍受了。否则，各地的造反派星星之火就都别活着了。于是他做出了批示：“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可就算到这一步，刘邦也没有对韩信的软磨硬顶给与反击，更没有对韩信耍滑头搞出来的“军八条”提出否定。他是对这个太子爷服软了么？笑话！我老李这辈子服过谁？
刘邦只是有其他更要紧的事要做，当然也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不听话韩信。至于对付韩信的办法，我们暂时留个悬念在后面说，有经验的朋友也可以自己琢磨。要紧的事则是——他要对付大鸾。
从文革开始到现在，大鸾在各个战线上都对刘邦进行了软抵制。在军队里，大鸾派系的人马更是与韩信紧密合作，共进攻退。这种对抗在1967年的二月份达到了高潮，也就是“二月逆流”。这些故事我也会在以后讲到。
对刘邦来说，此时必须集中精力把大鸾和“三老四帅”压制住。当然要对韩信让步些，否则不是逼他们继续牢牢合作么？
而对韩信来说，这个局面就有趣了。董事长和总经理搞得挺不愉快，还让一起创业的几个副总经理靠边站了。自己，作为董事长的接班人，主管最重要部门的副总，前面一直和总经理合作抵制董事长的穷折腾。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办？热办！韩信突然开始对刘邦的政策真心支持了。他在3月20日对青海事件做出了正式表态：“一般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开枪。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用不着开枪。有个别同志性情急，要开枪，可不能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示。”并下令对赵永夫进行隔离审查。而那个对赵永夫行为表扬有加的花帅则被迫写检讨认错。
更重要的是，韩信决定推出《军八条》的颠覆性文件——《军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