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替罪

1966年底的花帅是嚣张的。

目下的局面，摆明了刘邦老大要靠军队的力量撑门面，打击太子刘盈和双刀将的联合阵线；再利用军队的强力支持，配合被挑逗起来的老百姓，完成自己前无古人、后可能也无来者的超人伟业。总之，这个局里面军队都是最重要的。

刘邦老大要控制军队，就需要韩信这个伙伴来联盟；花帅作为更被刘邦老大信任的人，现在又是军队的二把手。如此算来，花帅的位置太舒服了。退，德胜老大和韩信都能接受自己，在这二位的联盟里又有权、又超脱、又安全；要说进嘛，刘邦老大用完了韩信，自己就是接替的不二人选，前途不可限量！

这种优势的地位让花帅玩的有点过头了。在11月份的两场部队院校大会后，他又连续在各种会议上放炮。大概就一个意思：现在你们这些造反派过分了，而军队更不应该产生造反派。

十二月三日，中央军委还转发了大黑帮头子——花和尚掌控的南京军区党委的紧急三条意见，也就是明确对全军宣布，刘邦主席、韩信、还有中央军委都支持这三条意见。哪三条呢？

第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第二，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和散发传单。第三，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里面第三条就是装点门面，前两条才是关键。根本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退伍军人也不许闹了！

开玩笑！真不让退伍军人闹了，还有以后伟大的上海革命么？

父亲在台上放黑风，孩子也没闲着。“凌子”就带领着高干子弟们在社会上横冲直闯，甚至绑架了被打倒了罗长子和彭阎王，也就此引发了当时社会上的“绑架风”。

这段时间，意气风发的花帅还特书《虞美人》词一首赠给陈诗人，词云：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花帅的放肆让刘邦很不爽，但他也暂时忍了。就在12月份，中央文革的猛将们就准备针锋相对的，也在工体开一次十万人大会，要求诗人和花帅他们参加。以期发动自己手下的造反派们在大会现场，对这几个刮黑风的老家伙批判。结果，这次反击被刘邦叫停了。毕竟，现在还不是和大鸾、韩信，以及这些老帅们决裂的时候，那就真成孤家寡人了。

但变数很快就出现了，1966年底发生了浙江事件。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读过我前面作品的朋友很快就能理解。516通知出来以后，浙江各个高校爱闹腾的小伙伴们动了起来；按照北京的模式，浙江的各大机关也派出工作组到校园里去找右派，准备扣帽子打压群众运动；八大前后，工作组们被逼了回去，接下来就是红色接班人们出场闹事了。

和北京一样，这些省里、市里、军区里的干部子弟们打击的对象都是那些老的黑五类、右派、还有学术权威们。就在杭州，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血腥事件。事情的主角是当时浙江的军区司令张秀龙家的衙内张沪生。这个上中学的孩子，在一次对学术权威，也是自己的美术老师俞子清的抄家活动中，发挥出色、勇敢决断，打死了俞子清的夫人和岳母。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放在常规年代也就那么回事了，可这时正是刘邦要发动平民们暴动的时代。杭州的造反派们立刻抓住了时机，对此事开始发酵，而北京蒯大富司令的红三司队伍也适时的来传输经验。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发动群众围攻省军区！

一方面是手握刘邦尚方宝剑，又被正义感和仇官思想激发的疯狂的暴民；另一方面，是手握枪杆子，要保护儿子的父亲。这两帮人在军区的碰面还会有好事情么？冲突！死伤！

军队对老百姓动手！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开头。当然，之后的几个月中，此类军队和造反派严重冲突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其高峰更是出现了血腥的青海赵永夫事件。但这个起头的事情肯定最引人们的注意，刘邦逼韩信表态了。

一个政治人物素质的高低，取决于他是否能时刻冷静的判断局势，找到主要矛盾。刘邦是韩信的同盟者、更是他的靠山，在没有发育成熟前，任何可能造成自己和刘邦决裂的事件都不可以发生；文革是击倒太子刘盈和双刀将的契机，在没有其他更好趋势的情况下，任何正面反对文革的事情都不可以发生。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反对中央文革那帮疯子扰乱军队系统、插脚军队蛋糕的行为，韩信在背后支持做做是没问题的。现在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事件、老大也提出要求了，韩信必须表明立场。

1966年12月29日，韩信对浙江问题发布了重要指示，紧跟着刘邦就安排把这个指示转发到军队所有基层机关。

指示指出：“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第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糕。第二、对于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的合理要求，凡能做到的要 完全做到，对他们的不正确意见和不合理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第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决不能粗暴发脾气。”

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军队不许硬顶着了啊，要给老大的文革面子。

花帅的政治智慧及当时的处境和韩信都一样，面对老大的亮剑，自然也要选择正确的策略。但是他在反对军队文革的问题上走的太深了，贸然回头太没面子。两难之际，刘志坚适时的出现了。

刘志坚积极游说花帅要听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话，并主动帮花帅写好了检讨，还安排了一次小型的军队师生见面会，让花帅朗读。顺坡下驴，花帅自然也就乐得做这个检讨让刘邦老大高兴了。

“在那两次大会（11月13日和29日的大会）上，我都讲了话……由于自己在思想上面没有跟上李主席的思想，没有跟上韩信副主席的思想，对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因此有些讲话不完整、不正确，特别是我离开讲稿讲话的时候。我两次讲话都是准备了稿子的，但是有许多离开了稿子讲，所以离开稿子讲就没有谱了，所以有些讲过了头，有些话是错误的。”

后面的内容我就不多引述了，总之是详细的认错。但这个检讨有了前面这几句也就够用了。刘志坚对花帅的爱护可见一斑。而作为员工，能主动出面给老板找台阶下，这是最大的职场智慧。

事情结束了么？没有！对刘志坚来说刚开始。

花帅的检讨和韩信的表态让刘邦和中央文革一方又添筹码，惯于看风声的大鸾也做出了回应。

他在67年1月份接见造反派时明确说：“接见军队院校学生，连我也拉去奉陪，我那时忙的不行，只是转一圈。他们讲话，讲的什么就不晓得，实际上是他制造圈套。”到68年的8届12中全会上，大鸾再次明确说：“66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韩信副主席不同意，但他们背着韩信副主席还是接见了。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瞪眼说瞎话的撇清自己，同时还不忘保护盟友，高手就是高手！

老大们都撇清了，那谁来承担阻拦军队文革、迫害造反小将的责任呢？只能是刘志坚了。

在刘邦和中央文革的猛将们来说。现在还要保持和大鸾、韩信的同盟，军队的几个老帅，除了双刀将之外，还都要保着，那够分量的替罪羊就只有刘志坚了。而且这个老刘特别会耍小聪明，根本不是个闹革命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往军队里填沙子，在韩信的军队铁桶阵里扶持强大的制衡力量，这才容易管理，刘志坚还不够角色。

在韩信来说，老刘是个老好人不假，但他并不是自己的嫡系战将，不信你看谁敢动邱会作试试！而且，为了维护和老大的联盟面子，总要抖出个把有地位的人，老刘这个总政副主任和军队文革小组组长还挺合适，总不能动自己和老大都爱惜的韦小宝吧。更重要的是，老刘本就不是大人物，为几个老兄弟挡了枪，维护了自己和李老大的同盟，现在让他退下来享福，未来再给些好处也够了。

既然大局和大佬们都要老刘替罪，那就“向我开炮”吧！毕竟，在社会上混，对错不重要，让老大们满意最重要（同样是职场上重要的原则）。

本节结束 PS：那个打死两人，引起浙江事件，甚至影响全军文革局面的张衙内。后来因为外界压力所迫，被父亲交了出去，准备送到北京由法院审判。结果半路上被讲义气的两江总督——花和尚派人救出，还送到了海军军校读书。再往后嘛，作为被文革残害的一代青年，他因为自己的不屑努力从文革阴影中走了出来，成为海军的高级军官。当然，一切罪恶都是那万恶的文革造成的，他也是受害者。还有他的父亲张司令，为国效力多年，在2015年，老人家享百岁老龄之福分离开人世。

第五节 反击

1966年11月13日，中央军委不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和刘邦，擅自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所属院校万人大会。公然对伟大的文革大民主刮起了黑风。

这次会议的规模有多大呢？我们先来看看出场阵容：应邀出席接见同学们的两位中央领导是大鸾和陶剑寒；主持会议的是总政治部主任韦小宝；会议讲话的是四位老帅、军委副主席——诗人、双刀将、徐老蔫、花帅；会议列席的有当时在京的所有军队大佬。

而另一面，观众阵容也足够强大。当时，在北京的各大军事院校和文艺团队的学员们基本都到场了，现场超过了十万人。“誓死保卫以刘邦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刘邦主席就打倒谁！”、“向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等反动标语更是张贴到了现场的各个角落。

会议一开始，给大会做好了力量背书的大鸾和陶剑寒就借故先走了。韦小宝代表韩信宣布大会开始，其发言中最重要的话就是：“同志们、同学们：首先让我代表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种的同志，热烈地欢迎大家。林副主席有点感冒，今天让我向大家转达他对你们的问候。”翻译过来就是说，这次大会也是韩信副主席支持的。

好了，现在大鸾和韩信二位大佬已经明确给支持了，那接下来就该轮到四位老帅放炮了。这几位的讲话虽然目的相同，都是批评造反活动，劝学员们听从上级指挥，尽快回到原单位去。但内容却深刻的体现了各自的身份和性格特点。

诗人还是最浪漫、最嚣张的：“你们在刘邦主席和韩信副主席领导下搞路线斗争，可能做得好，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功劳。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你们百分之九十九是做得对的，但你们会不会有百分之一错了呢？”——你们虽然得到了大领导的支持，但你们也可能犯错哦。

“讲到路线斗争，第一种是右，不斗争；第二种是左，斗争过火了；第三种是折衷，不左不右，和稀泥；第四种才是正确的斗争。所以请同志们在作路线斗争时，好好读一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伟大指示，这样在你们搞路线斗争时，就会搞得更好。”——你们就是第二种！

“有的人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既是解放军院校的，还去打解放军，打解放军的干部，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事。不能采取直接行动，不能冲破大门，不能占大楼，砸窗户，剪电话线去。”——我谴责野蛮的行为。

“什麽搞一般校长，党委不过瘾，搞处长不过瘾，对搞部长还不过瘾，意思是还要搞我们这些副总理吗？”——你们想篡我们的权么？

诗人讲完了是双刀将。作为太子刘盈的军事同盟，此时的双刀将已经靠边站了，也只能简单说说，但态度却很明白。他建议军队学员们“不介入和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的炮打司令部，不上街游行，不抄家。”

双刀将完了是徐老蔫。作为四方面军影视学院的老大，靠着蔫吧劲才活着混到今天这个位置。他的话说的四面不透风，但意思也出来了。

“解放军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周围有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它们联合反华，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包围我们，企图破坏我国的安全，破坏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切切不可忘记我们周围还有强大的敌人，一刻也不要忘记敌人的突然袭击。如果我们有丝毫的松懈，就可能有巨大的损失。”——我们目前的主要责任还是保家卫国（别讲争取皿煮什么的空话）。

“同时，我们也希望同学们不要从白天搞到黑夜，又从黑夜搞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麽得了！你们人多，他们人少，这批完了，又来一批，要注意这样做是对领导干部有害的，对国家是不利的。他们又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有的还有病。我这样说不是妨碍你们的革命行动，能照顾一下，就照顾一下。”——老干部们都老了，摆脱别欺负他们了。

最后讲话的是花帅。作为刘邦和韩信都能接受的、台前掌控中央军委的人物，无论是本职工作还是后台背景，都决定了他也要说些硬气的话。他说：“刚才陈副主席，贺副主席，徐副主席给你们讲了话，这些话都是很对的，对运动，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教益的，因此我完全拥护上面的讲话。”——我们这帮人是一起的。

“在《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人已经承认错误，甚至挨打挨斗。有些机关的同志就做得过分了，搞过了头，这就是错误。错误带来的后果，不但对军队，对你们个人也是不好的。要掌握火候，要掌握适当的温度，要懂得列宁说的“真理跨过了一步，就会变成谬论”。”——你们这帮小子就是谬论。

“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继才，递了一个条子给韦小宝同志，问我们："第一，今天这个大会经过韩信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韩信副主席看过了？李继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尊重他的"命令"。他想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同情，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他说他是兽医红色造反团的战士，他不是战士！（众呼：把他揪出来！）我是按照他的"命令"办了，按照他的意志办了，从口号，掌声来看，同情他的很少。李继才，你听到了吗？”——针对刺头，当众开炮，明确告诉所有听众——韩信是支持我们的！

这次会议太反动了！大家想象一下，就在现在，几个军队的高层领导、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打着总理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牌子召开十万人大会。在大会上高喊——打老虎、china梦做得过头了，有可能走向谬论。这得造成多大震动啊。

四大元帅的势力很大，他们有行政资源，自然就有一大帮捧臭脚的手下。而且，善于捕捉政治风向、并迅速站队以争取利益一直是聪明人的优良传统。

所以，大会一结束，几个元帅的讲话传单就被传播到全国，并迅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眼看，黑风就要压到红风。

还好，此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身经百战，学会了刘邦老大引导愚民（刁民？）的方法。针锋相对的通过各种途径对外宣称 “四位元帅的讲话是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攻”。并且，公开接见当众被花帅怒怼的造反派——李继才。

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也有行政资源，也有自己手下的团队，更关键的是他们的老大叫李云鹤。你韩信、大鸾，和老大再亲，也不如人家睡一个被窝的两口子。我们老百姓聪明的很，矛盾一公开就知道孰轻孰重，要站在哪一边了。很快，批判花帅和诗人讲话的大字报就出现在了街头。

作为从小演习南派拳法、在军校敢和日本教官公开叫板剑术的硬汉，花帅骨子里还是岭南粤佬那种不屈、火爆的性格。一看风向变了，他立刻在十一月二十日，继续组织大会对抗。这次，花帅的讲话就露骨了。

“近来收到很多条子，提出陈、叶我们两人十三日的讲话是违背刘邦思想的，必须批判……质问我们，军委统帅是李主席、副统帅是林副主席，你们有什么权利代表刘邦……要求给李继才恢复名誉，但未提明用什么方法，是否要在《解放军报》上搞一个启事呀？”——轻蔑、挑衅至极。

“有人冲了中南海，冲了国防部大楼。中南海和国防部大楼是李主席和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李主席是军委主席。冲这些地方究竟要干什么？我讲这些话的声音又大了，大家又要说我在发脾气。有人这样干，我怎么能不大声讲呢！严格地说来，这种行为是反革命的行为！”——我现在给你们更大的帽子！反革命！和我玩？

“陕西有个五十多岁的复员军人，他既不是学生，又不是教员，可是他在幕后操纵指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揪出来。在这一小撮人当中，有的父亲是黑帮，已经自杀了，有的人全家都在台湾。”——试试吧？谁没点黑账？惹火了老子给你们都揪出来！

花帅的反击虽然犀利，但还不过瘾。十一月二十九日，韩信又授权组织了第二次军校师生的十万人公开大会。这次，大鸾又是来会场转了一圈就离去，以示自己的支持，但留下余地。

这次会议上，诗人和花帅又开始了放炮，黑风更甚！

诗人说：“我在11月13日的讲话，有些同志反映很坏，说我泼了一盆冷水，要揪出来批判。同志们，光喜欢听好话，听颂扬的话，什么光荣呀、伟大呀、伟大又伟大呀，这怎么革命啊？我那天讲话也是有意识地得罪一些人。光讲伟大伟大，很好很好，对大家没有帮助。”——对“伟光正”开始不满了，这个诗人真是大大的反动。

“那种搞法本身很危险。我说，你这么搞法，我交班也不交给你。这么年轻，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么凶，就这么搞法，你要掌了权，还不害死人呀！”——闹来闹去还不是为了权？谁也别装孙子、搞姿态，老子打死也不把权给你们。

花帅这次说的也很透彻：“把国防部当作敌人，冲国防部，猛打猛冲，这是最高统帅和副统帅办公的地方，严格地讲起来，就是反革命。如果不改，还受某些人的蒙蔽，就还要犯错误。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涮！”——我要亮剑了。

军队的大佬们如此嚣张，造反派的兄弟们也不是好惹的。第二次十万人大会刚结束，北京街头便满是“打倒诗人”“打倒花帅”的标语和大字报。

另一面，老帅们除了台上的亮相，也没忘了台下的组织，圈子里的晚辈也该动手了。大家如果看过我前一篇文章的话，应该还记得，联动也在这个时候兴起了。而联动的标志性口号就是支持四位元帅的讲话。

现在，军队的领导和中央文革的干将们在高层和民间的斗争都开始腥风血雨、火星四射了。局势如何进一步发展？请看下文。

第四节 斗争

眼看着文革在军队中的发展势头已经不可阻挡，刘志坚却依然坚持自己听领导、按规矩办事的懒政态度。军队的文革工作还控制在花帅和韦小宝的手中。他们是什么态度呢？

就在《紧急通知》发出的当天，总政就召开了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除了装病躲在幕后的韩信之外，军队的几位大佬都做了表态。

军委副主席、元帅诗人先做发言。他老人家绕了半天只有一个意思——“现在有人怀疑东风压倒西风，极少数人怀疑我们伟大领袖的英明论断。整个历史时期，刘邦主席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花帅说：“我们真正认识到刘邦思想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刘邦主席能否领导我们取得世界革命的基本胜利呢？我说：一定可以！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主席很健康，主席的健康就是革命的胜利，主席的年纪最少要超过齐白石。”“决定让韩信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

一大长篇肉麻的吹捧后，花帅说出了关键点：“要看到运动起来了，可能有点乱，不乱不治，不浊不清。乱过后，才能看到真正好的干部，好的学生，把绝大多数团结起来，把百分之三的坏分子抓出来，把许多问题揭出来。”“运动有多长时间，文革就领导多长，小组随运动多长就多长。运动结束时再选党的领导，再重新产生革命的领导。”

韦小宝继续发言：“部队院校也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要统统把他们揪出来，把修正主义的根子给挖掉，把教学工作中的旧框框、旧条条，统统踢掉，让学生的精神面貌，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然一新！”“刘邦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是全党全军全国的统一行动纲领，刘邦思想是我们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命根子。”

这帮大佬云山雾罩说的到底啥意思嘛？第一，给老大戴高帽、捧臭脚、极尽肉麻之真谛。第二，表现自己对运动的积极态度，坚决支持运动。但是具体操作方案呢？没。

请注意！（敲黑板）。如果你对自己的老板和他安排的工作不满意，那就往死里夸他，越夸张越好、越肉麻越好、越不靠谱越好！当然再加上对其政策大而化之的支持，却不给具体措施。既不犯错误又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案。

实际上花帅和韦小宝是如何操作的呢？刚发出《紧急通知》，他们就以总政治部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

其中明确规定：“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

翻译过来就是说，为了保护国防，军队的领导必须保持在领导岗位上，不能造他们的反！

对这投机取巧的花活，刘志坚竟然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他以军队文革小组的名义连续发出了五封电报配合其执行。

还好，陈夫子火眼金睛，看出了花帅和韦小宝的小算盘，也看透了刘志坚的无用和妥协。坚决以中央文革的名义扣下了刘志坚的电报，抵制了这反动的政策。

至此，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挡军队系统造反派的发展了。不到一个月，军队所属100多所院校的领导班子，一个不剩地全部垮台了。学生兵们争取到了学校的民主后，勇敢的把枪口对准了军事领导机关。

最先被冲击的军事领导机关就是军队的大脑——国防部，被攻击的对象则是副总参谋长——李天佑。

李天佑太适合被攻击了。第一，他位高权重。此时的枢密院太尉杨成武（白袍小将），主要精力是跟在刘邦身边直接接受指示，并和花帅协调军委工作。参谋部的日常工作全都由李天佑负责。第二，他所属的派系现在弱势。不管是当年广西的老领导霍光夫，还是后来三军团的老大彭大将军，现在都倒下了。最后，他手上有黑账。

这个事情我前面也介绍过，现在再简要叙述下。文革初期造反派冲击国家机关的的原因其实很直接、也很现实，就是抢黑材料。文革刚开始时，太子刘盈的策略是派工作组到各大学校找黑份子，把文革做成另一次反右就结束了。这个时候谁响应刘邦号召，和学校领导耍愣子、不顺从，就会被工作组扣上一顶“右派”或者“敌人”的大帽子。那个年代要是被扣上这样的帽子，你这辈子就算完了！后来工作组是被刘邦撵回去了，但他们做的黑材料却都计入了机关的档案，而且中央也没给翻案的说法。因此，造反派们得势后的第一要务就是解决自己的黑材料问题，就是去派出工作组的机关协调此事。而中央没有意见，机关又有纪律，肯定不会接受造反派们的要求。这才是双方闹矛盾、起冲突的点。为了保护自己，很多机关就找来了自己阶层的少年组织——老红卫兵来对抗造反派，这也是文革武斗最开始的原因。

回到我们的故事，李天佑手里就有很多黑账。总参三部下属有一所军事院校，叫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当时李天佑就带着工作组到这个学院去抓工作。李上将可是十三岁就加入了最凶悍的广西兵，从小就在杀人无数的修罗场练级的人物。对那些不听话的小兵蛋子当然是杀伐决断，很快就给一些敢于挑战领导权威的皿煮活动积极份子扣下了帽子、做好了黑材料。

等8月份工作组撤出学校后，工程学院的造反派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拿回自己的黑材料，还自己的清白，并为此和三机部以及李天佑做了多次沟通。谈来谈去没结果，这帮愣小子就开始了硬抢。部队的保密纪律岂能轻易破坏？李天佑直接调兵和造反派的小子们打了起来。这就是所谓“10.31”事件。

中央对此事的定性直接影响着军队文革未来的发展方向。李云鹤和陈夫子岂能不明白其中奥秘？很快，中央文革就对此事做出了处理：学校负责保卫工作、组织打学生的三个干部被要求停职反省；工程学院的造反派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刘邦身边参加11月3日的大规模接见活动；挨打的学生获得镀金刘邦像章。

这下完了！凶猛的造反少年们得到了大神的思想加持，立刻疯狂了起来，他们要酝酿更大的活动。

1966年11月8日，一千多造反的军队院校学员集中了起来，向国防部大楼发起了冲击，目标直指副总参谋长李天佑！

这可是真枪实弹的对抗。警卫国防部的有两个营的军队，敞开了干，不用机枪和拖拉机也能干翻这帮学生兵。花帅很明确的知道这就是个坎，硬干才能止住这帮造反派没大没小的行为。但这个事情牵扯太大，他必须得到韩信的支持。

于是，花帅向韩信提出建议：给闹事的造反派最后通牒，必须马上撤出国防部，并对带头的人实施逮捕，以违反军令处！

各位看官，如果你是韩信，此时会做出什么决断呢？危机时刻就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了。换了大将军，可能机枪就架起来开干了；换了太子刘盈，可能就直接交人出来了。韩信的做法是要求守卫国防部的战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对学员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大院，但是坚决不交人！

于是，惨烈的一幕出现了：守卫战士们手挽手组成十几道人墙，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疯狂的少年们；而造反学员们则找来几条长木板，搭着战士们的头，踩着木板冲进了国防部大院。

当然，最后李天佑也没有被造反派捉住。但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了！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国家的最高强力机关竟然被暴徒冲击，负责枢密院的上将竟然被通缉逮捕。

战场上的兄弟是鲜血结成的友谊，否则社会上也不会把 “一起扛过枪”作为四大牢固关系之一。尤其是洪兴社的军队，兄弟们谁被打了，都玩命上去解救，和没用的国民党军队有着天差地别的差异。而且，兔死狐悲这个道理谁都懂，今天这帮小子敢对李天佑和国防部动手，明天他们就敢对元帅们开刀。

于是，双刀将、陈诗人、徐老蔫、花帅等几位军委大佬放弃了门派之见，和韩信的代表韦小宝一起组成了暂时联盟。第一次向刘邦的文革发动了抵制措施。

第三节 混

当老板要在企业内推动大的变革，并安排你去做主管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其一，根据老板的规划，积极进取，把这个工作盘活，完成任务。但如此，你势必要分割其他部门的蛋糕，得罪其他部门的领导，尤其你的直接领导。其二，萧规曹随，按照原有的公司条款和架构办事。那你会谁也不得罪，但老板想要的结果肯定完成不了，最后得到老板一个庸才的评价。

曾经有一个叫做商鞅的人，选择了第一条道路，结果车裂而死；还有一个叫做霍光的人，选择了第一条道路，结果身荣子贵；当然，还有千千万万数不清的人选择了第二条道路，结果是默默无闻……。

面对文革大潮，刘志坚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而走这条路也确实很简单。

军队是一个业务部门，其工作本来只是打仗。但我党的军队却颇有不同，其有深刻的政治工作任务，甚至政治工作重于军事工作。想当年都是刘邦、大鸾、张国焘这样的人杰做总政委。

建国后，军委下属的三大部分别是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这个总政治部就是主管军队政治工作的部门。总政治部除了管辖部队中的政工干部外，什么部队文艺团体啊、部队出版机关啊、军事院校啊都归他管理。

因此，按照传统的政治运动套路和管理架构，军队的文革由总政牵头来搞就好了。像人家中央文革小组那样挖掘聂元梓、蒯大富、洪文这样的人物出来造反，找红卫兵出来闹事，激发干部群众之间矛盾，发动群众运动，鼓励大民主的做法，刘志坚是不敢做的。

此时的军队，老大是韩信，但他利用身体原因而站在幕后指挥；花帅既是副主席又是秘书长，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台前的负责人；韦小宝则掌控着总政。

于是，本该由刘志坚主导的轰轰烈烈的军队文革，在1966年10月前变成了花帅和韦小宝的主导的绿色二人转。

这二位很清楚，军队是纪律性很强的单位，刘志坚又是花瓶。因此，对军事领导机关不用操心，根本乱不起来，问题的关键是部队院校。

学校里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就容易相信大梦想，容易被煽动起来；部队院校的年轻人未来都是军官，他们比地方院校的年轻人出路更好、背景更纯、信心更大，也就更敢于造反闹事；更重要的是，文革的切入点就是学校，刘邦鼓励地方院校大鸣大放，照此逻辑部队院校也该有此权力。

为了控制部队院校的学生们。花帅的军委和韦小宝的总政做了一系列工作。

1966年5月20日，军委和总政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 月16 日通知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要“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点名批判”的人，要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也就是要把文革严格控制在领导手中。

6月14日又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规定军队文革只能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军内“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宣传、文化等部门。

6月21日，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还有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规定部队院校的学生只能在学校内串联，不许出去。

即使到了太子刘盈的工作组被刘邦从学校撵出后，韦小宝的总政还是发出了：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

就这样，在军队里，红太阳被黑云彻底遮住了……。

不过这里提一句，在韩信、花帅合伙控制军队稳定，不让“大皿煮”的暴行在军队开展的同时，他们之间也有矛盾，对“文哥”的使用也有些龌龊。比如空军和海军。

在海军，李瞎子发动青年造反，攻击老掌门肖劲光；在空军，吴胖子利用文哥的机会，发动青年干部进攻非本派系的、来掺沙子的政委余立金。这都是韩信借文哥之机、行派系清一色之实的行动。专门制衡韩信的花帅自然要反对。

9月份，花帅专门在中央、军委常务联席会议上，对海军问题作了专题研究，提出：一、萧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二、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三、按社团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清是非，搞好团结，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

并亲自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何廷一，告他“不要卷进去”，站稳立场。

除此之外，接着掌控军队的机会，花帅也不忘了向青年人宣传自己的私货。1966年9月25日，花帅带着文革小组的秀才戚本禹，总政另一位副主任、文革小组成员谢镗忠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军队派到各艺术院校去的一些工作组在运动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据我了解，错误最严重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其次是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他们不去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去“肃清外围”，组织学生斗学生；不是文斗而是武斗，就是打。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搞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大家务必要看“引文”中加粗的部分，这就是花帅对“红八月”的看法。他这么推动，小崽子们自然继续打！

当然，花帅也点了一些当时的乱像：在前一段也出了一点毛病，如打人、打死人。有些青年，特别是一些中学生，对于经济很有兴趣，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啊！在抄家时，有的把金条装起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在他屁股后头挂起来了。那次在天安门开大会时，就拾到一些金条。

军队文哥被压制这个情况刘邦不是不知道，也不能接受，但他没有办法。要斗倒太子刘盈一派，要启动自己的疯狂计划，他必须依靠军队，必须依靠和韩信的联盟，必须依赖花帅在军队帮自己看着摊。而且，在这个层面来说，稳定的军队也是对自己有利的。

但你刘志坚什么也不做就有点过分了！至少部队院校是该和地方院校一样动起来的，是同样可以找出典型的，是可以为未来部队的大民主做铺垫工作的。刘邦非常不满。

事情的转机很快就来了。随着太子刘盈倒下，全国青年之火被点了起来，刘邦要对军队下手了。而另一方面，自从8月18号刘邦开始接见红卫兵，部队院校的青年们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要造反。上面的油和下面的火一结合，军队控制不住了。

先是在九月份，一些部队院校的积极分子偷偷跑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说部队的文革受到了压迫。紧跟着，在十一国庆节的大接见当中，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造反派直接向刘邦和韩信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

这样韩信也没办法了，他让花帅对这个问题组织军委扩大会议研究一下。

会议上，军队的高官们当然还是不希望底层的丘八闹起来。而这次，刘志坚总算说了句有分量的话：“唉，这是对刘邦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啊”花帅恍然而悟。

就这样，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在1966年10月5日发出了。

这份《紧急通知》可以说是军队文革真正开展的突破点。

《紧急通知》指出：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这就相当于把孙悟空们从大帽子的五台山下放了出来。

《紧急通知》还指出：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这就相当于把孙悟空们的紧箍咒结了下来。

被释放的孙悟空又没了紧箍咒，那还不反上天？部队的文革再也控制不住了。面对这个局面，刘志坚该怎么办呢？

第二节 合适人选

部队的文革其实是滞后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通过了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其中第十五条明确规定：部队的文化革命行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翻译过来就是说，地方上你中央文革小组可劲折腾；但军队的文革，却只能由我韩信控制，军队不允许乱。这肯定不是刘邦老大的本意，但没办法，此时他只能卖韩信这个面子。当然了，以后为了能把文革的火烧到军队，二人还有颇多攻防战。

不管自己怎么看待文革，韩信都必须解决一个眼前的问题——谁来负责军队的文革？

他把目光放到了刘志坚身上。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一，他信任刘志坚。在谭政、老罗、韦小宝这帮四野老人们控制的政治部工作多年，刘志坚已经融入了自己的大团队。而且，自己掌控军委的几年中，这个刘志坚用的也非常顺手。

其二，刘志坚级别低。眼瞅着文革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全国最重要的工作，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必然能抓到更多的权力、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果把这工作交给那几个挂着军委副主席衔的老帅或者即使某个大将，那就不好控制了，甚至会有能力威胁自己的地位。

其三，老大会同意。刘志坚革命多年，历史上却偏偏不属于韩信山头。韩信心里很清楚，当老大的都喜欢玩平衡。刘志坚三军团出身，又长期跟着“四方面军影视学院”的军头们混，这样的人出任此关键岗位，刘邦会放心。另一方面，过年时，刘志坚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表现又让李云鹤满意，国母也会放心。

最后，刘志坚确实有本事。还说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件事情。当时的局面很不明朗，连韩信都摸不清刘邦到底要干啥，非盯着《海瑞罢官》不放。偏偏太子刘盈又用尽心思，不断地化解老大的进攻。在这个当口，李云鹤突然跑到自己家，说要帮忙开个部队文艺座谈会！老大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己要如何处理第一夫人的这个要求呢？

恍惚间，韩信自己也不敢随便说瓷实话，只能把皮球踢给韦小宝的政治部，让副主任兼宣传部长刘志坚配合李云鹤办这个事情。结果，人家刘志坚这事办的非常漂亮，摸准了德胜老大的心，让李云鹤也很满意。

接下来，我带大家复习下《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让大家看看刘志坚高在哪里。

第一，一针见血的说出了老大希望自己代表部队方面说的话。“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刘邦的三篇文章），被一条与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如果说瞬间看清事物的本质是智慧，那敢于把本质说出来就是胆略了。建国后的文化界是太子刘盈掌控的，而此时的太子刘盈是二把手、太子爷！刘志坚的报告等于直接向太子爷挑战了！

第二，有根据的、很真诚的捧领导。“来上海之前，韩信同志对刘志坚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李云鹤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李云鹤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李云鹤听了这话不就是吃了顺气丸么？刘邦看了这个表态能不高兴么？更高明的是，人家这个话是借韩信的口说出来，既不肉麻又让韩信有面子。

第三，通过具体案例指明错误。“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

写报告，无论夸人还是贬人，最关键就是明确到具体的点，这才深刻和认真！

第四，要说老板爱听的话。“要塑造典型，刘邦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这评价，如果没有深入阅读《刘邦作品》，是领会不到的。

最后，要有明确的改正执行计划。“根据韩信同志的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刘邦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并规定了经常读和每年五月集中时间总结检查一次的制度。”“四月份召开创作会议。仿照李云鹤同志组织这次座谈会的方法，把这次会议开好。”“争取在两三年内搞出反映三大战役的好的作品。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首先写出批评肖洛霍夫的文章。在《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上开辟专栏，加强文艺评论。”

“SMART原则”其实也没啥高深的，对善于混社会的人来说这是基本素质！

综合以上因素，刘志坚是韩信和刘邦都能认可的人物。“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责任也就自然落在了他身上。

看起来很美，得到了当前最时髦、最被领导关注的岗位。可刘志坚自己心里清楚，这是个难做的工作。

首先，这个“全军文革小组”要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但同时呢，又直属于中央军委，典型的双重领导。偏偏，这又是个新机构，对哪个领导实线汇报、哪个虚线汇报？根据谁的思想行动？对谁负责？都没人规定。这种状况，即使两个领导是父子、夫妻，底下人也不好干。更何况，韩信和李云鹤对于军队的文革又是完全相反的思路。

难度到这里还没结束。中央军委的工作，韩信很精明的把自己不想直接参与的都交给了花帅，谁让你是刘邦安排来制衡我的？谁让你担负着军委秘书长的责任呢？而中央文革小组那边，组长是陈夫子，这家伙和李云鹤的思维又有些不同，更讨厌的其人极其迂腐、不回旋。两个主子，中间再加上这么两个惹不起的人物，刘志坚的工作还如何开展？要受多少夹板气啊！

面对这个困局，刘志坚的选择是混！我谁也不得罪，你们都是大爷还不行么？可事实证明，不行！

第一节 政工

刘志坚是个幸运的人。

1912年大清国倒台的时候他来到了人世。出生在贫农家庭的他，正常的人生际遇无非是做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农民，经历几十年乱世犬的苦日子，然后再经历饥饿和斗争，最后辛苦的留下满堂儿孙离开人世。这还算好结果，一不小心，兵乱、人乱、饥饿可能早就让他横死了。

但刘志坚幸运的出生在了一个叫做平江的湖南小地方，又幸运的接受了在当时算作高学历的小学教育。

1926年，大革命风起云涌。社团为配合北伐事业，在湖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大量农会，在中国首次把基层组织建立到了农村。而这，也为社团后来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力量保证。

大革命失败后，被叛徒光头和兆铭残酷镇压的社团伙伴们，从地上爬起来，掩埋了同伴的尸体、擦干了自己的血迹，开始了持续反击。在这场反击战中，湖南的农民们自然是重要主力之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儒雅、坚定的年轻人回到了平江老家，成为了刘志坚等一帮小伙伴生命中的贵人，此人叫做毛简青。

（有理想的青年，又愿意为了实现理想而行动，甚至不怕丢掉生命。你可以不认同他的理想，但需要尊重这样的人。）

对毛简青，我们要知道他的几个特征：首先是富，人家的长辈既是地主又是商人，在平江是响当当的大户；其次是有文化，中学毕业后毛简青来到日本留学，拿到了金灿灿的帝国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第三是混的开，回国后当过大学老师，也当过政府的高级公务员，加入社团后更是到黄埔去做了教官！这样的人，再加上对社团的忠诚，那影响力就大了。

1927年，毛简青发动自己老家平江的上千农民子弟，参加了老大刘邦领导的秋收起义。1928年，他更是组织了20万农军攻击平江县城，史称“三月扑城”。

“三月扑城”很快就失败了，但其影响是深远的。首先，这次起义让一群年轻人纳了投名状，义无反顾的加入到了社团的事业当中，为社团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其中就有我们的主人公刘志坚。更重要的是，这次起义让反动派很害怕，他们调来了湘军独立五师来这里弹压地方，而该部队中最强悍的第一团团长，就是著名的彭大将军！也就是刘志坚的第二位贵人。

在那个社会动荡的年代，要出人头地只能靠混社团去搏命；而一不小心加入错了社团，那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而即使幸运的加入到了洪兴社这样的成功组织，如果你不是混铜锣湾出身的，恐怕也很暗出头。这就是我为何说刘志坚出生在平江是幸运了。天上掉下来的优质、低价股被他碰到了，此后的人生，只要不死，将荣华富贵荫及子孙！要知道，开国的将军们有五十多个就是平江人！

之后事情的发展就简单了。年轻农民刘志坚顺利的加入到了大将军的起义部队中，从此跟着老帅天南海北征战。而此时，他的另一个幸运点又起作用了。因为那几年小学的教育，他成为这支部队里少有的文化人，很正常的进入到了政治部，开始了自己的政工生涯。

做政工，阵亡率肯定比普通战士低很多；更重要的是，在共产党，这是个非常有前途的职业！

说起来，洪兴社一统江湖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非常重要、甚至说最重要的，就是这批政工！是他们把基层组织和土地革命带到了农村，这才有前方不断地粮食和兵源供给；是他们把思想教育和政治信念带到了部队，这才有无数机器人一般不怕死的战士；是他们把社团组织和严密审查送给了部队，这才有大量坚定、服从、高执行力、无外心的军官。也这正因为此，虽然同是部队最高首长，政委往往有比军事长官更高的权力。偏偏这帮人，解放后还能到地方去做党务和行政工作，比军事干部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工，真是我社团内最重要、也最有前途的职业啊。

长征结束后，好运气又一次降临到了刘志坚身上。本来跟着毛泽东来到了陕北，却突然接到命令加入还在南方的红四方面军，陪他们一起北上抗日。从此，刘志坚就离开了老部队，彻底和红四方面军的军头们一起闯江湖了。

更幸运的是，刘志坚进入的是四方面军的第四军，这个军又没有参加西征！就这样，他颇为顺利的加入“四方面军影视学校”，而这个神秘的组织又是未来刘邦最信任的一支力量！靠这个牌子，可以躲过很多功名场上的是非。

再后来，刘志坚这个四方面军的政工，也就自然的成为了邓小平老大的手下，在129师的政治部供职。说起来，这又是一件幸事，靠着这个老领导，他的晚年幸福是没问题了。

抗战中，刘志坚的幸运还在继续。1942年，担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他，被日军俘虏；可几天后，司令员陈大麻子就组织人马打伏击给他救了出来。这次逃离虎口，给刘志坚留下的唯一伤害就是瘸了一条腿。

接下来就是跟着二野解放全中国了。

新中国成立后，刘志坚这个优秀的政工干部不再在地方和部队工作，而被留在了中央军委。从1952年开始，刘志坚和军中一个重要岗位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就是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负责全军的宣传工作！这一干，就是十五年。

1966年，伟大的文革开始了。对很多人来说，这又是一次出人头地、大展宏图的机会！在地方，推动文革的重任自然属于中央文革的英雄们。而在军队，也需要一位豪杰推动军中文革事业。历史的重任将落在刘志坚身上！

能和陈老夫子、李云鹤这帮人一同做伟大事业，看来幸运真的又一次来临。那接下来，刘志坚要如何走下去呢？且听下文分解。

洪兴故事四——六届四中风云（下）

与大鸾主动和大学生们拉近关系正相反；在犟驴子罗章龙的带领下，业务老干部们却和大学生们分道扬镳，还对立了起来。

（刘邦青年求学时的知音朋友，刘邦战斗时的亲密战友。和早期刘邦有着相同湖南倔驴子性格的罗章龙，将成为事情的主角。）

前面王明、博古和罗章龙的私下谈话，让耿直的罗章龙很不舒服——这些小伙子太妄自尊大了，他们竟然想用上层关系和权谋之术来代替社团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帮人要是上了台，社团不就乱了么？不就丧失了自己这帮文艺青年追求的平等、自由么？

在罗章龙的主持下，总工会给莫斯科写了一封信：痛斥王明、博古的反动言行，指明此二人品质不良、无工作能力、群众反对、不负人望，万难实现领导中国党与革命的重任；甚至在信中直接点名王明的后台米夫，说人家扶持私党、破坏党章；甚至，把1930年初，王明被捕的那次事件拿了出来，证明王明是个叛徒！

这样，彻底把大学生们推向了“务虚管理层”一边。

在这样的背景下，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了。开会前，双方就开始争锋相对。

原因还是“民主集中制”。我经常强调，洪兴社是由一帮有着极强皿煮意识的激进青年创立的，而马列思想的核心也是“皿煮”。

所以，洪兴社和大清的套路、北洋军阀的玩法、甚至国民党的规则都不同。在那里，谁的钱多、兵多、权力大、人脉资源广，谁可能就占据C位；而在洪兴社，要讲究选举！

洪兴社的权力来自于下面：权力最大的是全体社员，因此全体社员大会（也就是几大）是权力最大的组织；但所有社员不能决断工作，因此在全体社员大会（几大）上，会选出社员们的代表，这就是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们再在每次大会后的一中全会上选出政治局，作为日常工作的决策机构；后来政治局人太多，那就再选出常委来做集体决策。

所以，洪兴社看起来是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普通社员的管理体系；其实权力构成正相反。

而只有全体社员大会（几大）才能整体选举新的中央委员；所以，中央委员的数量，决定了在每次全体社员大会中间的时间段里，哪一派的股份多、哪一派的话语权大。

海外总部的领导米夫和现存的洪兴社管理层联合决定不开全体洪兴社员的大会，也不召开可以让一部分基层骨干参加的“紧急会议”，只想用“六届四中全会”。

这业务老干部们也就认了。但细节必须谈清楚。

罗章龙联合数位中央委员对即将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如果为客观条件所限制而举行四中全会，那么四中全会只能遵守党章而行事：只能由六大中委组成，而不能由非中委参加做主体；再则四中全会既非全国性大会，也就根本无权改选中央委员及中央领导机构，否则便是违反党章，属于窜逆行动。”

——简单说就是两个点：要开四中就要遵守党章。首先，参会人只能是上次六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委员，而不能用其他人（针对大学生们）来稀释选票基数；其次，既然不是全国大会，则中央委员不能动，保护我们这帮人的位置。

对主持六届四中全会的米夫来说，这次是要把学生们运作进洪兴社董事会（中央委员）的；业务老干部们也不能得罪，毕竟要靠他们办事；还好自己背后有大鸾的团队支持，比较有底气。

于是，1931年1月7日的六届四中全会参与者，形成了这样两派对立的情况：

一派由米夫的学生们，加“务虚管理层”一共10几个人，我们耳熟能详的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夏曦、向忠发、瞿秋白、大鸾、顾顺章、胡均鹤。

（胡均鹤，少共书记、共青书记，以“老干部”身份坚定站在大鸾一边；赵尚志的妹夫；洪兴社、国民党、汪精卫都工作过；以离休干部身份活到93年。这也是奇人一位。）

另一派是中委中的老业务骨干，还有一些总工会的负责人，包括：罗章龙、史文彬（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何孟雄、林育南等26人。

（和罗章龙一样强悍的史文彬。）

虽然给了不是中委、也不担任重要职务的大学生们参会权和选举权，但米夫与管理层的联盟人数还是少的。所以，米夫、大鸾的策略是坚决控制会议主导权、提名权，并缩短会议流程。

主导权和提名权不用说了，大鸾、向忠发、米夫都在场，组织原则在他们手里。同时把会议流程缩短到极致，就两项：国际代表做报告、选举中央机构。

共产国际代表的讲话还是洪兴社的老套路——绕来绕去、不明所以，但有些关键点——要求洪兴社执行国际路线，强调彻底改造社团的领导机构，成立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机构。

对共产国际代表的发言，业务老干部们很不满，现场就闹了起来。这都是些做工人运动的演讲高手，一起发威，局面热闹非凡，主持人根本控制不了。有点慌张的米夫立即安排下一项会议日程：选举。

可当领导们把中央委员选举名单拿出来后，会场更乱了。因为这里出现了“王明、博古”的名字。这帮老革命整齐的用皮鞋擦地板制造噪声，同时嘘声四起。

老干部派的首脑人物史文彬的讲话直击要害，点明了自己这帮人的闹的理由：“洪兴社党章明白规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洪兴社最高领导机构，全国大表大会以外任何会议和机构不能产生中央领导机构，否则视为非法，违反党章的行动。洪兴社虽然是共产国际支部，但共产国际应尊重洪兴社党章，不得随意任命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外指个人担任中央领导成员。如果洪兴社全党认为有需要改组中央领导，必须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以解决之。”

紧跟着，发生了洪兴社历史上各次大会最惊人的一幕——与会者中的一大半、26个老干部派集体退场，不陪你们玩了。

这么大的事，要是发生在现在就搞笑了。还好发生在社团初期，而且是总部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阶段。 米夫-大鸾烦不了了。反正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在，你们这帮人弃权，那我们这十几个人的选举也有效！开始选！

于是，在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基层骨干退席不在的状况下，六届四中全会就把社团股份给划分了！

中央委员里加入了如下几个人：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

中央委员去掉了两个人：李维汉、贺昌；

（贺昌同样是工人运动出身，却坚定跟随“务虚管理层”，这次和李维汉一起被扣上了“立三路线”帽子。未来留在南方和胖诗人一起打游击，牺牲）

中央候补委员加入了这几位：夏曦、陈昌浩、沈泽民、汪盛荻；

（看电影不能光看情欲。汪盛荻也是众多从洪兴社跳槽叛变到国民党做特工的人员之一。接下来的故事中他还是重要工作，可惜他没机会讲真话了。）

王明更是以江苏省委负责人的身份被选举（安排）进入了政治局，和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大鸾、卢福坦、任弼时这几位大神平起平坐起来。

（卢福坦这个名字很陌生。这也是工人运动高手，接下来罗章龙被开除后，会接手他的总工会，甚至做到了社团常委。可惜后来叛变当了中统。69年被枪毙，注意这个枪毙时间，他的被杀也和社团上层的斗争颇有关系。）

为平衡一线业务人员的心态，这次会议还安排了七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刘邦（熬了几年后，总算回到社团高层）、顾顺章。

当然，最高权力机构还是常委。这次的三个常委是：向忠发、大鸾、张国焘。傀儡向忠发继续当总书记，安逸的搂钱搞女人；大鸾继续自己最喜欢的身份——以老二的身份操纵全盘；吸纳了莫斯科和业务派都认可的张国焘加入管理层，但迅速安排其进入鄂豫皖苏区。社团大脑还在大鸾手里。

社团的核心层工作则被“务虚管理层”和大学生承包。少共书记胡均鹤，宣传部长张闻天（28个半之一），组织部长王稼祥（28个半之一），妇女部长孟庆树（28个半之一）。

（矮个子王明娶了高个子美女孟庆树。可见男人有才最重要。延安整风高潮期，孟庆树这个弱女子为老公出头，成为唯一一个公开怼刘邦的异己分子。）

此外，以史文彬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被取消。大鸾和米夫的联盟现在连社团内的监督都没了。社团下辖各省级单位，也仿效中央办法，进行程度不同的改组。

——有党章依靠、有人员优势的业务老干部们本以为自己的孟浪行动（现场退出会议）可以要挟对方，结果被彻底踢出局。当然不能忍！

罗章龙、何孟雄立即联络16位中央委员联名写信给米夫：强调六届四中全会为非法；会议决议和选举无效；要求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鸾的情商和米夫的智慧，还不至于说就彻底和老干部们闹掰。毕竟人家都是一线干活的；更关键的是，从法理上来说，人家有道理。

商量后，米夫主动向领头的罗章龙示好，给出处理意见：国际代表米夫对四中全会发生的事实表遗憾，但这纯属党内意见分歧，双方原可以设法解释，使大家言归于好，因此建议双方举行一次座谈会，出席一方为给国际写信联合署名的同志，一方为国际代表三人，要求真诚坦率的交换意见，直言无隐。

既然说要开会，那就开吧。但注意，米夫、大鸾要和稀泥，是很难的。因为他们的对手是罗章龙。 罗章龙是什么人？那是刘邦最初对社会征友时交到的好朋友，刘邦成立的第一个组织新民学会的奠基人之一！那是和刘邦并行搞洪兴社活动多年，在一线工作中从没落后的猛人！那是又一头湖南倔驴！

（兄弟们策划走洪兴社道路，一起在北京合影。注意此时站在C位的就是罗章龙，就是和刘邦并排站在前排、姿势霸气的那个小伙子。他是当年一大堆留法同学中，唯一考上北大的靓仔。）

1931年1月中旬，双方的和谈——花园会议召开。

会前，米夫带着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先和罗章龙单独谈了一整天。

第二天，米夫三个人又给26个退出会议的中央委员讲了一上午。

听完了这些劝和的话，业务老干部们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史文彬：“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热爱列宁首创的第三国际……但不欢迎错误路线！……请求国际定期召开七次大会，解决党的一切问题。”

唐宏锦：“党章党纪，是革命的根本，为了方便私人，破坏党章党纪的是，共产国际有责任出面制止” 最猛的是肖道德：“我们在城市革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命，王明、博古则从中大回来革工农的命，这是何道理，国际应做说明！”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肖道德这样的老革命，在长征后失踪。）

话谈到这里就没法谈了。米夫带着两个共产国际的代表灰溜溜的撤退离开。

此时，干惯了地下工作、敏感异常的罗章龙们，却突然对负责会议安全和与会者交通、住宿工作的社团头号特务顾顺章产生了怀疑。这家伙手下荷枪实弹的特科小兄弟们竟然不让老业务干部们出会场，说是向忠发总书记让他们留在此处过夜。

同样是一直玩社会、搞刀口舔血工作的人，顾顺章那几个拿枪的小兄弟能吓唬的了罗章龙他们么？当场几个老干部就跑去夺守门小兄弟的枪，眼见着一场火并就要爆发。

关键时刻还是罗章龙冷静，主动找顾顺章谈判；面对罗章龙，顾顺章这杀人不眨眼的地下工作干将也只能服软：“如果走就难保安全，这样我就不符安全责任了。”

最后，罗章龙一直盯着顾顺章，把兄弟们都送走才自己离开会场。

误会和梁子在进一步加深！

就在这种互相猜忌的情况下，罗章龙他们办了一件过头事！竟然自己搞了个中央！

总公司乱安排管理层，那我们国内的市场骨干就注册个企业自己搞！这个企业的名字叫做“洪兴社中央非常委员会”，和六届四中全会上“洪兴社中央委员会”对立！

“非常委员会”主席、中央工委书记、总工会书记罗章龙；

“非常委员会”组织部长、监察委员会主席、铁总（铁路工会组织）主席史文彬；

“非常委员会”宣传部长、江苏省委书记何孟雄；

“非常委员会”秘书长、上海总工会常委林育南； …… 共计22个中央委员，15个后补中央委员，这公司就建立起来。然后他们掌控的各个省也都成立了省级的“非常委员会”（分公司）。这下子，整摊子就把米夫和大鸾的“务虚管理层”替代了。

这个事太大了！洪兴社是“民主集中制”不假，但洪兴社还非常强调纪律！在国民党，蒋介石另立中央没事，汪精卫另立中央可以，像李济琛、李宗仁、陈济棠一类的人也曾另立中央。但在那个没纪律感的团队，另立中央的失败者也可以和成功者谈笑风生、继续合作。

但洪兴社不同！之后一个另立中央的张国焘，被刘邦吓得投靠了国民党；只是有另立中央想法的韩信，也折戟沉沙。在洪兴，另立中央者的结局只有肉体死亡或政治生命死亡！22个“非常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中，只有一个陈郁熬到了洪兴社上市，混到了高位。这也多亏了他良好的人脉和柔和的性格。

（陈郁海员出身，自然习惯做的是海员的工人运动。感谢生命中两位贵人——任弼时，大鸾。陈郁后来做到了煤炭工业部长、广东省委书记、广东革委会副主任。坐上高位的他，也许会后悔年轻时曾经反对恩人大鸾吧）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老好人大鸾还想给罗章龙他们一个机会，他一辈子都想维护社团团结。大鸾使出了日后自己政治生命中经常用的套路——找和事佬说和。

第一个来说和的人身份特别合适。此人是刘邦、罗章龙的老乡，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多年，更曾经是刘邦在湖南一直重用的小兄弟；而他，偏偏还是王明28个半之一，在中山大学坚定地和米夫校长站在一起斗争。此人是夏曦。

（夏曦最为人熟悉的便是在贺龙那里残酷的肃反，可他为何肃反？一介空降的文人又如何能随意杀戮这些啸聚山林的强人？以后我可以讲讲细节。）

刚从莫斯科留学回国的夏曦见面就和老朋友拉近距离：“老友，我是私人拜访性质的，并非做说客的。”而后，进入正题：“非常委员会这样做，不怕冒分裂党的罪名么？”

罗章龙则有自己的逻辑：“非常委员会成员大都是六届中央的中委，……反之，王明博古的中央实是与党无关的野孩子。”

夏：“一个革命党应该通权达变，难道野孩子不能变成家孩子么？”

罗：“曼伯兄，你是富于官场生活经验的人（大革命时，夏曦是国民政府湖南省工农厅长），非常委员会的人无此雅量，他们只辩正谊，为革命打抱不平。”

这话把夏曦揶揄的够呛，只能自嘲：“老兄莫讲笑话，我知道你们是瞧不起王矮子的，矮子人小，本不值得大家反对，可他的后台很有份量……”

这时旁听的一个小姐妹、总工会妇女部负责人刘炎（1939年牺牲）插话了：“曼伯先生，你也是一个星主（夏曦也是28个半之一，大家嘲讽这28个半为28星宿），也是个有分量的人，但我们革命不能抹杀是非，专论分量。要知道任何有分量的庞然大物违反工农革命利益，也不免会土崩瓦解的！”

眼看着老兄弟和老兄弟的战友揶揄自己没完了，夏曦决定掏心窝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罗章龙面前：“文虎老哥（社团内罗章龙的诨号），你我老朋友，所以不嫌冒昧，披肝沥胆向老兄进一言。革命道理是有弹性的，可方可圆；权力是现实的，不折不扣。你们的调子实在太高，调子太高就不符合实际，缺少适应性，我奉劝老兄把调子放低一点。我看米夫已下定最大决心，不把非常委员会的事解决，绝不离开上海，他们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国际路线如水在盂，可此可彼，权力是现实的，不可动摇，共产国际对王明、博古成立中央已是一年前内定的事，纵有强大阻力，也不会中止。”

看夏曦劝解的话，是无论如何不能把一个心里有障碍的杀人狂魔结合到一起；反而是一位外柔内刚、对朋友热心的务实好汉。

可业务老干部派都是当年最激进的知识青年，他们只讲道理和原则，不讲权变。旁边的林育南甚至发怒：“我看国际无勇气正视自己的错误，如坚持错误，什么也是白说。难道要我们告饶不成？烦你回去进言米夫，不要拿中国革命开玩笑，这就够了！再没有别的可说的话了。我们要挣百年是非真理，不管一时成败！”

罗章龙也表态：“你该回去向矮子多多开导。”

眼见再争论就要吵架了，夏曦也很无奈：“目前大家火气正高……相骂无好言，打架无好拳，对方是很恶毒的，什么是做不出来？”然后就转身离开了。离开前，夏曦似有预感的对罗章龙等同志们说了一句：“此一去恐后会无期。”

谁知一语成谶，夏曦在洪湖神奇的落水而亡，也借此就把湘鄂西的屠杀责任都算到了自己身上，维护了社团未来高层的团结。

第二个有分量的说和人是“怪君”。此人在北大就是罗章龙的同学和搞洪兴社的同志；后来在安庆负责安徽的地下工作时，又是罗章龙的下属战友；此人还是王明的老乡。哦，他还有个我们熟悉的名字——柯庆施。

（柯老怪这样智商情商俱佳的人物，才会被刘邦看中顶替大鸾。）

老怪说话很直接，也很有道理：“这回我是来上海看灯的（看热闹、不参与），我阅读非常委员会发布的提纲，指明批评米夫及临时中央的主角、副角共有十人之多。真是敢于捋虎须、批逆鳞的行为，但未免树敌过多，太不讲究策略了。” 旁边李伟森对人家柯老怪的话很不客气：“老柯同志，你的话固然有理，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大船都被弄翻了，革命全局都会遭受牺牲，自己也莫想得救了，所以绝不能从个人利害着眼看问题。”

（“左联五烈士”里的李伟森。每次看到网络上没卵子的文青公鸡，我总要鄙视一番：同样是写激进文章的青年，人家从来都坚定自己的信仰，并舍得付出生命！这才是有骨头的知识分子。）

老柯听了这高调的话，也给了实在的回答：“请同志们不必动气啊，我们是多年之交，我今天披肝沥胆向老朋友进一言……政治上王、博一伙原数鼠盗狗窃之辈，属于宦官宫妾寡廉鲜耻之流，但这样便构成他们搞阴谋诡计和宫廷政变的优越条件。舍此以外，老爷们是断无法再找到这样一群喽啰的！他们成事不足，败事却是绰绰有余的。目前共产国际批准王、博主持中央，排除以外的人领导革命，这是千真万确。你们虽然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但如果反对他们，他们便会假借国际路线做挡箭牌，东方部为靠山，狗急跳墙，不顾一切，进行不客气的残酷斗争，这样就把革命都断送了！……”

老柯的话老成持重，但罗章龙还是拒绝：“这些事我们都知道一些，大家也仔细考虑一番了。我们决心用群众意志来反对王、博，扭转米夫。……米夫一伙一定会遭受历史的嘲笑。革命大业难道只顾目前成败和名位么？难道赤裸裸的信仰“有奶便是娘”的原则么？”

话说到这地步，柯老怪也没法说下去了：“我自知有些失言了，请老兄不必见怪。但我向你说的是真话，供你参考罢了。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就可以了。”说完转身告辞。

之后柯老怪在上海担任中央秘书长，随后去北方局工作。因为他的“变通”与“灵活”，一路上和王明走的很近，因此在延安整风时被好一顿收拾，夫人也自杀身亡。也是因为他的“变通”与“灵活”，被教育后，柯老怪又重新升起到高位。还是因为其“变通”与“灵活”，招惹了大鸾，最终被请出了八宝山。人还真是性格决定命运啊。

第三个来劝说的重量级人物是王首道。王首道是罗章凤（罗章龙胞弟）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同学，都是讲习所大老师刘邦的信徒；王首道和罗章龙也有较深的合作经历。更重要的是王首道一直是刘邦依赖的心腹，先给刘邦做秘书，长征后帮刘邦管理政治保卫局（代替邓发）、秘书处（代替邓颖超和霍光）这两个极其重要的部门。

王首道为何突然来到上海？因为1930年底，刘邦出事了。

1930年底，刘邦遇到了自己生平中唯一一次军事叛乱——红20军竟然逮捕了刘邦派来整治AB团的李韶九，释放了被李韶九关押的干部，“制造信件”明确反对刘邦！

而且20军这帮人很聪明，他们只反刘邦，却支持朱德、彭德怀；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还专门派段良弼携带了几十两黄金到上海总部说理，要求裁决。

此时，绝对是刘邦人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中央如果倾向20军，支持朱德、彭德怀，刘邦一直引以为资源的“群众基础”将不复存在；再加上他不太好的人缘。其政治生命估计也就完蛋了。

所以，派出王首道来中央运作、解释。

罗章龙很清楚王首道来中央的目的。江西那边20军的皿煮行动造了刘邦的反，现在罗章龙也是皿煮行动造了米夫-大鸾的反，从逻辑上刘邦和王首道不好支持自己；刘邦派王首道来上海，是为了争取中央，最好是东方部的支持，不敢得罪米夫-大鸾，从利益上刘邦和王首道更不敢支持自己。

所以，当罗章凤要求王首道支持时，罗章龙给与了反对；但也拒绝了王首道的劝解。

临别前，王首道只扔给自己这些好兄弟、好同志一句话作为安慰：“王、博行为，大失全党的同情，所谓多行不义的人，绝无幸存的道理。”

（大鸾和王明、博古来江西后，又把王首道打成了右派；随着长征结束，王首道成了刘邦掌控中枢的关键棋子。可不同于后来接手王首道工作的任弼时、杨尚昆，王首道在公司上市后只做到了省部级。人生真是充满了偶然。）

事情到这一步，双方已经没有调和余地。

非常委员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既然组建起来，就要工作。第一个行动的就是江苏省委；何孟雄准备召开全江苏、上海的活动分子大会，继在自己的领导下继续干革命。

何孟雄的人都是地下工作老手；而且对大鸾、顾顺章的特科已经发生怀疑。所以，这次会议他们安排的很隐秘。

首先是时间，只提前3天通知参会成员开会时间。尽量缩短信息外流周期，保证安全。

其次是地点，1931年1月17日开会这一天下午2点，参会的40多个代表分别在被通知的八仙桥青年会、恩派亚电影院、日升茶楼等几个据地集合，然后才由交通员分批带到真正的开会地点——上海东方饭店。保证地点的隐蔽性，不被提前泄露。

最后是会议流程，何孟雄的安排是1月17日当天晚上就把会开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并特别安排8名地下战士做会务工作，其实就是保证参会者来去的交通安全和会场警卫工作；其中3个人专门待在会场旁边的房子，观察情况。

就这样，还是出问题了！会议刚开始，英租界的巡捕和国民政府的便衣50多人就来到东方饭店抓人。除了少部分参会者逃脱，现场就逮捕29人；然后又去住处继续抓人。共计逮捕42人！江苏、上海的社团骨干、非常委员会的核心基本大量陨落。

短暂的审讯后，其中的23人被执行枪决！执行地点就在上海龙华寺。上海警备司令部在龙华寺旁边挖了一条宽、深6米，长30米的壕沟后，就在壕沟边处决了他们。这就是著名的“龙华23烈士”！这次开会被集体逮捕的事件就是“东方饭店”事件。

（洪兴社夺权后没忘记这些冤死的战士，胖诗人和潘汉年作为上海的市长、副市长，下令务必找到烈士们的遗骸。1950年建设公墓安葬这些烈士。）

烈士中有非常委员会中央委员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还有数位江苏非常委员会成员。这里面还有左联的几个人：白莽、柔石、冯铿、李伟森和胡也频。为了左联的几个年轻好朋友，鲁迅先生专门写了我们初中都学过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对于这几位被捕的内幕，鲁迅先生也不晓得吧。）

事情就如此结束么？不会！“东方饭店”事件发生后，在非常委员会力量强大的北方各地省委，也纷纷出现了类似集体被捕的事件——北京、天津、青岛，等地社团组织纷纷被当地主管部门冲击，人员被逮捕。

各地的“非常委员会”成员在被大量逮捕的同时，米夫-大鸾掌控的中央也开始了强势措施：凡参加“非常委员会”各级组织的中央委员，全部开除党籍，不得申诉！同时，罗织一份反对四中全会、参加“非常委员会”的基层干部名单，逐步开除党籍、不再使用！

那位说了，“东方饭店”事件和后面一系列社团组织被剿灭的事件有内幕么？

从两个角度看。

首先是对比分析，即使顾顺章这样负责社团交通线和所有隐秘信息的二号人物被捕，即使向忠发这样的社团一把手被捕，都没有发生如1931年初这样大规模的社团组织被剿灭情况。连续、精准的大规模逮捕，这太反常了；而且，米夫的学生、大鸾的手下竟然完全没有在这场大逮捕中出事。社团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这类现象。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当时“非常委员会”自己调查的线索。四个莫斯科回来的学生唐虞、丁觉、王琳英、汪盛荻，在中央特科工作，他们一直盯着非常委员会的行动。据“非常委员会”调查，就是这几个人把“东方饭店”的开会信息送给地方包打听；并将被捕人员的详细信息做文件汇报给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对这四人给与奖金，而其中的中央后补委员汪盛荻后来更是直接叛变加入国民党。

另据罗章龙本人回忆，事发后顾顺章曾炫耀：“我们这边哪个不知，这是苦肉计呢！”

另外，中央委员、28个半之一的王云程，在出任江苏省委书记期间被捕，继而加入中统。其在自首中写道：洪兴社在内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杀告密手段，如何孟雄等20余人，都死在赵蓉（康生）等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中。

谁能在国共两党任意游走？谁能管理赵蓉、顾顺章这帮骄兵悍将？聪明人都把矛头指向了王明，读者们相信这个大学生有如此能力和魄力么？

至此，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史文彬等组织的包含早期洪兴社基层骨干的“非常委员会”，和他们另立党中央的行为，在内部纪律、外部绞杀的情况下彻底失败！参与者不是被逮捕、枪毙，就是丢失了社团的政治生命。

几个负责人，何孟雄、林育南在龙华被枪毙。

史文彬31年被开除出洪兴社、丢失工作，只能回老家生活；41年主动联系在山东的八路军，想回归组织；但没人愿意给他们翻案，而影响目前社团的稳定局面；42年史文彬病死。

罗章龙被开除出社团后，一直在各大学任教。社团49年上市成功后，老兄弟刘邦还很关心这个“管鲍之交”的好朋友，给了很多优待。你罗章龙在各大学当教授，过好日子是没问题的；你罗章龙在政协参政议政也是可以的。

但刘邦不能、也不想违背社团做出的“罗章龙反党集团”决议，毁掉自己和大鸾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温馨局面。所以，罗章龙也就回不了组织了。

这样也好，远离是非之地，安心著书立说。年纪大了的罗章龙也学会了委曲求全。他在回忆录中，涉及到六届四中全会政治斗争时，点名骂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米夫、王明；在涉及“东方饭店”事件时，提到王明、顾顺章、康生、汪盛荻，但都没提大鸾！这就是成长！

罗章龙平平安安的活到了1995年。当年他的敌人和战友都早已死去。

“六届四中全会”造成的社团矛盾大爆发，以至于罗章龙组建“非常委员会”分裂社团，之后双方流血斗争。这次事件严重影响了社团历史。至少有以下几点：

1、社团为了维护基层稳定，对同时发生的江西富田事件，做出了完全偏向刘邦的裁决。刘邦这才稳住了地位，有了日后做社团龙头的基础。

2、大鸾是个聪明人，自己派系的弱点是没有基层经验；业务老干部和基层骨干不是被抓就是被开除，事情也要有人干。于是，大鸾安排，把自己派系和大学生们都安排到一线去做实际工作。我们熟悉的项英、任弼时、大鸾、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等人去中央苏区；夏曦去湘鄂西；张国焘带着28个半里的沈泽民、陈昌浩去了鄂豫皖；还有众多务虚派和大学生被安排到了战争区和一线白区。其中很多人成了烈士，也有很多人做了叛徒。从此，各大苏区热闹起来，最后集体长征。当然，也没人再敢说大鸾是“务虚派”，大鸾补上了自己的短板。要说没用的还是王矮子，就这家伙又跑去苏联了，坚决不去一线吃苦受累。

3、六届四中全会后，大鸾又成功的把一把手的位置留给了大学生们。向忠发被捕、被杀后，王明、博古、张闻天三位轮流做了龙头，大鸾还能隐然保持幕后操纵局面的势力。直到刘邦上台、真神归位，大鸾总算真心甘于人后，一直到死。

4、也许是受罗章龙团队遭遇的启发，从1932年开始，刘邦变得“柔和”、“变通”起来。面对夺权，他安心养病；面对长征，他祈求跟随，而不留守江西；面对三人团，他主动找王稼祥、张闻天这样的年轻读书人拉拢关系；面对彭德怀、韩信的逼宫，他笑着处理；面对王明来到延安作威作福，他坚定地吹捧和照顾。同时，他不再以业务骨干那种江湖气为荣耀，反而开始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最终，刘邦被各派认可和欣赏，也从28个半手里夺取了理论家的位置；43年整风算是部分的帮老兄弟们报了仇、收拾了28个半；统一了社团意志后，最终带领洪兴社上市成功！一直到1966年，刘邦知道自己时日不多，这才又回忆起和罗章龙、夏曦、老蔡们在新民学会时立下的青年梦想，舍掉“柔和”、“变通”的外壳，最后为了青年伙伴们曾经共同的理想冲刺了一把。

至此，本节结束。用一个故事收尾吧。

1915年，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去西玛丽第一中学找同学玩的时候，看到了学校外墙上贴的一份油印告示，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他立刻被漂亮的书法和古典文体的内容所吸引，尤其里面引用《诗经》的词句“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更是让罗章龙喜欢。于是写信回应，署名“纵宇一郎”。

“二十八画生”接到回信，相约见面。三天后，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二十八画生”和“纵宇一郎”见面了。

经历过青春时代的男人应该能对他们的见面产生共鸣。两个有学问、有见识，关键还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是的年轻知识分子，见面后就是痛快的聊天。两人从国内外政治、经济，宇宙人生，治学方法，到新旧文学与史学评价无所不聊，甚至还聊到了音韵改革问题，都主张以曲韵带诗韵。 畅谈一天后，二人临别表示“愿结管鲍之谊”。从此，他们成了朋友。“二十八画生”就是我们熟悉的刘邦。

（虽然已进入不惑之年，小龙人依然能理解长沙两个年轻人畅谈的痛快。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和认知水平、思考方式、价值观类似的人畅谈了！）

刘邦在和斯诺回忆此事时也很感慨：“我从这个广告（征友启事）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洪兴社，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有意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1918年，罗章龙要去日本留学，找救国之路。刘邦带着新民学会的兄弟们给他凑了部分路费后，罗章龙要出发了。临行前，刘邦以“二十八画生”的名字赠送罗章龙诗一首：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官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洪兴故事三——六届四中风云（上）

社团历史上的很多事都和1931年1月7日这一天的这一场会议有关系。

社团早期的恩怨在这场会议上爆发；社团未来的恩怨在这场会议上种下种子；社团里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都隐藏在这场会议中。针对这场会，很多人都不愿意说真话，很多人不敢说真话。

要了解六届四中全会，还要从1928年的六中全会说起……。

1928年，年轻的洪兴社在国内吃了大亏。

自己全力以赴帮国民党发动学生、工、农，使这个只会拉拢上层人物、招募年轻军阀的小众政党，变成了和激进知识青年、工人、农民紧密联系的政党；并迅速爆发力量，一鼓作气从珠江流域扩张到黄河流域。结果呢，却被国民党内部的几派力量联合绞杀。

（收拾洪兴社，是大家的共识。）

趁着国民党内部派别政治、军事互殴，利用自己这两年在基层知识青年、农民、工人中积累下来的组织力量，洪兴社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起义。结果却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接下来，社团的路该怎么走？之前的错误谁来承担责任？总公司将给什么支持？未来和总公司将如何合作？稚嫩的社团将如何在困难之中建立一个能战斗的领导核心和领导机制？这些问题，都急需解决。于是总部决定，在1928年，安排洪兴社的骨干到总部召开六届全体大会——六大。

此时总部的情况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苏联已经成立10年，外国干涉军、白匪军、黑军都被干掉和打跑了；也得到了西方主流社会的认可；雄心勃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工业强国和苏联梦即将实现。

更关键的是！列宁死时的接班人队伍已经竞争出了彻底的胜者——斯大林。最强的挑战者托洛斯基被流放，老干部派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案已经被降服，布哈林作为一介文人暂时也只能甘心给斯大叔歌功颂德。有了唯一领导，总部自然气象一新。

（斯大林最强的对手是“红军之父”托洛斯基，但列宁似乎对此二人都不很属意。）

这个局面下的斯大叔自信无比。在他的英明指示下，参会的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给了参加六大的洪兴社全体成员的代表们指出了方向。

首先是逻辑方向：洪兴社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洪兴社的事业会不断胜利——如果出现失败和挫折，只是因为个别人的错误指挥，而没有听从共产国际的知道——只要把这个错误人员揪出来，还上正确的人员——社团就会成功。

然后是具体改正方向：洪兴社第一任龙头陈独秀是犯了错误的，短期替代陈独秀的瞿秋白是有错误的，把他们拿下来，改变他们的错误就好了。洪兴社原来的错误根源是小知识分子管理，血统不纯，该找个工人；看来看去，就是那个在莫斯科汇报了一年工作，做过工头的向忠发很合适，那就让他当龙头吧。

（瞿秋白这个稚嫩的年轻人只是陈独秀的俄文翻译，却在社团慌乱中成了龙头。一个身体瘦弱的文青怎么能承受如此压力？他临行刑前写的《多余的话》可能才是他真实的心态吧。）

在总部的一套指导思想下，“六大”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然后召开“六届一中全会”，又中央委员们选出政治局委员、常委。这个名单的整体改动只能等到下一次全体会议。

我们看下名单：

中央委员：唐鸿景、孙秀峰、黄平、王若飞、杨福涛、顾顺章、向忠发、彭湃、陈谭秋、徐锡根、卢福坦、刘伯坚、阮啸仙、罗绮园、陈郁、朱宝侹、吴汝铭、李振瀛、蔡畅、刘俊山、恽代英、孙津川、何孟雄、谭守林、袁乃强、方志敏、贺昌、李求实、李涤生、张金保（女）、苏兆征、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杨殷、周恩来、李源、蔡和森、项英、任弼时、余茂怀、王藻文、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

候补中央委员：徐兰芝、王凤飞、王灼、唐宏经、刘坚予、夏文法、史文彬、李子芬、周秀珠（女）、甘卓棠、邓中夏、罗章龙、王仲一。

是不是里面的很多人大家不熟悉？这很正常。那个时候的斗争就是如此残酷。被社团或者派到山沟沟里和地方豪绅厮杀，或者派到城市里挑起工人事件，重压之下不是很早牺牲，就是叛变。

这里面突出的人物是刘邦。作为没有参加六大的人物，人家刘邦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可见其在社团内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成就之高。

中央委员们的集体权力来自全体社员，所以最大；但是中央委员人数多、不容易聚，社团平常的事情决断权要在更高级的政治局手里，所以中央委员选出的政治局更重要。

看六大的政治局成员：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大鸾、蔡和森、李立三、项英。

这七大董事具体负责的工作如下：向忠发做一把手总书记、居中负全责；社团第二任龙头，承担了前面失败责任的瞿秋白留守苏联；总部储备干部，洪兴社里有资历、有实践经验的张国焘也留守苏联，和瞿秋白一起做社团代表，保持和总部顺畅沟通；李立三管组织工作；蔡和森管宣传工作；大鸾负责军事和间谍、内卫工作；项英负责工人运动。

这次股东大会定下的格局，给接下来的洪兴社内部矛盾埋下了基础。

原因很直接：做实事的人不在管理层；管理层都是务虚派；在管理层上面还有一个更务虚的米夫带着一帮年轻大学生做太上皇。

这就形成了一个古今中外各类组织中都不可避免的矛盾：务虚的管理部门和务实的业务部门的矛盾。

在业务部门看来，管理层的老爷们只会坐在办公室吹着空调，下达不靠谱的指示，阻碍甚至破坏业务工作；在管理层看来，业务部门的人都是小集体主义和小利益群体，不关注企业发展的长远方向和全面大局。

这种矛盾普遍存在，如果组织发展的好，并且上下尊卑秩序严明，局面还能被很好的控制；如果组织发展遇到困难，而组织又有着极强的皿煮习惯，那就完蛋了。

偏偏30年代的洪兴社就是到处碰壁，且激进小知识分子们的皿煮意识极强。于是，后面的问题就来了。

说到这里，熟悉社团历史的朋友可能会有个疑问——六大后的管理层都是务虚派么？

我们仔细看政治局七人组：

张国焘在一线组织过工人运动，和工人一起学习、生活、战斗过，但六大后的两年他和瞿秋白都在苏联，脱离管理层。

项英是正经工人出身，也是能在一线组织工人运动的能人。并且作为政治局成员，直接负责社团两大主营业务——农村军事、城市工人中的城市工人运动。但也正因为此，他虽是管理层，却长期和罗章龙等兄弟跑到全国各地的一线战场，脱离管理层。

真正在上海坐办公室里直接下达命令的其实就是蔡和森、李立三、向忠发、大鸾这四位。

蔡和森、李立三这两位刘邦的老朋友，过去搞过工人运动，但已经长期脱离一线；而且目前负责的是社团务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类似企业里的人事部、市场部。对业务老大们来说，这都是和自己拧着来的部门。

黑帮扛把子出身的向忠发，能做到洪兴社龙头的位置上，已经很聪明的认识到这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和资历。无非是总部喜欢工人资格，洪兴社大佬们把自己抬上去而已。所以他老人家只安心的做牌位、捞金，不管事。

问题最大的是大鸾，社团总部各部门所有人的安全、生活、工作、乃至行动，全都在他的内卫组织管理下，他牢牢控制着洪兴社大脑的运转；而社团最大的业务——军事，也掌握在他手里，各地苏区内部矛盾的裁决，委派政治、军事干部到各个苏区工作，不同苏区部队之间的协调互动，社团大规模军事方针的制定，都在他这里！但偏偏大鸾没有刘邦这样在田间地头组织农民的经历，没有太子刘盈、项英他们这样和工人同吃同住同战斗的经历。就连那个黄埔的政治部主任，上海工人起义，南昌军事起义，其实也都是被具体做事人给架上去的。大鸾这个权力最大的人，偏偏很虚。所幸的是，他有着极高的情商和政治资源，再加上他未来圣人的身份和巨大的权柄，造成左右各派的回忆录和当年的决策，都没有把他放在“错误”的位置上。

回到现实。不管满意与否，总公司做好了安排，日子还要往下过。六大后大家都安心回国工作了。万没想到的事，矛盾竟然先爆发在管理层内部。

源头还在总部。对于列宁更倾向的接班人布哈林，斯大叔一直是要除之而后快的，虽然这个理论家已经臣服。机会很快就来了，1928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没有启动资金。斯大叔的套路就是去农村强征粮食，套外国的机器和技术（洪兴社也学习的很好）。

谁知，这布哈林竟然带着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个政治局委员一起反对，甚至耍出了辞职要挟的套路。这斯大叔就不能客气了。

（布哈林这人，有列宁的才华，却没有列宁的老辣）

斯大叔给布哈林扣的帽子是——“右倾”。洪兴社六大刚开完，1928年下半年开始，斯大叔就对布哈林动手了。共产国际大会、俄共大会上，布哈林都不再出席；这位理论家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到1929年的高潮，斯大叔的主要战将莫洛托夫代表中央宣布：“要毫不留情消灭右派”，至此，布哈林的政治生命和生物学生命都快结束了。

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这么大的事，洪兴社这边的管理层也必须跟上。而且这一年来，换了龙头，社团还是没有起色，总要有个说法。让总部领导知道自己跟得紧的同时，顺便也应付下一线业务大佬们对管理层的不满。

于是，傀儡向忠发、实权大鸾、干将李立三一合计，把负责宣传的蔡和森安了一个“右派”的名头，指责他“看不见高潮的到来，忽视了发动群众、配合工农红军、夺取大城市的暴动、足见是明显的犯了右倾的错误……”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并送到莫斯科接受教育。

（老蔡是当年刘邦运作“留学法国”成功的好兄弟。这也是个湖南犟驴子，这次事情后，在苏联反省的好好的，非要回国继续工作。结果被捕，在最爱的向警予牺牲3年后，也牺牲。）

注意啊！蔡和森掌握的宣传部门这下也交给了负责组织的李立三一并负责。既然话都是你说出来的（负责宣传），下一个替罪羊免不了就要你当了。

麻烦的事还没结束。眼看着洪兴社内部权力越来越集中在李立三、大鸾手里，希望把正统共产主义理念灌输到洪兴社的总部、希望把中山大学支持自己的一帮中国学生安排到洪兴社高层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也坐不住了。

1930年，总部安排了两件重要事情：1、调大鸾来到莫斯科和总部高层会面，并代表洪兴社参加苏共16大；2、以王明为首的一帮米夫派学生（28个半）通过大鸾的安排和运作，逐步被派回国工作。

总部的态度很明显：是让实力强、情商高的大鸾挑头，带着中山大学真正懂得马列理论的大学生们撑起洪兴社的脊梁。

大鸾1930年4月的莫斯科之行，是充满荣誉感的。两个突出点：1、苏联共产党16大上，大鸾作为外国社团的代表，做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这是洪兴社第一次受到的礼遇！2、7月21日，斯大叔亲自接见大鸾，两人谈笑风生。

大鸾在莫斯科风光之际，刘邦正在和朱老总商量如何忽悠洪兴社总部，不去打南昌，应付差事；带着叫花子一样的军队在山沟沟和大城市之间绕圈。

但总部的态度被执行的却并不好。首先是大鸾本人，从这一次莫斯科之行开始，就形成了自己多年政治生涯一贯的作风——坚决不当台前的老大！仍然把向忠发和李立三推在前面，自己掌控实权。另一面，经过大鸾协调、回国内工作的“28个半”米夫的好学生们也不被洪兴社重用。

1930年，中山大学的学生们被“包分配”安排到洪兴社，其中以王明、博古为首的10个优秀毕业生被安排到了罗章龙负责的中央工委和全国总工会，也就是社团两大业务之一的工人运动部门。

对这帮眼高手低的大学生，罗章龙和现代很多企业里的老业务干部一样，不屑一顾，准备安排他们到各城市的一线工运领域干活、锻炼。

对此，王明的反馈是“自己身体健康状况不好，请勿安排基层工作”，博古说自己“无实际工作经验，愿先在全总学习一个时期，做些内部工作”。

总之，大学生们就是不想下基层和臭工人一起吃苦，顶着随时被杀的风险搞革命；而想在上海滩的办公室里吹空调当白领，未来被提拔，这才是自己这帮精英应得的道路。

看着王明那可怜的身高、博古厚厚的眼镜，罗章龙轻蔑一笑，安排他们在总工会宣传部当了个小干事，搁置下来。

但罗章龙的老兄弟、工运中的重要搭档何孟雄却敏锐的看到了商机——这帮大学生是在中山大学内部斗争时，坚定跟着共产国际东方部一把手米夫校长的，而米夫校长是坚定的斯大林手下。——他们是天子门生啊！

向忠发、李立三、大鸾这几位核心天天瞎指挥，自己这帮老业务骨干没有申诉之口。通过王明、博古的口，可以传递自己的声音啊！说不定还能掀翻那几个不下基层、只会搞政治、吹大口号的管理者呢。

何孟雄的岗位非常重要，此时的他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而当时的江苏省业务包括上海、江苏、安徽等地。也就是说，全国核心的工业城市和国民党首都的造反工作都是人家何孟雄负责，人家是洪兴社国内最大分公司的二把手（一把手是和刘邦、大鸾都有有渊源的奇人李维汉）。

（在长沙跟着刘邦搞新民学会；刘邦把他运作到法国留学后，又跟着大鸾搞旅游少年共产党。李维汉命好的同时，也会混。作为“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后来又能重起，也算了不起了。）

看到何孟雄的召唤，大学生们很高兴；对于何孟雄的想法，本就带着顶替洪兴社原有管理层任务而来的大学生很有共鸣。双方一拍即合！大学生和业务老干部们要联合起来对付管理层了。

（刘邦的好朋友，来自湖南的倔强文艺青年，何孟雄。）

这里要额外提一句——对于好兄弟何孟雄联合大学生的策略，罗章龙是不赞成的。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不妥。

老干部和大学生结盟的当口，三人管理层却在膨胀。当然，他们也确实有膨胀的理由——1929、1930这两年社团的局面挺好。

1929年3月开始，刚夺了大部分天下的国民党就开始内乱：3月，蒋介石和李白打了一仗，老蒋赢了；9月张发奎和蒋介石开了一仗，老蒋又赢了；10月，最猛的冯玉祥和蒋介石干了一仗，老蒋通过收买韩复渠、石友三而获胜；12月，刚投降蒋介石的石友三就和同样靠归附蒋介石而恢复势力的唐生智造反了，然后又被老蒋收拾；转过年春天，蒋介石又和冯玉祥、阎老西、李白展开中原大决战。

国民党这两年连续内战、核心不定，就给了洪兴社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到1930年5月，巅峰阶段的洪兴社已经有了十九个苏维埃区，十几个正规军，还有很多游击队和地方农军。这十几个成系统的军里比较著名的有：江西东部的猪毛第一军；湘鄂洪湖的双刀将第二军（以后夏曦会去管理）；江西西部的彭大将军第三军（后被刘邦吞并）；鄂豫皖的旷继勋第四军（以后张国焘会去管理）；江西西部的黄公略第五军（后被刘邦吞并）；肖克第六军（属于猪毛，长征后独立成军）；广西的李明瑞、俞作柏第七、第八军（社团派当时还很稚嫩的霍光去监军，结果一打仗霍光就吓跑了，残留的部队也并入刘邦手下）；江西的罗炳辉第九军（被刘邦吞并）；方志敏的第十军。

（旷继勋和张国焘、徐老蔫、陈昌浩的恩仇，我将在下一期洪兴故事里讲到）

国民党内部的中原大战打的你死我活，自己这边军事势力增大，各大城市工人运动也在兴起。三人管理层就打算配合斯大叔提出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新高潮来临”的判断，在中国做点大事业。

1930年5月李立三发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其中有表述：

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

单只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而没有农民暴动，兵士暴动，红军的有力的进攻，各种革命势力的配合，同样是不能有革命的胜利。

打蛇要打头，南京是反动政府的头，南京暴动就是打破敌人的头，全国都会起来革命，明天就会爆发世界革命！

猛烈地扩大，猛烈地扩大，再来一个猛烈地扩大！

最搞笑的是向忠发总书记，拿出了自己混社会时的话术：“到武汉过端阳节，到南京吃月饼！”

李立三最著名的判断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简单说，三人核心的意思是让负责工人运动的业务部门，组织各地工会全都暴动起来；让负责军事运动的业务部门组织各个军去打大城市，争取全国政权。这就是“立三路线”的主要罪证！

（当时社团里兄弟们对李立三的评价是：粗枝大叶、好大喜功、会吹牛、写文章。这样的人，被掌控做炮筒子，太合适了。幸运的是，他活到了洪兴社上市，也算分到点小股份。）

说这是负责组织、宣传这两个职能部门的李立三和傀儡向忠发的决定，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信。但，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的洪兴社历史上，谁都没把这事往大鸾身上推。这——就是大鸾的实力和情商！ 当“务虚管理层”在会议上提出这一套不靠谱的方案时，业务老干部们没说话，几个大学生却当场表示了反对。他们是王明、博古、王稼祥。

其中的领头人王明更是在会场上和李立三对喷。一个基层小干部和社团管理层发生辩论，偏偏这帮小家伙理论功底扎实，李立三还辩论不过。

李立三、项英很愤怒，开始耍起了领导权威。直接给王明等人扣上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并由向忠发当场宣布，立即撤销王明的职务；给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同时，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3人以严重警告处分。大学生们的第一次起义被打掉。

（闹事四个大学生里，何子述比较凄惨。被李立三打发到北方局做工人运动，30年底刚被社团年平反，31年就牺牲在敌人手中。）

到了1930年8月，“务虚管理层”围绕《决议》的精神，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其中有几个要点：1、以武汉为主，攻占全国几个大城市，口号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工人运动方面，要求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军事方面，并要求各路红军集中攻击几大城市。2、为便于统一领导，社团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行动最高指挥机关。3、要求共产国际安排外蒙古的红军进攻平津，要求苏联红军进攻东三省！而且给出了“很有道理”的解释——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我们洪兴社支持总部打中国东北的部队，现在总部该派兵帮我们打仗了。

——这就是找死！一个分公司不听总部的安排，盲目行动；甚至开始干涉总部的军事行动。这就是要造反啊！

而且，通过业务老干部和大学生们的连线，总部也立即知道洪兴社在国内遭受的惨败：各大城市工人组织因为暴露而被破坏严重；打武汉和长沙的红军损失大半，只有老滑头刘邦在南昌逛了一圈保住了实力。

总部知道必须再次规范洪兴社的行动了。

总部发出命令——召开六届三中会议，由在莫斯科赋闲的前任洪兴社龙头瞿秋白回国主持，传达总部意见。

眼看处罚躲不过去了，“务虚管理层”又使出了和反右派时的同样套路——舍卒保车！上次舍了蔡和森，让他做了“右派”；这次，只能舍掉李立三，让他搞“立三路线”。

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基本确定了几个事情：1、中央没有大错误，“城市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何孟雄）和“农村富农主义”（代表人物刘邦）还需要反对；2、服从共产国际安排，李立三自请退位，保留傀儡向忠发和实际掌门人大鸾。“立三路线”从此被叫了出来。

9月开完了会，李立三10月就来到了莫斯科，在总部被集体批判一番后，留在苏联闲置。从此，他也离开了洪兴社的核心。

对这个结果，业务老干部和大学生们都不满。抗争不只是为了搞掉立三，抗争是为了自己能进中央委员会、进政治局，参与社团的管理，不让“务虚派”一家独大！

这个时候大学生们在上层的关系发生作用了。李立三10月到莫斯科被批评，总部那边很快就给出了意见：“立三主义”不是小事情，而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只是机会主义，而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列主义！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也是不对的！这个决定将以信件的形式发到洪兴社。这封信就是《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国际十月来信)。

这封信10月发出，11月才到国内的洪兴社高层。而在信来到洪兴社之前，从总部回来上班的大学神们就把信息传递给了老大哥——王明、博古。

（主要传递者就是沈泽民。这个帅小伙有个著名的哥哥——矛盾；而他也将利用这次机会从一个小干事，直接升到了社团宣传部长。1934年，在帮助张国焘管理鄂豫皖苏区时牺牲。）

提前知道总部意见的王明和博古开始了翻身行动。他们主动找到了“业务老干部”们的领袖罗章龙，透漏了总部信息，并提出了双方深度合作的建议：1、自己这帮人是身负总部重要责任回来的，现在的洪兴社管理层必须彻底换血；2、现在的中央不是左倾，而是右倾；各个苏区也都是右倾，充斥着富农路线、枪杆子主义、军阀作风，必须彻底改变；3、全国总工会（罗章龙负责）是社团的精华所在，应该和自己一起完成共产国际交给的重大任务，大家在政治局都该有重要的地位；4、以后全国总工会的费用可以增加，而且自己会帮助全国总工会直接和莫斯科联系。

对王明、博古伸出的橄榄枝，罗章龙很谨慎的拒绝了。

但这小哥俩并没泄气，他们决定自己整！在总部信到来之前，做先知！他们连续两次给中央写信，表达对“立三路线”批评不够，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自己要求被平反。

王明、博古的信虽然获得了先机，但力量不强。

可当“国际十月来信”真的到来后，老干部们的反抗就有力量了。

发起挑战的是业务老干部派的三号人物（一号罗章龙、二号何孟雄）、总工会秘书长、湖北省委书记、韩信家革命三兄弟的老二——林育南。

（林家三兄弟在洪兴社的发展历史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来向忠发和大鸾的意思是把林育南这个刺头打发到刘邦的苏区，眼不见心不烦。万没想到，在出发苏区之前，林育南给中央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摘要如下：

“废除三中全会决议，再来一个真正接受国际路线的决议，必须郑重的采用中央紧急会议的方式……应明确指出在六月十一日前后数日中，中央政治局完全为立三路线所领导，中央的路线既是立三路线，这一路线完全是反正确路线的。”（把大鸾和向忠发也必须装进“立三路线”，你们俩别想舍卒保车！——小龙人注）

“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执行立三路线，而没有坚决彻底改变错误的表现者，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同志，中央应严格执行政治纪律，撤换其工作，加强其政治教育。”（林育南的指向已经很明确了，但他还是不敢点名——小龙人注）

“为彻底改正过去的错误，坚决执行正确路线，紧急会议上必须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老干部们的这份来信是有套路的。除了表态要收拾“立三路线”的真正操作者、“务虚管理层”的真核；技术上的关键是要召开“七大”，至少也要开“紧急会议”。

技术何在？只有“全国代表大会”才能彻底把中央委员会换届，并更换政治局，而不是简单的增补；只有“全国代表大会”才能把各地的一线骨干力量都聚集起来开会，这样在选举中自己的“业务老干部”们才能有足够的人数，彻底取代“务虚管理层”！即使开不起来“七大”这样的“全国代表大会”，也要召开扩大到基层干部的“紧急会议”。总之，要在会议上，保证自己派系的足够强势。

对这个手段，“务虚管理层”也很清楚，向忠发主动找到“业务老干部”的首脑罗章龙商量：“请老兄向老林疏通一下，请他放弃召开紧急会议与筹备七大会议意见吧。七大会在没有经过国际批准，就是再等十年八载也莫浪弹。”

当罗章龙把这个话转告林育南时，韩信家二哥就评论了三个字：“老废物！”

向忠发确实是只会玩女人、搂钱的“老废物”，但操纵他的却是不爱钱、不爱漂亮女人、心中只有社团最崇高理想的大鸾！他有应付方案。

（向总书记，拿着刘邦他们打土豪、卖矿产赚得那点可怜的上缴利润去纳小妾，贪污的钱还用来开车行做老板。这么个不靠谱的老黑社会分子，大鸾却拥他做傀儡，实在高明）

大鸾的思路很清晰。现在反对自己的两个势力，大学生们有总部力量加持，老干部们有业务基础支撑，他们联合起来足以代替自己。但自己也有总部的信任，总部是希望自己做老大的；而且自己有足够的业务势力。目前，想继续一家独大是不可能的了。“两害择其轻”，那就联合大学生对抗老干部们吧。反正大学生们离不开自己！

总部对于洪兴社的乱局也不放心，1930年12月，王明他们的老校长、大靠山、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中国了。大鸾和米夫也是老交情，一番沟通后，大鸾给出了自己的具体安排。

第一步，关心提携大学生们。王明这些大学生们都被平反，而且安排到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岗位，大家从基层小干事做到了中层小干部。甚至在重要的江苏省委，李维汉因为之前跟着“立三主义”的错误也干不下去了，中央干脆把小干部王明直接提拔到了重要的江苏省委做代理书记。直接压着和大学生们结盟的老干部——何孟雄一头。这招真狠，既满足了大学生和他们背后的米夫校长；又直接挑拨了大学生和业务老干部们的关系。

第二步，经过和米夫的沟通，双方一致同意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七大”；也不召开“紧急会议”；而是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只把还活着的中央委员拉进来开会、选举就可以。也就是说，我不要那么多基层干部来参会，方便控制选举结果；我不要彻底改组政治局，只要做增补、调整就好，给大学们足够的上升空间就行。

在大鸾和米夫的沟通设计下，1931年1月7日，对社团历史有着重大意义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了。具体会议如何开？开过之后又发生了什么？请看下节！

摘要：关键词：国民党；民营企业；停产复工；工厂搬迁；工人失业；劳资矛盾；司法诉讼；强制执行。

最近，“停产复工”、“失业”成了热词。我就来讲一个腐朽的国民政府时期，企业搬迁造成工人失业，从而引发一系列纷争的故事。也让各位从中学些套路和技术。

劳资纠纷

1932年的中国大地上有很多明星。比如淞沪抗战中带领19路军的蔡廷锴和带领5军的张治中；比如成功从刘邦手中抢夺洪兴社中央根据地军权的大鸾；比如鄂豫皖剿匪中立下战功的几个年轻嫡系将领胡宗南、李玉堂、李延年；比如成立了“满洲国”的溥仪皇帝；比如在苏联支持下坚持东北抗战的马占山。但除了这些政治、军事明星，当年还有一个民营企业成为了中国的明星，这就是——“三友实业社”。

1912年大清倒了，一个来自浙江的叫陈万运的烟纸店小伙计也在这一年发现了商机——洋蜡烛遍布中国市场，但其核心技术却只是一个烛芯，用国产烛芯来代替进口烛芯一定是大生意。

于是，他联络了自己在烟纸店的同事沈启涌，还有在蜡烛店上班的老乡沈九成，三个年轻人凑了钱、购买设备，开始创业！

（三个好朋友建立的公司，故称“三友”）

陈万运的眼光是独到的，很快企业就赚了钱；然后扩大经营，除了做烛芯还做起了毛巾。

当时在中国办企业，搞民用消费领域最猛的是日本人——没办法，这家人也没啥大资本和技术，只能在低端民用领域来更落后的中国赚剪刀差。所以，日本的烛芯和毛巾就成了“三友实业社”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时候，浙江商人的精明就表现出来了。陈万运他们哥几个除了挖高水平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提升企业和产品竞争力之外，还成功的抓住了当时的社会风潮，那就是——1919因为巴黎和会，而开始的举国上下的反日情绪。

腐朽的北洋政府不会做媒体管控，资本家们就很精明的和媒体人合作，利用媒体资源铺天盖地的宣传反日理念，抵制日货！

（当时青年最时髦的游戏不是酒吧、ktv，而是抢商店里的日货，然后聚众焚烧狂欢。刘邦也是因为这个事和督军张敬尧闹掰，组织罢课罢市，驱除张敬尧，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反日手段玩到高潮，三友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瑞和毛巾厂彻底被干趴下，离开中国。“三友实业社”也从此进入自己的黄金发展期——每年盈余几十万银元，上海总厂工人1300，杭州分厂工人5000。

哥几个赚得盆满钵满。

发财后的“三友实业社”仍然坚持自己的反日策略。“九一八”后，几位老板更是亲自下场，组织“三友抗日义勇军”。大老板陈万运亲任义勇军大队长。老板出钱做军装，每天带着几百个工人义勇军在上班前操练，摆出随时要收复东北失地的姿态。工厂的高墙上还特意贴了一幅巨型宣传画，画的是一个义勇军战士，拿着长枪对准日本兵，标题是“定要收复东北三省”。

（优秀商人——陈万运）

折腾的直接目标——三友上海工厂旁边的日商企业，东华毛巾厂；而在这个东华毛巾厂里，驻扎着日本海军陆战队！

1932年1月18日，事情出现了高潮，几个日本和尚到“三友”工厂门口去修行。这就是对每天训练的“三友抗日义勇军”公然挑衅。义勇军不能忍，很快跑出来群殴，结果是日本和尚一死两伤。这就是双方各说各自道理的、128抗战导火线——日僧事件。

之后就是日侨的反击，砸烧了“三友实业社”；再然后，中日双方干脆在上海开打。这些故事，我就不多讲了，我们主要讲抗战后的“三友实业社”故事。

“128抗战”期间，三友实业社上海的工厂被日本人占领，自然只能停工停产，1300名工人回家隔离。5月5日中日停战协议签署完毕，按道理企业应该尽快复工复产，弥补企业和工人这几个月因为不可抗力而造成的损失。

但三友的老板们却有其他主意：自己和日本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日本人的部队还在上海，“三友”再次成为焦点而被迫害难以避免；而且，上海开工厂目前已经没有优势，对比杭州，无论人员成本还是经营成本，都高了太多；更重要的是，工人们都回家隔离了，短期内难以聚众，方便各个击破的沟通离职。

于是，老板们做出了一个很正常但很无情的决定——关闭上海工厂，把机器搬到杭州，和上海的老工人解约。

这里要说一个重要背景——当时，不要说工业落后的中国，就是主要的工业国家，其工人劳动合同都和当今不能同日而语。工人就是临时工，有工做就有工资，没工做就没工资，是普遍现象，也不违法。

三友实业的工人们做了抗战的导火线，却因为抗战而几个月没有收入，家里家外都需要工资来生活；偏偏仗打完了，却彻底失业。这让大家情何以堪。无奈中，穷哥们只能靠自己保护自己，都搬到工厂去住，关键是守护住机器，让你老板无法搬厂。这事情就僵住了，要解决只能找政府。

1932年6月9日，上海市政府组织劳资双方做第一轮调解。双方亮观点：

劳方：工厂尽快开工；开工前为工人提供食宿。

资方：存货多，资金周转不灵，机器损坏严重，因此不能开工；128战前已结清工资并遣散，雇佣关系已经解除，没有提供食宿的义务。

——双方要求南辕北辙，无法弥补。这个状况下，就看政府的态度了。

6月29日，上海政府做出批示：“三友实业社在战前没有正式宣告歇业，工人也没有正式被解雇，因此，应该迅速复工复产，并给与工人食宿补贴；但考虑企业自身困难，只要求公司部分复工，其他工人安置到杭州工厂，剩余工人依法解雇。”

这就是个标准的老官僚文章！表面上看，结论对工人有利，站在弱者一方，实际上给了企业充分的运作空间。更关键的是，对解雇行为的主动方——企业，没有任何强制措施，企业完全可以拖着不办；而工人没有工资、生活则无着落，只能任命。

（遇到纠纷，给主动方拖下去的空间和时间，那就是对其最大的偏袒！）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下，强势的资方和偏向的政府合作，三友实业社的工人也就没辙了。但好在，他们有个强大的靠山——工会。

和我们的习惯思维相反，中国的工会出现很早。甚至，在新兴工业形态出现前，南北运河漕运的水手、工人就组成了“青帮”这样的早期工会，长江线沿线的水手、工人就组成了在“洪门”这块大招牌下的各种小工会。新兴工业出现后，工会也随之在各个工矿企业出现，穷哥们要聚集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洪兴社兴起、国民党联共后，也积极派出骨干支持工会运动，进一步推动了工会的发展。

因此，到了30年代，中国的工会作为纯民间组织，已经很强大和完善了。大工业基地上海的工会更是和现代工业国家的工会没什么两样。

（注意！一个屁股做的正的“工会”关键是独立。是工人自己组建和花钱，而不是官家给的。）

三友实业社的工会开始动手，上海各个工厂的工会也参与进来，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等工会联合组织也在行动，大家联合起来对抗残酷的资本家。工人的套路主要两招：绝食；到中央上访。

吴铁城带领的上海政府和蒋介石带领的国民党中央屁股坐的位置是不同的。

于公，上海政府最重要的目标是获得上海各位老板的税收以完成中央下派的财政任务；控制各类劳动方过分的要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压制反抗，保持安定。于私，上海政府都是本地干部，和老板们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往来。

可国民党中央就不同了，摆在老蒋面前最大的问题是统一全国。128抗战后，国内各派地方力量又找到了和中央博弈的政治口号——抗日！隐退好久的冯基督出山，带着吉鸿昌他们去搞“察哈尔抗日同盟”这个非政府武装，还好抗日英雄29军没有跟着老领导瞎混；调去福建反共的19路军和李济琛搅和到一起，也扛着抗日的旗号准备独立；就连距离日本人十万八千里的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都吵吵着要去抗日。反正这帮人的诉求核心就是老蒋带中央军和日本人耗，大家则可以继续巩固并发展自己的地方势力，甚至代替老蒋。

而其中，最麻烦的就是洪兴社。这帮人有主义、有信仰，有数量巨大的年轻干部基础，有海外盟友；偏偏在抗日的问题上，他们的口号也吹得很响。1932年4月，人家在江西割据建立的国中国——苏维埃政府就对日宣战了（注意！到1941年底，正统的国民政府才对日宣战）；而且苏维埃政府对全国所有武装力量发出宣言，提出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1933年1月，苏维埃政府更是宣布，愿意和任何白军合作，只要谁能做到如下几点：停止内战、停战进攻苏区，保障民众自由和皿煮权利。

（对三年前刚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洪兴社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这才是靠谱、做事的组织！一切以利益为导向，而不是像个孩子和娘们一样以情绪为导向。）

在这种情况下，刚摆平了各位新军阀的蒋介石，主要目标自然是洪兴社。上海发生的劳资矛盾，已经渗入了洪兴社的力量，一不小心就可能在洪兴社的推波助澜下，形成各行业工人的群体性事件。那自己围剿苏区的军事行动就被动了。

当时，担任洪兴社职工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就是后来著名的太子刘盈。这种铁腕人物不会放弃眼前的好机会，洪兴社的外围知识分子组织纷纷动员起来，和上海的工会合作，煽风点火。按照国民党上海党部对国民党中央民运会的报告，在三友实业社的劳资问题上，“洪兴社散布谣言，拟直接行动，轰击工厂！”

（太子刘盈的专业就是搞“工运”。他强势的性格和务实的作风，让洪兴社夺权前的工运活动做的很红火。）

还好，蒋介石也有牌，他安排国民党中央民运会来出面对抗洪兴社职工部；以另一位洪兴社出身的大才子陈公博来对抗太子刘盈！

（同样的民运能手、理论高手，陈公博是洪兴社一大的代表，资历对比太子刘盈还高一些。）

骨子里还是洪兴社民众道路的陈公博一出手，国民党的态度就和上海政府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先是陈公博安排的调查员姜豪给出了实地调查反馈：“三友社1932年上半年亏损洋41万元——这一数字是资方所造，恐有不实之处……市政府办理此案人员，恐受资方运动，故每有袒护资方之处！”

“（工人大范围绝食抗争）……若长此迁延不决，日后恐更引起惨案。”

根据调查员的反馈，陈公博带领的国民党中央民运会给出了对此次事件的判断：

“三友实业社无理已极，玩忽当局利益，非可理喻……目前该社工人虽在生活断绝之际，尤知守法，万一不稳分子从中煽惑，使千余爱好和平之纯良工人，一旦越轨，则其咎由谁局？”

8月24日，国民党中央民运会致电国民党上海党部，提出要求：“三友实业社，延不开工，工人绝食，情形甚惨，务肯以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克日开工。在未复工前，关于工人伙食，须充分接济。”

同时，也是陈公博担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实业部，也对上海市政府施加压力。一时间，党政两条线，都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做出了强制资方退让的要求。

这时，就体现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缺陷了：其一，执行力弱，上海政府和上海党部并不很害怕中央，不认为领导的要求必须完成。其二，行政资源少，就算真要强制执行，也发现自己没什么强制手段。

（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成，在具体行政的过程中，也颇为无力。）

客观缺陷下，上海政府和资方一沟通，资方就有了应对之策。也是两步走：资方合作；司法途径。

先说资方合作。你工人联合，党中央怕；我资方也联合，你党中央怕不怕？

8月24日，中央的指示刚到上海，8月28日上海52家工厂的老板们在上海所有报纸联合发表宣言反对中央的指示，且有理有据：“查《约法》之三十七条，人民得自由营业，在法律上为绝对私权，强迫开工，不但违反约法精神，且开世界未有之恶例。我国实业普在萌芽，四五年来，政府已三令五申宣扬维护，今事实适得其反……”

资本家联合起来维权，对抗工人联合维权。上海这个中国核心的工业城市里的劳资双方全都因为“三友实业社”这个旋涡卷了进来，开始了势均力敌的对抗。

资本家拿《约法》来做旗帜，聚集起来反抗党权，这让以俄国人为师的国民党中央情何以堪。

8月30日，陈公博领导的民运会就给与资本家强势反击，以“密电”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加强执行力度，同时又故意通过中央通信社对外报道：

“报载上海永安纺织有限公司等50余厂商……认为违背《约法》之规定，发表宣言。本会对此决不能专徇厂方之累增利润之片面企求，而致多数工人之生死于不顾。约法非为保障绝对私权而订立……籍曰正当营业应有法赋之自由，而使剥削可以无厌，杀人不见流血，亦可假籍约法以为护符，是亵渎约法之尊严，反背革命之意义。如任何私人资本家敢认为本党扶助农工，兼顾劳工利益，即为恶例；则三民主义之本党，亦有勇气开此世界未有之恶例也。……该厂商均隶属贵治，拟请设法制止，以杜巽张之习。”

这些话够严厉，一不小心，人们就会想起1925年到1927年之间被洪兴社附体的国民党！

可这些没见过真实洪兴社铁拳的资本家，满脑子里还是“自由”、“法治”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咬定国民政府还是棉花瓤子，继续积极对抗。三友实业社的事情，已经从该公司内的劳资矛盾，上升为上海工业行业内整体的劳资矛盾，现在更上升为上海资本家和国民政府的矛盾。

上海资方以本地覆盖全国的各大报纸为平台，以“法治”“平等”为旗帜；国民党民运会以党部报纸为平台，以“反剥削”“三民主义”“民生”为旗帜，开始了大辩论。

事情到此地步，问题还压在上海政府身上。我地方政府实在没有合法的强制措施，我太弱了。只能继续糊。如何正大光明的糊？——组织由上海市政府、上海国民党部、法院、劳资双方共同参与的仲裁委员会来仲裁纠纷。

8月31日仲裁委员会在资方故意缺席的情况下开会。最终做出裁判：三友社在沪战中的损失不足以构成歇厂的理由……但该公司在1932年上半年的亏损与前三年的盈余大致相当，其营业前途堪虞……资方应于三个月内恢复至少五分之一工人的工作，其余工人则照原约解雇。

这个博弈的结果有利于资方——因为资方可以解约大多数工人，完成自己摘掉包袱的意愿，但里面有个重要条款——工厂需支付被解约的五分之四工人共计30万退职金（注意，这个劳动解约赔偿金不是必须的，而是大家对抗后谈出来的）。所以，工人方面也算接受了。

可资方拒绝执行！资本家们都是最会运用法律的人！三友实业社找到了两个司法漏洞。其一，1930年修改过的《劳资争议处理法》有明确规定：“在交付仲裁手续上，政府不得采用强制手段；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议，可以声明异议”也就是说根据法律，仲裁本身没有强制力！三友实业社不配合的话，仲裁结果就和废纸一样。其二，即使仲裁，也可以上诉到司法领域。而时间是资方最大的资本，慢慢上诉，工人越久没工开、没钱拿，就越可能退缩。

于是，三友实业社开始了自己漫长的上诉之旅。先在上海地方法院上诉，被驳回后又到江苏省高院上诉，再次被驳回后又到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事情到这一步，国民党真的不能忍了。这种“小事”，也需要蒋介石亲自介入。首先，他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仲裁决定尚妥，希劝导资方，遵守裁决书。”

（对比刘邦，老蒋做全国一把手这20年，还真是内忧外患，夙夜难寐，举步维艰。）

紧跟着，老蒋临时推动《劳动争议处理法》的修改，并立即递交“立法院”审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932年9月27日，新的、恢复了“强制仲裁”规则的《劳动争议处理法》便出炉了。国民党算把立法强奸了一遍。

同时，上海地方法院、江苏省高院、全国最高法院也都毫不犹豫的驳回了三友实业社的一系列上诉行为。国民党算是把司法也强奸了一遍。

国民党把司法、立法都强奸了，把行政权开始滥用了，在资本家面前总算能雄起一把了吧？又错了。国民党不同于洪兴社的地方在于——他的根基是社会精英，也就不能太过玩弄规则；而洪兴社则完全依靠底层群众，自然就不怕以党权压制精英制定的规则。

在把资方逼到绝境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还是不愿意使用逮捕、冻结账户、被嫖娼等卑劣手段执行，毕竟这些也不合法。他们安排政府的一个干部出来协调，给三友实业社一个面子来解决纠纷。

这个干部是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下属的棉业统制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上海商人的佼佼者——杜月笙。杜先生是公平的，他出面协调，劳资双方也都有了面子。

（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人”的最重要功能就是政府和社会团体之间的润滑剂。既是商人，又代表工会，还是政府干部的杜先生，出面解决这个问题最好了）

1933年12月，历经将近两年的“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在国民政府最高层亲自过问的压力下，在社会大哥的实际威慑和润滑下，得出了最终劳资双方同意的结局：三友实业社支付工人6万5千元，工人声明放弃仲裁所规定的复工要求和伙食费。故事至此也告一段落。

这是民国时期一场瞩目的劳资纠纷，其中各派使用的套路技术我们已经不再熟悉，但其精神内核始终不曾改变。各位看官，工人和洪兴社的立场，资方和地方政府的立场，国民党中央和社会大哥的立场，你站哪一边呢？判断你政治倾向的时刻到了。

乾卦“上九爻”：亢龙有悔。

象传有云：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一条真龙，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磨砺，熬到了“九五之尊”位置上，他难免会想更进一步，走到“上九”位置，从人主变成真神。可这一步却是最艰险的！

原因很简单。一、“人主”上面一直有“真神”，当真神想把位置交给人主时，也是真神心里最敏感之时。二、即使“人主”身边也有各种派系，当“人主”要进阶之时，也是其他派系从互相制衡走向合作抵制之机。三、熬了几十年的“人主”，在即将冲上顶点之时很自然的懈怠、骄傲，骄傲的人就开始危险了。

亢奋、骄傲的真龙难免失误，他的好运气也就到头了。而顶点之人好运到头，迎接他的就是直线降落、变成凡人！

85年，圣祖耀邦迎来了自己人生最终升华的际遇。

前一年的84年，霍光在北戴河向老兄弟、新干部们提出了自己的规划——公司第13届股东大会上自己彻底退出政坛，而让圣祖耀邦全部接班，关键点是接班社团军队的最高统帅。霍光退休，会计、木匠、王胡子等人也不能继续站在台前，只能跟着一起退。如此，圣祖耀邦就可以完全继承洪兴社龙头。

85年，在兄弟万里的配合下、在霍光的首肯下，圣祖耀邦的最主要对手、社团白纸扇（教义和宣传口老大）邓力群被搞掉。同时，圣祖的小兄弟、贵州分社扛把子朱厚泽接手社团白纸扇的工作。

同样在85年，圣祖耀邦属意的接班人王兆国进入洪兴社大脑——书记处。同时，圣祖耀邦喜欢的温家宝被拉到洪兴社办公厅做王兆国的二把手，准备接王兆国的位置。耀邦的老同事“胡启立”进入社团董事局和书记处。

同时，好伙伴、“赵紫阳”在社团大管家的位置上大刀阔斧的行动，得到了社团中轻代成员的肯定。

从上到下，圣祖耀邦要彻底接班的气势和架构已经准备的比较充分了。

这里额外提一下，85年，还有几个当时人们不太关注的人员变动：一、胡锦涛从洪兴社青年团调到贵州分社，接替朱厚泽担任当地扛把子。从此，社团左翼领袖会计、王胡子、宋平属意的皇太孙开始了自己在地方任职锻炼的经历。二、薄熙来在大连金州区扛把子的位置上，又兼任了重要的大连开发区扛把子。三、29从河北正定调到厦门担任当地帮会核心成员，参加了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绝代双骄伴随着“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以社团右翼种子干部的身份走上了历史舞台。

这个时候的圣祖多少有点飘了，他开始“自信”的办事情、讲话。殊不知，这正是他危险的开始。

原先对圣祖就不满的社团左翼帮派——会计帮非常担心，接班的圣祖会彻底把社团带到右面。中间派的李木匠等人对圣祖在行政机构人事安排上的咄咄逼人也已不满。霍光一直的盟友，专注军队和社团大脑的杨家兄弟也开始不满，他们相信圣祖管理军队会威胁自己的地位。薄一波、余秋里等霍光的兄弟们也开始紧张，一朝天子一朝臣，圣祖上位必用更年轻干部，自己这帮老人恐怕危险。

和当年对抗“倒行逆施”、“追求皿煮”的刘邦一样；和当年抵制新兴势力昌邑王一样，各派人马面临共同的危机时，联合了起来。

即使如此，圣祖耀邦还是胜算颇大。因为霍光在上面牢牢把控左右各派的力量制衡、稳住军队，只要还是保持这几年稳定的君储关系，按照霍光缜密的规划，圣祖耀邦大概率还是可以成功接班。

但就在这个霍光最敏感的阶段，圣祖耀邦有点飘了，他“自信”的讲话和办事，让君储矛盾逐步升级，最终霍光要废掉他！这些矛盾一个重要爆发点就是陆记者对圣祖的采访。

陆记者这个人身份有点复杂。刚毕业就搭上了国民党的高官，获得了去二战欧洲战场采访的资格。期间和众多二战风云人物“谈笑风生”。战后，不满三十岁的他就凭借此份资历获得了国民党党报副总编的高位。

在国民党党报工作期间，陆记者找到了做“著名媒体人”的窍门——必须暴大雷。他把孔祥熙、宋子文玩外汇游戏赚钱的事情披露出来，轰动一时！ 洪兴元年，陆记者因为点评渡江战役的事，吃了两个月国民党的牢饭。

洪兴元年底，云南王卢汉倒向洪兴社，和国民党的党军开战。因为陆记者和行政院长阎老西的紧密关系，卢汉把在云南的陆记者抓了起来。陆记者又吃了云南王的牢饭。

因为和阎老西的关系，洪兴社给了陆记者比较好的待遇，让他做了云南的上议院议员。不过这个家伙看不清现实，58年乱讲话，被打成右派，又吃了18年洪兴社牢饭。

79年，释放后的陆记者又被洪兴社利用起来，被安排去香港做了社团在自由世界的白皮红心人，利用媒体发出社团需要的声音。

陆记者在香港报界最著名的一炮是80年《明报月刊》发表的《三十年大梦将醒乎》。这篇恶毒攻击洪兴社的文章，在霍光那里得到的评价却很中性——态度是好的，观点是错的。

此事怎么说？都是套路而已！——陆记者在说洪兴社不好的“白皮下”，真实表达的内容是“否定前30年刘邦时代，衬托未来霍光的光明时代”！就像29，经常说的是“十八次股东大会后不收敛不收手……”

84年，陆记者和一些朋友在纽约举办了一个“中国前途讨论会”，研讨“中国统一问题”。海峡两岸各派人士几百人参加。现场中新社（专门对国外发行的洪兴社官方媒体）副社长王瑾希做了采访，并邀请陆记者访问北京。陆记者当场就放了狠话：要我采访，我只采访霍光，或者圣祖、或者赵紫阳。

此时，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我们在《群英传 文凤来列传》里遇见过他，就是曾经洪兴江苏分社的核心人物之一—许家屯。此时他也已经从文哥里平反，坐上了港澳工作委员会扛把子的角色，坐镇香港。

目前，我们还不好判断许家屯的真实用意——是想向全球展示圣祖？还是和当年大鸾安排邀请美国的维特克来采访李云鹤，制造《红都女皇》事件一样，给被采访者挖个坑？反正在向社团核心层汇报陆记者的政治现状、思想态度时，许家屯说了很多好话。已经有点飘的圣祖耀邦也同意了陆记者的采访。 85年的5月10日，陆记者对圣祖做了两个半小时的采访。而在采访前，陆记者在北京拜见了老朋友、大鸾的遗孀——小超。

这次采访处处提现圣祖的“飘”。首先，他破例允许陆记者用录音记录；其次，在内容上原来规划的只是台湾，可实际上双方什么都谈了；最后，作为采访惯例，被采访者有权订正发表的谈话记录，但圣祖没有坚持。最过分的是，在采访中，圣祖耀邦不顾深浅的说了很多“虎狼之词”！摘要如下：

陆：在拜访你之前，曾对你做了一番小小的调查研究，先访问了梁簌溟先生。

圣祖：他现在九十多了吧……我很想听听是怎么说的。哈哈，现在是我发问来采访你了，哈哈。

陆：他的四字评价是“通达明白”，……“这个人哪劲头很大，虎虎有生气”……确实，你给海外人士的印象，是一个很有生气的印象；开明开放；非常豁达；有什么说什么，口无遮拦。当然也有人认为不够稳重。 …… 陆：洪兴社一再表示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为什么不干脆宣布不使用武力呢？

圣祖：这个不能够。……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个，那他们就更高枕无忧了。……当然了，国际上谁都知道我们暂时没有力量，确实没有力量。……这个“暂时”可能是四五年，也可能是七八年。我们把经济搞上去了，力量自然就有了。军事力量要经济力量做基础的啊。 …… 陆：王胡子先生三月间到美国走了一趟，他是你的留洋老乡是吧？

圣祖：是的，不过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

陆：啊，那是南北呼应。

圣祖：也有可能是南辕北辙。哈哈。 …… 陆：小超大姐说：在经国死后，她判断台湾即使不出现大乱，也会发生中乱或小乱。这是大姐的估计。因之，李慎之先生的话（这个李原来在外交部，在美国的一个民间学术会上乱说话，讲“台湾发生内乱，洪兴社将派兵平乱”——小龙人注），好像有意在国际上事先表明立场，似乎有这个味道。

圣祖：呵！ …… 陆：你会见港澳记者时，曾告诉大家，社团人事变动六月底前完成。进展怎么样？遇到了什么障碍？精简机构是否继续进行？是否大量裁撤冗员？

圣祖：你觉得我们的人多么？

陆：太多了，有些人浮于事！

圣祖：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欢迎海外的朋友针对我们的缺点向我们提出建议啊。……只进不出的大包袱！ …… 陆：第三梯队的人，如李鹏、田纪云、王兆国、乔石、郝建秀。

圣祖：你怎么不提“胡启立”？

陆：军事方面第三梯队的人……？

圣祖：副参谋长提了两个。何其宗是一个，49岁，还有一个姓徐。 …… 陆：十大军区的司令员九个都换了，唯独就是他（文哥新贵李德生）留在位置上动不了。

圣祖：我们现在军队的干部，要拥兵自卫是绝不可能的。

陆：外面就担心，霍光大人一旦见了马克思，可能会有些军头想要做大。圣祖就不一定指挥的那么灵便了。

圣祖：这话不可靠。有两条。第一条：我们希望霍光能……

陆：能多活几年。

圣祖：毕竟他的智慧经验比我们多一些。人嘛，自然规律都违反不了。今天，局面好的标志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恢复了社团内的正常生活。

陆：社团内正常的皿煮生活。

圣祖：哎，这个东西啊，是很重要的，我们个人的智慧毕竟有限。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吧自己的作用，看的过重了。 ……

陆：外面有一种想法，现在让霍光做社团军事扛把子，很明显的，是因为他的权威比较高，就如你所说：他的智慧是高的，他的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对他都是心悦诚服的。那为什么不乘他健康的时候，就干脆把社团军的工作让你(接过来，由你做军事扛把子，不是更好吗？局面不久更稳定了么？

胡：我不会有这个误会的。……我们倒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想的是霍光同志的健康。……我们两个人(圣祖和赵紫阳)事情比较多，也的确比较忙。而老实说，现在军队的事情并不很多，又不打仗，边境上有点事，也不十分严重，不管是南是北，都比较平静。但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霍光)兼任了。既好办事，又不花很大的精力。……目前社团内部的局面，几位老人家已经不管了，具体事情都是我和赵紫阳的部门来做。 ……

陆：现在有一个情况比较严重，即高干子弟，以权谋私的情况。

圣祖：我们下决定了，应该抓的就抓嘛，前些日子，你知道吧？朱总司令的……

陆：我知道，老总的一个孙子被毙了。一般人常说你们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

陆：邓力群的事，大家认为他是非常保守的。像这样保守的人，你们已经打算换掉他了。而当外面一宣传：洪兴社打算换掉邓力群了，你圣祖本人反而不换了。这就叫“见光活”。当然也有人说：王胡子是邓力群的后台。

圣祖：这不是事实，他年纪的确不小了，比我还大一岁。这个人是很有才华的。其次，我们整个思想工作，有一个缺陷，也不是他(邓力群)个人的问题……过去几十年，一讲就是阶级斗争，现在说什么东西都开不开经济。要把我们的思想工作，渗透到经济工作里去。那么我们不少同志，包括邓力群同志在内，都有这个缺陷……”

陆：我再给你加一个人——胡乔木，他发表过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的洋洋大观的论文，到目前为止，国内没有一张报纸，也没有一篇文章，敢于对他那篇东西说个不字。没有啊!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过去，周扬被称 为‘文艺沙皇’，看起来现在这顶‘沙皇’的帽子已转移到胡乔木头上去了。

圣祖：这也同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入。……他读的书比我多，比我们社团内的许多同志都多。

陆：但是有个情况，他一旦官做大了，思想就变了。

圣祖：这个事……

陆：胡乔木原来主张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这很对嘛。……但后来，连王若水的文章，也不能见容于他，这太令人遗憾了。王若水是你们的宝啊！……你千万不能迷信他，他的教条框框比你多得多了。

圣祖：那不至于。……如果说他还有缺点的话，那就是他长期在刘邦身边工作，下去的时间不够，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了解的也不够。我自己也很不够的哈！ …… 85年6月1日，这篇劲爆的采访被发到了香港《百姓》杂志，并被各类媒体大量转发。

最先炸锅的不是洪兴社，而是老对手、在台湾的国民党，以及两边的和事佬山姆大叔。面子上大家谈好的不动武，你洪兴社的龙头怎么能公开说以后强大了要动武呢？很多事都都明白，但坐在位置上的人不能乱说啊！

对新老大、山姆大叔的质问，北京方面只能解释：那只是圣祖的个人意见，且是在非正式场合说的，和平统一政策不会改变。草草应付了事。

重要的是——社团内部也吵翻了天。各派聚集一起把这件事拿到了桌面上给霍光看。

对此事，圣祖耀邦的亲密合作伙伴、赵紫阳后来回忆：

除“自由化”外，在霍光与圣祖耀邦的关系上起的作用比较大的还有一件事情。是85年与陆记者的谈话。

85年7月，霍光找“胡启立”、乔石那次谈话就指出，圣祖和陆记者的谈话很不像样子。

陆记者借恭维的手法，攻击我们社团的内外政策，圣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这件事当时没有告诉我，我忙于其他事情也没注意。

到了86年夏天，霍光对杨尚昆说，圣祖耀邦和一个记者的谈话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记录看看。杨家老大从北戴河回来告诉我这件事，说霍光认为圣祖与陆记者的谈话十分出格，看了非常生气。……

陆记者还向圣祖说，你为什么不趁霍光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队拿过来。当时圣祖回答说，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说，我和赵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社团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霍光担任这职务，我和赵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社团的工作。采访中陆记者还指名道姓地说了会计、王胡子、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霍光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队扛把子的那一段话，引起霍光很不高兴。霍光会认为圣祖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记者的说法的。

这里小龙人额外多提一句，赵紫阳提到的“自由化”，指的是85年9月的社团股东小会上，圣祖耀邦带着自己的嫡系人马提出要去掉《会议决议》中“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用语，结果遭到了各派系的联合抵制。最终，霍光出来拍板定调——改革开放是我提出来的，反自由化也是我讲得最多。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而圣祖耀邦飘就飘在——对霍光如此重要的批示，做出了“留中不发”的决定！

“自由化”和“陆记者采访”让君储之间的信任彻底消失！然后正好就出现了洪兴38年底的学生活动。这活动进一步让霍光相信嫡系爱将圣祖耀邦，要学习自己当年反抗刘邦的广场行动来反抗自己了！换储是一定的了！

87年一月，圣祖耀邦辞去洪兴社龙头的位置。当年的社团8号文件指出：“圣祖耀邦同志破坏集体领导原则，不和董事局其他兄弟商量，就接受包藏祸心的陆记者访问，泄漏了社团机密，并听任陆记者肆意攻击我社团董事局委员（北乔木）、书记（邓力群）。”

此时的圣祖耀邦也只能承担自己“飘”的代价，在组织生活会上说出了内心的控诉：“不知道陆记者是坏人。”

从此，耀邦彻底跌落神坛，憋屈了几年后就去世了。他不会想到的是——自己的死给了好伙伴赵紫阳一个最后反戈一击的武器。这也是最近这个节日的缘起。

第二十一篇 尾声

出狱后的卜大华和他的老红卫兵兄弟们再也掀不起波澜了。

整个1967年，卜大华们仿佛脱离了政治，唯一参与的政治事件就是——“大联合”。

经过了一年多翻天覆地的折腾。刘邦在各种实际情况和政治压力的制约下，放弃了一次性用“造反”彻底改变国家管理结构的梦想，转而使用了平衡各方面势力、稳健保守的基层组织形式——“大联合”。

所谓“大联合”，简单说就是各个单位中的什么红卫兵啊、造反派啊、老领导啊，都互相别斗了，大家联合起来，一起管理；而这项工作的组织者、协调者就是军队。

这个方案，有一个大概的执行原则，就是“三结合”，也就是造反派、过去当权的老领导、军队，三家一起组织领导班子。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所谓“三结合”，其关键力量是军队！从此，军队的力量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变得极为重要。

“大联合”中，卜大华的红卫兵和学校里的另两个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北京军区的主持下重新组建了革委会。当然了，已经被收拾的没脾气的红卫兵，只能占据最少的名额。

“大联合”的想法是好的，但仇恨、暴力、争权夺利这些人心底的欲望一旦被释放出来，可没那么容易被控制。武斗还是继续在各地发生，而且愈演愈烈。

时间到了1968年，在清华附中，卜大华们和“井冈山”还真的较量了几次。但很明显，他们已经不是如日中天的造反派对手了。甚至，卜大华自己还被“将冈山”绑架。最后，还是靠军队出面调停，他才被释放。

乱乱哄哄的熬到了1968年底，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开始了。卜大华也相应刘邦的号召，来到了延安下乡插队。和许许多多的老红卫兵们一起走上了下乡、入伍、提干的道路。

这帮人在未来的岁月中，或者走向党政领导岗位、或者成为企业家、或者成为学术大家、或者成为艺术宗师。大概的社会地位也都对应其父兄的社会地位，成为了新社会的栋梁。

我们的主人公卜大华在73年从部队退伍后，来到了沈阳化工部橡胶研究所。开始了他后半生平静的生活，工作至今。

故事到这里其实也该结束了。细心地读者会发现，我讲卜大华的故事，其实更多的着眼点是放在他所代表的一批人身上，是这些人共同的故事。因此，我还想给大家再讲点额外的内容。

话说1967年联动被端掉后，中央文哥组织各个造反派组织，大范围搜集联动的犯罪证据，展现给人民看。红八月里的很多惨案，其实就是蒯大富他们这帮造反派给扒出来的。当然，造反派们没想到这些烂账，后来会稀里糊涂被一股脑放在他们头上了。

当时，除了联动的暴力罪行展示，更多的是搜集他们的反动言论。其中有些对未来的预言：

“刘邦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再看”；“ 十年后刘邦主席给我下结论，二十年后给我平反，三十年后我掌权”。

而对于联动的预言，造反派组织“井冈山”也给与了回击：

“联动中的一小撮顽固分子有一句常话：‘二十年后，还是老子的天下！’掂一掂，这话分量不轻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是‘联动’分子翻案，就是革命左派掌权。刘邦主席革命路线如果不彻底胜利，刘邓就要翻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要翻案。我们是决不会让他们得逞的。”“二十年后看世界，谁主沉浮？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之无愧地说：我们！我们！！”

至于这两家谁的预言准确，也不必多说了。

正所谓：“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轮。轻盖承华景，腾步蹑飞尘。鸣玉岂朴儒，凭轼皆俊民。烈心厉劲秋，丽服鲜芳春。余本倦游客，豪彦多旧亲。倾盖承芳讯，欲鸣当及晨。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规行无旷迹，矩步岂逮人。投足绪已尔，四时不必循。将遂殊涂轨，要子同归津。”

噫！只要你是陆逊的孙子，不论“守一”还是“歧路”，都将同归津。

本篇完。

PS：附上1966年“井冈山”战斗组（平民造反派性质）做的一个《一百个为什么》。可以有效的帮助各位把1966年5月开始到年底的各种乱七八糟事情穿起来。看看当事人是如何想问题的；也学习下在突发的政治斗争中如何玩手段：

（1）五月廿五日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当夜李雪 峰、蒋南翔就到北大看到这张大字报。为什么毛主席直到六月一日才看到这张大 字报？是谁在起阻碍作用？

（2）康生同志八月四日在北大说："…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六月一日看到 这张大字报，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广播这张大字报。下午四点我接到通知，感 到聂元梓解放了，当时我和另外两同志也觉得解放了。因为我们也受到了压抑， 我们支持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 当时彭真巳被罢官，到底是谁对康生同志施加了压力？

（3）为什么姚文元同志斗争了十年才获得解放？这里面到底谁在起主要作用？ 柯庆施之死、艾思奇之死，为什么至今还是一个难解的谜？

（4）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并发表了<欢呼北 大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评论。这个评论到底好在哪里呢？

（5）自从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后，解放了革命群众，革命左派 扬眉吐气。全国一片大好形势，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高潮。这时对派工作组， 毛主席说：“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但是为什么却在全国派了大批工作 组？这是谁出的主意？（注：毛主席七月十八日才从南方回到北京）

（6）王光美为什么偏偏在六月十九日到清华来，并参加了清华工作组？到底是 谁派王光美来的？（注：六月十九日正是北大 6·18 事件之后），王光美说：“是 少奇同志叫我来关心一下清华的运动的。”

（7）为什么薄一波在六月中旬以后，到处奔走，把许多革命同学打成“反革 命”？他的后台老板是谁？

（8）王光美自己宣称是一个普通的工作组组员，但为什么她能指挥清华工作组 的核心小组，并且直接导演“反蒯斗争”呢？

（9）王光美参加清华工作组十分神秘，躲在幕后，秘密策划，化名“何同志”， 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党中央决定撤走工作组时，她才又神秘地出现在光天化日之 下。这里到底搞的什么鬼？

（10）王光美在四清中就提出可以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员，犯了形“左” 实右的错误。为什么王光美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在清华大整群众， 对同学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人自杀，一人死亡，制造了白色恐怖，又一次 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积极推行的干将呢？

（11）为什么全国那么多高等学校，王光美不去，偏偏到蒋南翔统治的清华大学 来？

（12）为什么在我校群众斗群众的“反蒯斗争”期间，刘少奇先后几次来清华？ 有何指示？刘少奇到底总结了什么经验？与王光美在清华大整同学到底有何关 系？为什么有人说“蒯大富是反革命”是刘少奇下的结论？

（13）为什么王光美在七月十九日突然紧急刹车，停止整群众，转入所谓的“斗 黑帮”？

（14）工作组撤走后，为什么急急忙忙一手泡制出一个临时筹委会？（这个临时 筹委会后来成了压制群众的新形式），北京其他各高等学校均是如此，是偶然巧 合呢，还是统一布置呢？

（15）为什么工作组撤离清华后，全部到市委党校整训，而王光美却能不去市委 党校呢？

（16）王光美口口声声说“后来不了解清华大学的情况”，可是王光美却为什么 支持我校“八九”派，给他们出谋画策，让他们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呢？

（17）为什么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主要头目刘菊芬和王光美谈过话后，态度一反往 常？为什么刘涛（即刘少奇之女）支持清华大学红卫兵，反对和压制清华大学毛 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呢？

（18）八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的革命群众给刘少奇、王光美及贯彻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李雪峰等人贴大字报。临时筹委会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的某些负责人向新 市委谎报情况，骗来十一个中学的红卫兵，把所有的大字报撕得精光，并污蔑革 命群众是“右派翻天”。制造了轰动全国的 8·24 事件。我们要问：8·24 事件 的真正幕后操纵者是谁？撕大字报者要保卫的入是谁？

（19）“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这副对联是从 哪里来的？为什么流传那么广？为什么在江青、康生同志八月六日于天桥剧场提 出修改方案后，反而流传更广了呢？

（20）谭力夫的讲话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在这篇“海瑞罢官”式的讲 话中极力美化工作组，公开挑动群众斗群众，并且把矛头指向了党的八届十一中 全会，为十一中全会否定的错误路线鸣不平。谭力夫的讲话为什么能够在全国范 围内大加吹捧，大量铅印，流毒全国？这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

（21）谭力夫的讲话反映了一种什么思潮？

（22）为什么谭力夫在九月十一日还公开说：“不是我轻妄，敢和中央首长辩 论。”并污蔑江青同志的意见“完全是彭真的那一套。”谭力夫为什么有这么大 的狗胆？是谁在支持他？

（23）谭力夫讲话中，大肆反对毛泽东思想，但却大引特引刘少奇的话，大叫什 么“就是不下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开完不久，谭力夫就喊出这些话，到 底是替谁说话？什么意思？

（24）为什么林彪副主席提出有一小撮人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有人要 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把这些联系起来看，说明了什么问题？

（25）为什么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支持我们批判谭力夫的讲话呢？［说明： 针对谭力夫的讲话，周总理说：“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张春桥同志说： “……他们的东西在于他代表一个阶级。”陈伯达同志说：“谭力夫的讲话是一 株大毒草。”］

（26）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为什么在北京受到的阻力那么大？是否仅仅是彭真在 起作用？全国批判“三家村” 时，是按谁的指示批判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全国各地为什么那么多领导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文化大革命是毛 主席亲自发动的，到底是谁在违抗最高指示，从中捣鬼？

（27）周总理八月四日在清华大学说：“凡是中央过去的指示和北京新市委决定 中有阻碍文化大革命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审查。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和主席 指示的，我们应该把它废除。应该承认在北京工作的常委同志有错误。” 这段话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28）为什么党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并指出绝大多数工作组犯了方向的错误、 路线的错误，而王光美还说：“对工作组过去的工作，成绩缺点各占几分，我有 我自己的看法。”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替谁说话？

（29）八月八日党中央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 个英明的决定是毛主席与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

（30）为什么《十六条》公布以后，全国各地阻力还这样大？是谁让王任重提出 矛头指向群众的口号“秋后算帐”？

（31）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没有一个正式插手过清华一次？

（32）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 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其中有如下一段：“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 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 《红旗》杂志第十二期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但是对这段话作了意味深长的变更。 其中“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改成了“我们 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且加了一句：“对一 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为什么在八届 十一中全会刚刚开过，反而更加突出强调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明确提出要抵制错 误的领导呢？

（33）周总理十月九日对清华各红卫兵代表座谈时说：“王光美检查，要经过党 中央讨论。并说：“王光美有些问题不能回答，要避开。”还说：“她不是普通 工作人员，中央都必须讨论，你们大学生明白嘛”，首长的这番话说明了什么问 题？

（34）某首长十月九日和清华各红卫兵代表座谈时说：“王光美回你们学校检查， 面对着面，会下不了台。”究竟是谁下不了台呢？

（35）为什么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执行的路线完全不同？

（36）周总理十月九日对清华各红卫兵代表座谈时为什么意味深长地说：“第三 司令部我是最支持的。”？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也支持第三司令部？为什么又有 些人对第三司令部怕得要死，想尽办法要捣毁第三司令部呢？（第三司令部即首 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37）为什么王光美在清华拼命打击蒯大富同志，而在十月六日北京工人体育场 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周总理 却让蒯大富带领宣誓？并且蒯大富同志现在是首都第三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这 些问题，说明了什么？

（38）《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中说：“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准，是 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分 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 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段社论说明了什么？

（39）为什么《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说：“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 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从上面所说的，你们能看出什 么问题来？

（40）为什么当北京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刚开始，北京大中学生空前 大量外流？偌大的清华，为什么只剩下几百人？这里面是否有阴谋？

（41）为什么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有人大骂林彪副主席和陈伯达等同志， 就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小组是谁在后面指使？

（42）为什么谭力夫、刘京、贺鹏飞、刘涛和刘涛的弟弟这些忠实执行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的干将在批判运动刚开始就云集广州呢？难道是巧合吗？

（43）为什么刘涛等人南下广州途中住在华丽的中南局的招待所，被奉为上宾。 而中南局第一书记恰是王任重？

（44）为什么有人扬言，一个月后要杀回清华园，踏平“井冈山”，活捉蒯大富 呢？

（45）为什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有入竟贴出“刘少奇万岁”的反动标 语？

（46）十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一百五十万群众大会上为什么开得这样不正常？为 什么没有统一的指挥所？第二次口号到底是谁授意写的？谁有这么大的狗胆，把 “誓死保卫毛主席”等口号删去了？

（47）周总理说十月十八日大会的口号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一句是根 据群众要求加进去的，为什么要把这句加进去？

（48）为什么彭真能在北京搞十七年的修正主义统治？到底是谁在包庇他？为什 么彭真、蒋南翔等原北方局的人升得那么快？

（49）为什么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原北方局成员问题这么大？例如彭真、陆定一、 刘仁、杨尚昆、林枫、乌兰夫、蒋南翔、邓拓、李雪峰、刘澜涛等等？

（50）为什么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在北京挑动群众斗群众，执行了一条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留用旧市委的几个书记万里、赵凡等，都有很大问题， 新改组的“北京日报”总编辑翟向东，也是个大黑帮？为什么新的市委书记马力 是原唐山地委书记，而王光美四清所在桃园就属唐山专区？我们要问：是谁任命 李雪峰为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是谁在改组北京新市委问题上搞的鬼？是谁？ ［注，此时毛主席不在北京］

（51）为什么蒋南翔在去年“一二·九”纪念会上吹捧彭真和刘少奇？

（52）为什么大野心家彭真在一九六四年一月石油部的一次会议上说：“毛主席 四十七岁就认定刘少奇为接班人”？

（53）陈毅八月卅日报告中说：“彭、罗、陆、杨的问题是毛主席首先发现的， 林彪同志也发现了。揭发是毛主席首先揭发的，我们对他们是不满意的，他们组 织起来专门搜集周总理、林彪、康生等同志的档案材料，准备搞我们……”。为 什么这些大黑帮头子如此猖狂？谁在包庇他们？为什么他们不搜集刘少奇的档 案材料？

（54）彭真、罗瑞卿等在未揪出来前到处抛头露面，到底是谁在支持他们？王光 美为什么也到处抛头露面？而江青同志却一直被压抑呢？

（55）为什么江青同志七月廿六日在北大说她受了好几年的气，受了好几年的排 挤，还得了心脏病，到底谁有这么大的狗胆打击江青同志？

（56）揪出了彭真等黑帮后，为什么有的人的态度那么暧昧呢？

（57）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在六月十日就揪出蒋南翔，为什么在王光美指挥下的工 作组一次也不斗蒋南翔，并且王光美七月份在清华说蒋南翔的性质未定，王光美 的这一结论到底是从哪儿得来的呢？

（58）为什么蒋南翔已经被揪出来了，他还拼死抵赖，不承认自己的罪行，群众 斗了蒋好几次都没有把他斗下来，蒋南翔为什么这么硬呢？到底是谁在支持蒋南 翔呢？

（59）为什么蒋在要被揪出来时还对他的黑帮党徒们说要他们坚持 20 年呢？20 年后他们把希望到底寄托在谁的身上呢？

（60）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同蒋南翔有密切的黑组织关系，可为什么林枫 直到蒋南翔被揪出二个月后的八月份才被揪出来，到底是谁在包庇他？

（61）黑帮分子彭真、陆定一草拟的一份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件（前中央文革小 组五人汇报提纲），为什么会得到中央批准而四处散发？

（62）前几年，是谁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谁不提倡全国活学活用毛主 席著作？陆定一压制毛选发行是谁给他撑腰？

（63）为什么由林彪同志提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国人民 群众的思想”？

（64）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在 1945 年《七大》的总纲中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做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 导方针，而在 1956 年《八大》总纲中却改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 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为什么在《八大》总纲中不提毛泽东思想了呢？难道是疏忽 吗？

（65）《七大》党章中党员的第一条义务是：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和领会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而《八大》党章中党员的第一条义务却被改成：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为什么也把“毛泽东思想”几个 字除去了呢？这是偶然的吗？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如果背离 了毛泽东思想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列主义，如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 时，如果背离了列宁主义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一样。我们誓死捍卫毛泽 东思想，我们要问：是谁有这么大的狗胆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金光闪闪的大 字从我们的党章里删去了呢？

（66）毛主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为什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这和 修正主义的论调有什么不同？

（67）毛主席说：“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什么刘少奇却偏偏离开毛主席 的教育思想去搞自己一套，什么“两种教育制度并存，五年试验；十年推广”的 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来同毛主席相对抗呢？刘少奇为了推行自己一 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辞辛苦，跑遍了半个中国去做报告，下指示，搞试点， 目的何在？

（68）六三年四清时，毛主席提出了前十条，又是谁提出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后十 条，公开与毛主席唱反调？

（69）为什么六二年时，大刮单干风，是从谁刮出来的？ 为什么六四年要在全 国大搞“托辣斯”化，这又是谁出的主意？《人民日报》为什么刊登社论“政治 落实于业务”？这是什么思想？

（70）《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指出：“在一九六四年党内出现了形‘左’ 实右的错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 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同这种错误做斗争取得胜利的产物。二十三 条保证了四清运动在正确轨道上前进，避免走上邪路。”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什么 呢？

（71）一九六二年正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企图兴风作浪向我们猖狂进攻的时候，这 时正是需要大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红旗》 第九期重新发表了《论共产党员修养》大肆宣传？ 而这本书修改后仍然不突出 毛泽东思想？

（72）为什么王光美讲话时都说：“每当我遇到困难时，就想起了少奇同志的教 导”？

（73）四清运动是谁把王光美派到桃园去蹲点？又是谁到处让她做报告，到处放 毒？宣传那条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为什么王光美从桃园蹲点回来后，刘少 奇就武断地说，全国三分之一烂掉，并且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后十条。

（74）为什么《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当时发行那么多，同学几乎人手一册，而 毛选却发行那么少？而现在又为什么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书停止出售 了？而且许多单位把刘少奇著的书都收回了？这说明什么问题？

（75）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讲话时说：“要吃‘小亏’占‘大便宜’”， 他到底要吃什么“小亏”，占什么“大便宜”？刘少奇给黄炎培的一封信中说： “前十年是革命，后十年是建设。”难道在建设时期就不存在阶级斗争、不存在 社会主义革命吗？

（76）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讲话，谈到保护少数问题时，单举清华 李世权的例子。李世权在六月十四日写出了矛头直接针对毛主席的反动口号，难 道说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也属于要保护的少数之列吗？刘少奇为什么单举这 个口号在万人大会上宣传呢？

（77）为什么王光美十月十日检查不仅对自己的错误没有丝毫认识，反而态度十 分强硬呢？

（78）为什么王光美十月十日检查不仅对自己四清中犯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没 有认识，反而大谈什么“四清经验”呢？是不是想翻案？

（79）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穿上了草绿色的军装，接见了百万文化革命大军。这次 令人难忘的会见，它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什么？

（80）为什么八月十八日第一次正式提出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统帅？

（81）为什么这次会后，刘少奇没有单独出过面，而刘少奇在党内的位置由第二 位退到第八位？为什么有的人靠边站了？

（82）为什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 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3）彭真等黑帮被揪出来后，为什么在《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中还说：“任 何人，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 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这段话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的呢！

（84）周总理八月五日在清华大学说：“……革命者要保持晚节，我们要紧跟毛 主席。”为什么此时要提出革命者要保持晚节呢？

（85）七月十六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群众见了面并且畅游长江一小时， 其伟大意义是什么？

（86）毛主席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那么北京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是谁任命 的？

（87）为什么叶剑英同志十月五日于北京工人体育场讲话中指出要保卫毛主席及 林副主席，并宣布林副主席 是我们的副统帅？并说：“这是中国人民最可庆幸 的大事。”这里说明了什么问题？

（88）《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指出：“党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 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这段话的含义是 什么呢？是谁还在坚持错误？

（89）周总理十月九日对清华各红卫兵代表座谈时说中央问题中央全会（指八届 十一中全会）“基本解决，组织上已解决了，思想是否解决我也不能说。”这说 明什么问题呢？

（90）戚本禹同志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的，一个是另一些人的司 令部，你们看清哪个是毛主席的就保卫，你们要好好考虑。”这另一些人的司令 部到底是谁？

（91）为什么《红旗》十三期社论中强调指出：“共产党员要警惕敌人用糖衣裹 着的炮弹的攻击”？为什么说：“有一小撮人被糖衣炮弹打中了，他们已经不是 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92）《红旗》十三期社论中强调指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 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主要的是通过他们进行的，或在他们 的包庇下进行的。”你怎么理解这段话？

（93）现在纪念我们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为什么有这么重大的意义？鲁迅先生 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表明对敌人和人民群众的鲜明态 度，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意义？

（94）为什么《人民日报》十月十九日的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一 再强调要“杀回马枪”，“痛打落水狗”，“至强敌于死命”？到底哪些人是落 水狗？

（95）为什么《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的胜利》再一次突出强调“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 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对抗 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96）<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中指出：“提出错误路线的人只不过是一两个 人或几个人。”在全国范围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么流行，提出这条反动路线的 那一两个人到底是谁呢？

（97）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首先把大多数干部和真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 子一起打成黑帮，其次把非红五类子女打成“混蛋”，然后在红五类子女中挑起 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他们最终要“保”的是谁？

（98）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 它的惨痛历史教训到底是什么？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

（99）为什么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五日语重心长地说：“阶级斗争、生产斗 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 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确实保证，是使无产 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 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 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 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 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 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请同志们 想一想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呀！” 同志们想一想毛主席是怎么做出这番估计来的？

（100）为了使我国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为了使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 业永远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指导下胜利前进，你准备怎样做？你要接什么样 的班？做什么样的接班人？你是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

第二十节 覆灭

历史上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悬案。所谓悬案，有三个特点：提出方没有证据、被动方坚决不承认、后人查不到线索。而无一例外，悬案的形成都和政治斗争密不可分。

1967年2月，也就是“联动”刚刚肆无忌惮的攻击公安部之后，在广州，出现了一则神秘的“联动宣言”。

这则宣言，全称是《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通告》，还有个神神秘秘的小名“中发秘字003”。

宣言第一句话就给自己背书了一个吓人的身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导下工作。”

宣言中明确了“联动”的最终任务，其中最厉害的是这几条：“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简单说就是明确反对刘邦和韩信，反对刘邦树立起的平民造反派，保护自己的父母。

宣言还给“联动”定下了组织原则：“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

简单说就是这个组织必须要血统纯正，即使要补充些基层官员子弟，也是未来的事情。

最后，宣言还给联动定下了明确的活动原则：“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刘邦思想。”

（注意！“1960年前的刘邦思想”这是“联动”们不断强调的要点。而这一点也是78年后的主流思想根基。最终，还是“联动”们赢了。）

这就更好理解了，刘邦60年前的思想是对的，我们要追随；之后是错的，我们不跟随而要反对。

各位读者们认为这个宣言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从内容看，确实和“联动”的思想高度一致，也符合联动实际的行动，难以驳斥。

但，这正是问题所在！聪明人谁做什么就说什么啊？面子上占领舆论制高点、唱高调，里子里做符合自己群体利益之事才是王道！把反刘邦这样容易让自己被动的口号喊出来，这不是傻么？我们的主人公卜大华就坚决否认这个宣言出自联动之手。

现在的情况是，不管宣言是真是假，联动已经被架在了火堆上。

高层的反应很强烈！刘邦说：“这些头头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要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改造”“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变成反革命。”

李云鹤说：“现在他们天天要造谢（富治）的反，这是错误的。头头应当抓起来。”

谢富治说：“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领导们发了话，打手们自然就出动了。北京从1967年1月底开始，出现了大量“砸联动”的事件。造反派们开始对“联动”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红卫兵创始人卜大华肯定也跑不了。

1967年1月25日，清华大学、清华附中的“井冈山”在蒯司令的指令下出动百人围捕卜大华！此时的卜大华已经没有了几个月前的势力和人马了，他很快被捕，并扭送到公安部。从此，开始了和数百位联动伙伴们的牢狱岁月。

其实，卜大华们在监狱里过得并不苦，毕竟谁都不敢轻易相信他们背后的父母们真的就倒下了。在监狱期间，公安预审科的干部提审卜大华时，也无奈的说：“说句老实话，你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了。”

首先，大家吃的不差。一开始造反派管理监狱的时候，卜大华们虽然没啥好吃的，但吃饱还是没问题。后来军管了，大家更是能经常吃到肉。

其次，大家还比较自由。在监狱中，卜大华们可以互相沟通、聊天，也能很及时的了解到外面的动向。比如“二月逆流”中，三老四帅对自己这帮孩子的拯救，大家就第一时间知道了。

但，监狱里的平静难以掩盖外面的风暴。

当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时、当决定和手下的大多数伙伴为敌之时、当下狠心对“孩子们”动手之时，刘邦就做好了鱼死网破一搏的准备，而且他是自信能成功的。为此，他甚至在1967年初全面调防了北京军区的所有部队。

但是他没想到反弹会这么强！

1967年初，当四位省部级高官——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造反派迫害死；当“孩子们”被公安部抓起来之时。老干部们彻底不干了！“老大，你要整死我们让那些小逼样的上位，还要让我们断子绝孙！我们要反抗！”于是，“二月逆流”出现了（“二月逆流”的故事，我会在“二月黑风”中最残酷的“青海事件”故事里介绍）。

看着这次在大鸾带领下、在韩信默许下的集体反抗的阵容（三老四帅），看着他们说的过头话（谭老板干脆说出了不跟刘邦主席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刘邦有些后悔了，自己心急了、动手太迅猛了，事情这样发展下去恐怕收不住了。他必须暂时收手以待时机。但他需要台阶，政治上的台阶大鸾和韩信早给准备好了；而抓联动这件事的台阶很快也来了……。

1967年4月，写出神作《三论》的彭小蒙（父亲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彭炎时），又给刘邦主席写了一封血书！在血书中她请求刘邦主席原谅自己这帮在运动中犯错误的年轻人。

既然孩子们用血书来认错，那就算了吧。刘邦批示：“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

1967年4月22日，还在在监狱服刑的卜大华等同志，突然被轿车接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等待他们的不是批斗和审问，而是中央领导的关心和畅谈。大鸾和中央文哥小组的小伙伴们都来了。

这次会谈中，几位领导都和同学们讲了话，而这讲话也体现了他们各自的特点。

李云鹤说：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众答：没有。)有点不好，就是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见你们，我有责任。委屈了你们。主席说立即释放你们，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你们也不要写自我检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联动”还可以把牌子挂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的责任大。……你们关了多久了？允许你们学习主席著作吗？虐待你们没有呀？责任我们负得多，教育的不够！……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希望你们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如果你们还要挂“联动”的牌子的话，我给你们交通、汽车、甜等。父母革命儿女不一定革命，父母不革命儿女可以革命……什么手续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们就可以回家去。

这个讲话，谁能相信是那个被描述成老巫婆的女人说的呢？一位严父背后的慈母形象跃然纸上。看来她确实才是刘邦最亲密的好战友，最能领会领袖的心理和思想。

而陈老夫子还是那个福建土书生的迂腐性格，他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和敌人和稀泥。他说：打、砸、抢的砸字，我过去都不认识，不能搞打砸抢嘛！……你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联动”的名词不反动，但纲领是反动的，代表反动的思潮。

这样的人活该他和韩信一起被打倒，却不平反！

张宗可是大政治家，人家的话就里外都能说得过去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嘛！不管怎么样，你们还是祖国的宝贝，祖国的财富，特别是如果你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话。

最后是大鸾讲话：生长在刘邦时代是很幸福的。刘邦主席很宽大，犯了错误，给你改正的机会。错误的原因有家庭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学校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责任，你们又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可以说，你们落伍了。除了家庭、社会的原因以外，我们见你们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后来对你们管得就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今后我们帮助你们，不但是你们还有你们的家庭，还有社会。我是没有儿女的，我到八一学校参观后，才知道你们这样特殊。我有个侄女在八一学校，虽然不是“联动”，但有“联动”思想，在中南海北门骂解放军说：“就是你们把我们同学抓起来的”，解放军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们全家批评了她，让她学习了一个星期毛主席著作。……你们一定要改，我们已经是老头子了，有了错误还要改！……我和李云鹤同志在二十日讲过“红卫兵万岁”！你们要把“红卫兵”光荣的旗帜再举起来！要真正举得高，是高举刘邦思想伟大红旗的“红卫兵”，把自己过去的过失补上。

然后，大鸾又亲自点了卜大华、熊刚、蓝小兵、骆小锋、董良翮几个孩子的名，让他们起来和自己见面。

笼统的定义事物对错、用自己的家庭成员做同理心沟通、具体点出普通人姓名并真情对待。这几手一放出来，现场的孩子们都被感动哭了，气氛达到了顶点。要做总经理，必须学会这几手！

会议结束后，卜大华们就直接回家了。别看老大们说的好听，联动却真实的消失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卜大华也没了方向。

第十九节 激战

让我们大家发挥自己的头脑，来幻想一个场景吧：有一群非法结社的社会青年，高喊乱七八糟（这里不能说）的口号；并把自己这套歪理邪说在网络上大肆宣传，甚至在北京城到处聚会宣讲；没事还聚在一起，开着自己的宾利和保时捷，穿着LV和爱马仕在京城招摇过市，有人不服就削！

有朋友可能会说：你拉倒吧，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怎么会允许如此宵小之辈？可事实是，在1966年底的北京，这件事情就是发生了。大字报就是当年的网络，28锰钢自行车和黄呢军装就是当年的宾利和LV。

这种情况让刘邦、李云鹤、中央文哥情何以堪？难不成负责社会治安的公安是吃素的？对不起，还真是吃素的。

这帮孩子的父母是谁？最小都是十三级的干部(部队里是师长、地方上就是县长)。动他们？小警察敢么？而且，他们背后是什么势力？中央是什么态度？摸不准这个脉络，动手就是找死。再说，国务院已经下文，不允许公安系统干涉学生运动。综合以上三点，负责北京社会治安的市公安局真不敢出头。那公安部呢？

公安部可是重要机关！“九门提督”是皇帝眼皮底下，除了“粘杆处”之外最直接的武装力量了。新中国第一个公安部长，就是刘邦曾经最信任的“大警卫员”——罗长子；罗长子被打倒后，接班的是刘邦另一个心腹谢富治；再之后，就是“昌邑王”了。能和“大警卫员”、“昌邑王”这样的人物并列，在最混乱的年代掌握强力机关多年，谢富治的忠勇和被信任程度可见一斑。

靠自己和最高层领导的顺畅沟通，谢富治很快摸清了高层真正的态度，他决心护主平判。但事情做起来要有技巧。群众运动是刘邦发起的，刘邦不允许国家强力机关介入，自己不能坏了老大的大局；另一方面，这些孩子背后的势力太大，不能明摆着得罪（结果后来还是被秋后算账）。怎么办呢？老手段，用群众打群众。平民造反派已经起来了，放“三司”出去为自己咬人吧。

“三司”与“联动”的对抗很快就成了当时北京城的主要矛盾。

“三司”大家该不陌生，我讲的前一位英雄就是三司的蒯大富司令，他们主要都是大学生；而对应的，“联动”却以中学生为主。这是什么原因呢？作为一个互动话题，交给我的读者们吧。

“联动”刚成立时双方就动手了。12月6日，“联动”发兵攻打“三司”总部，双方经过一番文攻武斗后，人数众多的“三司”获胜，并抓了些联动成员。之后，双方的小冲突就不断发生。

在清华，卜大华的弟弟卜伟华先带着人马去挑衅，到处贴大字报——“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

人家清华的大哥哥当然不能吃附中小弟弟的亏。蒯司令的人马很快出手，直冲红卫兵老巢，把卜大华他们的办公室给抄家了，所有文件全部扣押。

12月25日，清华的造反派在蒯大富的带领下做了大规模游行。把“打倒太子刘盈”的大字报嚣张的贴到了北京城的各个角落。

12月27日，北大在聂元梓的带领下，在工体召开万人大会，继续公开批刘邓。

12月26日，“联动”大会上，老红卫兵们对蒯大富们的行为给与了严正回击，大家要保太子刘盈主席和自己的父母！

而最大事件的导火线，则发生在12月16日。那天，“三司”最凶的“北航红旗”出手，抓了两个挑衅的“联动”成员，并把他们送到了公安部。注意，是公安部而不是北京公安局。

这可捅了马蜂窝。在“联动”伙伴们看来，如果我们的人犯了罪，你公安机关去抓没问题；但你“北航红旗”算什么鬼？你凭什么抓人送到公安部？你公安部又凭什么收？按照这个逻辑，大家都是群众组织，我们也抓人给你公安部，你收不收？

于是，大家组织起来去公安部讨要说法。这就是“一冲公安部”，我们的主人公卜大华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客观说，这次冲击还算文明。大家有些肢体冲突，但很快就变成了谈判。卜大华带着几个人和公安部的领导平等的坐下来把事情聊了下，双方也取得了暂时的一致。

可事情没那么容易结束。公安部要继续安排“三司”的人对付“联动”，把其中嚣张的、曾经大肆破坏的给抓起来；“联动”则无法忍受自己的兄弟被公安扣押。就这样，“联动”开始了不断的武力冲击公安部，史称“六冲公安部”。

每次行动，“联动”都是派出几百名手提菜刀、军匕、铜头皮带的战士先围困公安部，制造场面给对手压力；然后派出其中的骁勇分子冲进公安部，要求和对方领导谈判；当然，公安部的领导不会出来和狂人们谈事情，也不敢用强力手段处理；于是勇士们就对阻拦的人员进行攻击，散发传单喊口号，甚至重新玩起来对臭老百姓曾经用过的打砸抢。

对这些嚣张的“联动”小将们，公安部的反制措施也很谨慎。作为强力机关，却要强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基本态度。从后来的事件发展看，幸亏如此，否则几位老帅就真要造反了。

干脏活的是“三司”这样的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只要“联动”出手冲击，他们必然出现，实施围捕。很好的诠释了草民得势后会变成更凶狠的走狗的基本官僚体系原理。

这样一来，“联动”就很被动了。面子上，自己闹事、人家公安忍让，没有“打学生”这样的把柄可供使用；里子上，自己的兄弟们还被公安扣押着，而自己也被凶悍的造反派们不断地削。更令人气恼人的是，人家“三司”还不断出击，主动攻击“联动”各组织的据点。

卜大华们这次真被逼急了！整个文哥中，他们首次开始针对某个、或某几个高级领导人开始了批判！1967年1月10日，在北京市展览馆，“联动召开了”——“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大会，把矛头明确的指向了公安部长谢富治！

“联动”在这次大会上，给公安部下达了最后通牒：

1、无条件释放全部被捕的红卫兵战士。2、向无辜被捕的红卫兵战士公开赔礼道歉，给他们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当众销毁审问他们的黑材料。3、收回三司、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等组织随意抓人的权利。4、严惩三司、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公安部就处一小撮殴打、绑架、拘留红卫兵战士的凶手。5、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捍卫十六条，保证今后不再发生上述事件。以上要求请公安部负责同志看到此件二十四小时后予以答复，否则，我们将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行动,那么将产生的一切后果全部由你们负责。

这可太厉害了。最后通牒这东西在国家间都极谨慎使用，一般就是做好准备开战才会发出。现在一个非法成立的民间组织，竟然对公安部实施了最后通牒，这真是了不起的创举。

当然，谢富治和公安部不会理会这个所谓的最后通牒。那就只能继续冲击公安部了！1月11日，“联动”进行了第六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冲击公安部了。

这次冲击很不同以往。首先是人马。“联动”这边全体出动，兵马覆盖了公安部附近的所有街区。而另一面，“三司”等造反派组织也做了充足准备，大量的平民青年严阵以待，准备战斗！

第二是口号。人家造反派人多，“联动”确实打不过，也冲不进去，他们就喊出了更可怕的口号。前五次冲击，“联动”的口号也就是什么“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第三司令部”“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中央文哥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些陈词老掉。这次则喊出了“油炸李云鹤”“打倒大鸾”“打倒陈夫子”“太子刘盈万岁”等极其反动的口号！

小孩子都是任性胡闹的，但这种胡闹要有底线。否则父母、师长、社会都会给他们惩罚。“联动”闹得太过了，直接开始反对刘邦和他身边的人。那不管他们是谁的孩子，也要教育一下了。“联动 ”的末日来了！

第十八节 联动

高层态度的变化让卜大华无所适从，而身边的局面已经悄然变化了。

清华附中不再是“清一色”了。新的红卫兵组织——“刘邦思想红卫兵”率先冒了出来，开始和卜大华们争夺权力；紧跟着，一个叫做“井冈山”的可怕组织也建立起来了。

清华大学造反派的“蒯大富”司令，其组织的名字就叫做“井冈山”。现在小兄弟清华附中的“井冈山”也很明显有着“蒯司令”扶持的影子。有领袖的思想加成、有平民子弟巨大的人员基数、再加上“蒯司令”的背后支持，清华附中“井冈山”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他们很快采取行动，冲击卜大华等人通过民选组建的“革委会”，并烧毁印章。清华附中又一次没了管理机构……

那位说了，这老红卫兵不是特别狠么？看他们红八月里的表现，仿佛谁来都是一个字——削！这怎么被人家“井冈山”一冲击，就失去了政权呢？怎么不反抗，不打回去呢？没办法，打不过啊。

说起街头混战，取胜的关键在三点：人多、够狠、心齐。任何地方，都是草根居多，精英为少。只要草根敢出头，干部子弟能有多少？人数上，卜大华们肯定吃亏。而狠不狠，则在于思想。前面老红卫兵猛，是因为刘邦领导的高层仿佛在支持自己，有恃无恐；基层中，父辈的权势更是最强靠山。现在呢，很明显造反派获得高层支持，而自己的父母也成了“资产阶级路线”的黑帮被搞。自然人家造反派们胆子更壮、信心更足、打架更猛了。而“心齐”这个要点的关键在于关系亲疏。父子兄弟上阵，肯定互相维护，一个倒下其他人更要冲上去玩命保护。前期，“老红卫兵”们太顺利，也就发展太快了，很多底层的平民青年，因为自己的出身好也能混进去。但这些人和干部子弟们在亲疏关系上就远了，组织的凝聚力自然也就弱了，战斗力也就不不行了。

要改变目前被动挨打的局面，要保护自己的父兄，老红卫兵们必须重新拿到斗争的优势地位！必须在街头巷战三要素上加强！先要联合起来，这样人就多了！再要统一思想、制造理论，这样思想上就不怕对手了！最关键的，是要清除“非自己人”，保证组织的纯洁性，也才能保证组织的战斗力！这就需要“联动”了。

其实，老红卫兵们早就在做这样的工作了。著名的“西纠”，就是北京西城区干部子弟们形成的血统纯正的联盟组织，这个组织在时代的大潮下也是做出了许多英勇事迹；其两位核心——孔丹和陈小鲁，未来更是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取得了可怕的成绩。

陪伴 “西纠”的，还有东城区的“东纠”、海淀区的“海纠”。大家作为新中国的“接班人”，一致认为自己有义务管理“红卫兵”们，有权利判断谁是真红卫兵，谁是假的。

现在形势不同了，大家要抱团取暖。在北大附中的倡议下，以“东纠”、“海纠”为核心，当然后来“西纠”也加入进来——“联动”，全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了！

能确认的“联动”成立时间是在1966年12月5日。也是在这一天，“联动”发布了自己的宣言。这个宣言在内容上没有什么新意，有趣的是最后一句：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刘邦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未来的事实证明，经过他们的努力，“铁打江山”确实没有变色。

“联动”一成立，就开始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矛头直指“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乃至韩信、刘邦！ 12月5日，联动成员邹建平在西直门城楼上贴出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12月9日，北航红卫兵纵队发布《批评和监督中央文革的典型意义》。

12月9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战士颜晓东《给刘邦主席的一封公开信》：十月三日之後，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十月以后，关锋、戚本禹等人，挑动少数派斗争多数派，他们对多数派施加压力。

12月9日，清华大学捍卫十六条战士《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12月9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二——要急刹车，急转弯吗？且慢！》：十二月四日，首都的革命学生把彭真等黑帮揪出来了，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对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必须斗倒、斗垮、斗臭。但是，它似乎给了某些人立即转入斗批改的信号，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批完了，进行斗批第改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更重要的是，现在许多人正在酝酿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和跟关锋、戚本禹进行辩论的问题，于是他们进行了“急刹车”。这是错误的。

12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三——是批判谭立夫讲话的错误还是推行谭立夫讲话的错误？》：我们强烈要求中央文革为谭力夫平反。

12月10日，北京大学 “虎山行”战斗团《刘邦主席的大民主万岁！》：目前在许多单位展开的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辩论，就绝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之关键！目前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主流是健康的，好得很！

12月11日，清华大学物理系 刘中桓杨川昭《韩信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

12月12日，北航红卫兵八一野战兵团《也问中央文革 （二）——无产阶级大民主万岁》：一给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就被打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牛鬼蛇神，就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我们要向中央文革小组，你们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思想──刘邦思想指导下的大民主呢？还是要坚持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指引下的小宗派的民主呢？中央文革小组过去一直高举刘邦思想伟大红旗，然而某些同在这段时间里实质上树立了小资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怀疑一切”（实质上是否定一切）是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观思想，“一切权力归左派”（多数就无权了吗？）是小资产阶级狂妄自大自私自利思想，“红色恐怖万岁”（是指向群众的，而不是象前级段指向地主、资本家）是小资产阶级狭隘报仇主义思想，也正是中央文革小组某些人所欣赏的“革命造反精神”。

12月12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四问中央文革小组》： 在我们《一问中央文革小组》刚刚贴出以后，马上遭到猛烈的围攻，在《二问》《三问》相继贴出以后，现在又有更大规模的围攻现象，把我们诚恳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诬蔑为“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写出各种各样的大标语，什么“砸烂你们的狗头”呀，“你们是反革命”呀，“八一纵队的一小撮混蛋们，你们没有好下场。”有的甚至叫嚣“抽他们的筋，扒他们的皮，宰了他王八羔子” …… 满城皆是。总之，开动了大量宣传机器，大骂八一纵队 ……扬言要“抄”我们， 要“砸”我们，跟踪我们，绑架我们 ……我们刚贴出大字报，马上有人用大标语覆盖上，有的甚至刚贴出不久，便被撕得干干净净。出现了这种大量的围攻现象，搞得最激烈最凶的是以第三司令部和北航红旗为代表的“少数派”。

12月1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旗手战斗队《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就是必须批判》：中央文革小组在前段（尤其是十月份以来），支持了造反派（少数派），大大解放与助长了其造反精神，同时犯了路线性甚至有些是方向性的错误。它片面的支持少数派，而甩开多数派。就是在这个低估多数派的革命积极性，实则是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思想指导之下，中央文革未能广泛地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抬高少数派，客观上压制多数派，关于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辩论刚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如陈伯达，江青，关锋）就给定了调子，后来越提越高，堵住了不少人的嘴。关于“谭力夫发言”的辩论也刚一开始，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就在辩论会上定了调子，以后文革小组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也定了调子……等等。前段“保皇派”“修正主义红卫兵”等帽子满天飞，向多数派频频袭来，促进了两派对立情绪的加剧，陈伯达同志在 9.25 对重大“八·一五”讲话中指出有“修正主义红卫兵，假红卫兵”就是一个主要的导火线。“谭力夫发言”有严重错误，且传遍全国，当然需要批判，但是中央文革除了先定调子外，没有因为谭力夫是学生而引导群众注意策略，相反，陈伯达同志却说：“你们不把谭力夫批倒，你们还搞什（斗争）么革命？”王力、 关锋、戚本禹等同志也讲了不少富有煽动性的话，由此大大加剧了不少人（尤其是少数派）对谭力夫的敌对情绪，以致引来各种各样的对谭力夫的漫骂、讽刺、挖苦。

成立之后的“联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筹备在12月26日，也就是主席生日的这天，举办一场大规模的誓师大会——“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全面的向社会展示自己的目标，给主席的生日献礼！

客观说，联动少年们的能力真的很强。他们不但很快组织起了强大的社团准备对抗官方围剿，他们的斗争也很有经验。现在确实是要和中央文哥对着干，但面子总要留，而如果真能拉中央文哥中的某一派支持自己，那就更如虎添翼了。因此，“联动”的女司令、北京附中周春英特意邀请中央文哥内秀才派的代表人物戚本禹参加本次誓师大会。而戚本禹也真的答应了。

可是，等到26日那一天，戚本禹等中央文哥的人还是坚定的去参加了主席的生日宴，放弃了“联动”的誓师大会，放了“联动”一杆好汉的鸽子。而“联动”们，当然也不会邀请三司这样的平民造反派组织。看来，“联动”注定要孤独的和暴民以及独夫战斗到底！

大会上，当卜大华作为最后一个发言者完成了自己的报告时，现场的同志们愤怒了！想一想当年，为了鼓励自己起来闹革命，中央文哥和刘邦主席给了多少关心啊！“一司”、“西纠”成立时，中央和文哥小组是多么的支持啊！现在呢？这么重要的会议，谁都不来了！谁都不在乎了！难道我们真的成了“狗崽子”么？我们的父辈真的被大神放弃了么？那些臭老百姓，真的要骑到我们头上了么？

（黄四郎手下的小辈们也要坚定地和张麻子、暴民们斗争到底。）

气愤之下，几位老红卫兵冲上了讲台，开始高呼口号，展示自己心中的声音！ “坚决批判中央文哥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坚决批判中央文哥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中央文哥某些领导人不要太狂了”！ “戚本禹这样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侩子手三司”！ “坚决反对“三司”一小撮造反派搞打、砸、抢、抄、抓！” “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

伴随着口号的，是印刷着口号内容的被伙伴们扔向天空的无数“红后代”传单！同志们喊出了自己的心声，台下的伙伴们也热情起来，和台上互动起来。会议达到了高潮！

绕了半天，口号内容才是“联动”伙伴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总结起来就是几点：第一，直接向中央文哥开炮，就是反对你们！第二，直接向“三司”这样的平民造反派组织开炮，你们敢动我家，我就干你！这两点可太了不起了，要知道，那时是文哥！这就等于直接向“文哥”这件事开炮！向“文哥”背后的支持者——刘邦开炮！所以，后来老红卫兵们经常吹嘘，是自己率先揭发了文哥的丑恶并抵制文哥，也是有道理的！在那个年代，他们敢这么做也确实勇敢。

“拥护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在这里大家只要知道这四位军委副主席的名字就好。他们是：“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至于这几位讲了什么话，我会在之后周志坚的故事里会介绍，这里就不缀叙。

而被老红卫兵们支持的这四位副主席，在两个月后还参加了一项重要的政治斗争，史称——“二月逆流”！这次斗争又是因“联动”的老红卫兵们而起，当然也救了这些老红卫兵。“上阵父子兵”，这话还真有道理啊。

好了，社团联盟组建起来了，人数也就增多了。同时，“联动”对血统的要求更为严格，你爹妈没到十三级干部（部队里是副师级，地方上是县处级）你就没资格进来，自然凝聚力更强。关键是明确了反抗目标，而背后也似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力量（四大副主席，说不定还有他们背后的那两个人），胆气也壮了起来。如此看来，是可以一战了!

接下来，老红卫兵们把喊出的口号带上了社会。大家到处张贴大字报、到处演讲、发传单、宣传。势要把反抗暴政的工作做到底！

对于这种公开和“文哥”作对的现象，刘邦会同意么？他和他的平民战友们会如何拆招呢？我们的主人公卜大华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请看下文。

PS：67年7月，北京的平民造反派组织曾专门搞了一次“联动”罪行的展览会。其中为“联动”构建了十条罪行。在这里我附给大家看看，增加些趣味。

一、狂犬吠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二、狼子野心，疯狂攻击中央文哥 三、顽固不化，死保刘邓黑司令部 四、蚍蜉撼树，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丧心病狂，围剿革命左派组织 六、鼓吹血统论，搅乱阶级阵线；灭绝人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七、打砸抢抄，扰乱社会治安 八、流窜全国，破坏各地文化大革命 九、腐化堕落，生活糜烂透顶 十、垂死挣扎，破坏革命大联合

第十七节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书接上回。说起1966年10月给卜大华生活带来转变的两件事：王任重和陶剑寒的事情我们以后会专门开章节介绍，这里就不赘述，大家只要知道卜大华在中央的重要合作伙伴没了。今天，我们主要谈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文字的表述上，洪兴社从来就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组织。文件上，一句话、一个词、乃至一个字的差别，往往都影响了很多人的升降，乃至生死。也因此，每次会议，台下的人都在仔细记录领导冗长、无趣的发言（当然，其中肯定有滥竽充数的）；优秀的组织成员，也都会认真关注党媒的细节信息。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太严重了！共产主义理论的根基，简单说就是无产阶级打败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然后进入到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理想国。因此，每一个洪兴社人都清楚，自己和自己的组织，一生中最坚定的敌人就是——资产阶级！什么封建阶级啊、帝国主义啊、修正主义啊，其实都是次要的敌人；即使受打击最狠的什么叛徒啊、内奸啊、特务啊，其实也是“资产阶级”这个仇敌的附带产物。“国共合作”时期，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从来都没忘记两家还有分道扬镳、再见沙场的一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绝对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
那谁是“资产阶级呢”？按照经典的马克思理论，就是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所谓“掌握”，就是拥有“所有权”，而不是租赁、承包、“使用权”一类的概念。按照这个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中国该没有资产阶级才对。

但是，“理论家”的作用就是无中生有、新建理论。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大会上，刘邦主席写出了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其中指出：“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虽然“有产”的“资产阶级”不存在了，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手段欺压百姓的人还是存在的。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刘邦说的这群人的头目就是太子刘盈。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的问题也来了。在热火朝天的十月，在太子刘盈已经倒台的当口，作为一个用词如此严谨的组织，把“资产阶级”这样一个极端严肃的词语明确提出来。刘邦要做什么？

让我们来看看那段时间他说的话吧。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邦指出：“你们回去后，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这些干部）原则上是赞成的，遇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

如果说刘邦这话说的还挺给大家面子，他目前的最强盟友——韩信，在这次会议上说的就露骨多了——“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简单说，干部们大多数都反对文哥。

后来，在接待阿尔巴尼亚外宾的时候，刘邦又提到：“现在红卫兵帮助我们，但也有不可靠的。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黑眼镜、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乱搞，打人、杀人，杀死了人，杀伤了人。多数是高干子弟。”

综上，我们来总结分析一下。在文哥进行到1966年9、10月份这个阶段，胆小怕事、以“莫谈国是”为准则数千年的中国老百姓已经被挑逗起来了。对刘邦而言，眼前，阻挡自己实现前无古人、后恐怕也难有来者的梦想的力量，就是官僚阶层和他们的子弟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恐怖的名词，就是针对他们！换句话说，刘邦这次已经公开向阻挡自己梦想的群体宣战了。

第一个打出这一炮的也是韩信。他在十一庆典上的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中，首次提出：“以刘邦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进行。”

紧跟着，在10月3日，《红旗》杂志上的社论也通过广播宣传了出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微妙的是，其中还有一句：“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这一切，让大鸾很不舒服。

大鸾先找到秘书团的当红小生王力，直接指责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社团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和‘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我要去问主席！”

然后，他真的就跑到刘邦面前摊牌，表达自己的不满。

刘邦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绕来绕去就是一个意思——提法还是有区别的，但就是提了！给你解释是给你面子，你看着办吧。

当此情景，大鸾才冷静下来，恢复到自己习惯的套路上。回答说：“我懂了”。就此也开始跟着刘邦这么说起来。问题是他真的服了么？

对大鸾而言，于私，作为官僚们的代表，他不忍心看到和自己同生共死的老战友们被打倒；于公，作为精英政治家，他知道愚民的暴起只会造成社会撕裂和混乱。他不能不急！但面对执拗的老对手，他选择了暂时退让。

对刘邦而言，大同社会的梦想是必须实现的，自己就是超越耶稣、释迦摩尼、马克思的真神！为此，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然，刘邦也知道其中的危险。他在给李云鹤的信中曾说：“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在1966年10月1日，韩信首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晚，刘邦更是语重心长的对身边的小兄弟们悲鸣道：“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1966年10月6日，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大会通电指出：目前流传极广、流毒极深、影响极坏的谭力夫“发言”，正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反映，正是吹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它明目张胆地反对刘邦思想，疯狂地诋毁十六条，全面地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讲出了社团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想讲又不敢公开讲的黑话。这是一株反洪兴社反社会主义反刘邦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坚决把它连根锄掉！

大会上，李云鹤讲话：“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社团中央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我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刘邦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斗争的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孤立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大鸾讲话：“我完全同意刚才李云鹤同志讲的那段话。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

这次发动，让刘邦的运动撇开了前期的“冲锋队”，底层草民也有恃无恐了。很快，“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词语。天下大乱的局面也正式启动。

卜大华们逐渐发现，各地的党政干部或者被打倒、或者靠边站、或者投降了，士绅精华为之一炬。而更可怕的是，自己这些根红苗正的少年英雄们一夜之间从绝对左派，变成了反动的右派；“接班人”变成了狗崽子！

怎么办？反抗吧！“联动”出现了。

第十六节 串联（下）

串联的最大好处就是互通信息！其实互联网也是最好的串联工具。而互通信息的结果就是人心思动、社会出现不安定因素。千年中国传统集权政体，普遍使用户籍管理制度，并对游民阶层实行道德和法律双重打击的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对1966年8、9月份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来说，第一批串联来的红卫兵们带来了大麻烦。

这些到地方来串联的红卫兵主要是北京的学生，当然也有本地到北京朝圣后回来的年轻人。对于这批无组织、自发来串联的少年，各地政府一开始都是欢迎的。毕竟他们是主席身边的人，支持他们的行动也是主席的要求。大多数地方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接待机构，负责串连学生的食宿安排，并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有些甚至还为他们召开了欢迎大会。

可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这批从北京来的学生竟然胆敢质疑各地的党政领导；而且胆敢到处煽动，号召群众起来造反！

有这些天子门生带头，原来被工作组收拾老实的青年们也跟着动了起来。大家共同把矛头指向了各地党政领导机关！

在上海，一个自称“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的组织给上海市委送出了《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的大字报。并直接引发了8月底9月初“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的严重冲突。在湖北武汉，数千名学生也跑到省委门口静坐绝食！一时间，各地烽烟骤起！刘邦期望的事情在各地方，都先于首都北京发生了！

面对此情此景，各地方党政机关能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动用暴力工具解决问题。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但如前一节我所介绍的，军委、公安部的命令，把地方机关调军队和警察收拾造反者的方案给禁止了。而使用工农民兵打击造反者的方法也被人民日报所否定；甚至刘邦还亲自针对“青岛事件”做出了批示，严禁各地政府组织工农反学生，也就是著名的“九七批示”。看来老大是不允许我们反击了啊！

既然如此，作为中华帝国千年以来素质最高的群体，干部们很快找到了另一个方法——扣帽子。各地方党政机关几乎同时喊出了“假红卫兵”的口号。指出：之前来闹事的不是真正的红卫兵，而是坏人；并提出“抓南下一小撮”的号召！

既然说那些红卫兵是假的，就需要更有公信力、也支持政府的真红卫兵，帮自己说话、为自己的判断背书；而既然要“抓南下一小撮”、和假红卫兵对抗，就需要武力强大、组织严密的真红卫兵出手。哪里找这些真红卫兵呢？大鸾给大家送来了！

此时，北京最有公信力、被中央认可的红卫兵组织只有两个，一个是大学生的“一司”，一个是中学生的“西纠”。这可都是官家认可的民间机构，都是“老红卫兵”们把持操纵的组织！“一司”的总司令汪延群就是御林军都督汪东兴家的大小姐；“西纠”的总司令孔丹则是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和大鸾的秘书许明家的公子，未来更是掌管庞大且深不可测的中信集团多年，红卫兵创始人卜大华也只是人家的小弟而已。

这样的组织当然听党的话了。很快，在大鸾的安排下，有组织的、正规的红卫兵从北京出发，向各地串联！他们也有自己响当当的名字——“首都红卫兵南下、北上、西进兵团”。他们的任务很简单——支持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围捕和打击“南下一小撮的假红卫兵”。

绕了一大圈，至此我总算把背景交代差不多了，我们的主人公卜大华也要出场了。

在和兄弟们把八月份的北京闹红火了之后，卜大华接到了一位中央领导的任务。此人就是王任重，任务则是到武汉去串联。

王任重此人我会在后面陶剑寒的故事里着重介绍，在这里大家只要知道两点就好：其一，他是陶剑寒的头马；其二，他在进入中枢之前，一直是湖北地区的一把手。从这两个身份我们也能猜出大概：他希望卜大华和大鸾派出的兵团起到同样作用，去帮助自己的大本营和老部下维护管理秩序；这个目的也代表了陶剑寒的意思。

既然中央大领导都安排了，那就武汉看看吧。好嘛，这红卫兵第一人来到武汉，支持当地党政领导，那肯定要当大爷供着啊。

卜大华由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单一介全权负责接待和照顾。先是被请进了条件最好的省委招待所住下，然后又会见了武汉“老红卫兵”的头领，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之后就是政府安排的游玩和演讲了，什么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测绘学院、华东农学院都走了个遍。当然作为红卫兵第一人，卜大华也在这些学校给同学们讲话，告诉他们要听党的话，而不是胡闹。

其实，在卜大华之前，身份更牛的“武装女将”宋彬彬已经作为大鸾“南下兵团”的负责人之一，来武汉为地方政府背书过了。但时任湖北省长的张体学也不能浪费卜大华，他特意安排了一次全国各地来武汉串联的学生见面会。

在这次会议上，张体学首先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自称不该被“炮打”；紧跟着又对“假红卫兵”开始了控诉：“我代表湖北几千万人民，我控诉你们（南下一小撮），你们不是在炮打我们，你们不是在给我们抹黑，你们是在往刘邦主席脸上抹黑！”

可现场的学生却不是铁板一块。听了张体学的说法，很多人立刻就闹将起来。而这边，支持张体学的“老红卫兵”们当然不能不管。双方很快就发生了冲突。

这时，卜大华就起作用了。先是他的老战友骆小海发言，明确指出：“湖北省委是高举刘邦思想伟大红旗的，张体学同志是要革命的”。

紧跟着，卜大华也和了下稀泥，他说：“即便革命的省委也应该欢迎群众炮轰司令部，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这样炮火的洗礼可以变得更加纯洁，革命的队伍变得更好，不革命的那部分就会被打掉。”这话仿佛是帮着造反的学生说的，但一句“革命的省委”就给湖北省委定性成好同志了，也真是高明。

总之，靠着卜大华的名气和讲话技巧，张体学也算度过了难关。这个封疆大吏在现场就激动地抱着卜大华和骆小海，大喊：“你们看，这才是真正的红卫兵！这才是刘邦主席支持的红卫兵！”

之后，卜大华又写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中南支队访汉声明》，为湖北省委省政府做了革命派的背书。他和之前来到的宋彬彬，共同为未来湖北保皇派对造反派的巨大优势产生了影响。如此推导下来，卜大华也算为后来震惊全国的“720事件”推波助澜。

当然，这里我还要说一点。宋彬彬和卜大华们的南下、北上、西进兵团也带来了他们在北京玩的抄家、破四旧、打黑五类狗崽子等成功经验。地方和北京发生的事情顺序颠倒了。

之后的两个月，卜大华的生活就太丰富了。为王任重帮了忙，就是为陶剑寒出力。陶剑寒继续安排他在自己的政治大本营——中南局各地进行串联、游玩，接受了一回中央上差的待遇。而在北京，作为听话、又有标志性的红卫兵，卜大华则成了中央的文哥形象大使，专门接待各国外宾。

那位说了，当时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不多啊；即使几个建交的国家，也因为刘邦主席实践真正的马克思思想，搞得都很不开心啊，怎么会有外宾呢？这就是不懂政治了。和个别全民团结、共同实现复兴梦想的伟大国家不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左中右派的政党和组织。政府没建交，不代表这些政治组织部不和中国交往。

当时，世界各地的左派都以中国为最纯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践行圣地、巴黎公社的东方延续，自然要来求经；一些小国家的在野党也不在乎自己的政治属性，总要来找大哥拜码头，希望获得些支持；当然，中央也乐得和各国展开民间交流，宣传自己的盛世并做适当沟通。这样一来，当年来访的外宾数量还是不少的。这些外宾最好奇的就是刘邦推行的大民主，那让卜大华去接待当然就再合适不过了。

（自由、放荡、不受约束……那个年代全球的知识青年都很喜欢刘邦的调性，“Maoist”成为最潮流的思想。）

在度过了8、9两个月的好日子后，卜大华开始走背字了。十月份他遭到了迎头两棒。第一棒，王任重跟着陶剑寒倒下了；第二棒，中央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

第十五节 串联（上）

书接前文，接说这一段卜大华列传。

看完前一节，有人会问，在那个八月，社会上出了这么多非法行为，国家强力机关就不知道么？当然知道了，而且做出了行动。

1966年8月21日，中央军委先发出《绝对不许动用军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指示，这就堵了军队干预地方的口子。紧跟着，8月22日，公安部又发出来文件——《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这就堵了警察出面干预的口子。再过一天，8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标题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这就把那个年代力量强大的民兵组织给挡住了。

中央为什么会如此放纵学生？我们来看看最该对社会稳定负责的公安部门发出的通知，就该理解了。

公安部的《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中，开头就明确提到了发出这个通知的原因：

“最近，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委住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师生闹革命，不准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

正因为以上原因，公安部才做出了接下来的决定：“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二、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防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五、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打不打学生？打了，遭万世唾弃；不打，出现社会暴乱。这是管理者最郁闷的两难话题）

当时，北京虽然还是老红卫兵们只手遮天，但全国其他地方的平民造反派已经行动起来了。大家勇敢的冲击走资派控制的党政机关，索要给自己编制的黑材料，要求地方领导们出面接受批评。可这些地方长官们哪里是随便能被学生吓到，自然出动手里控制的警察、民兵、乃至部队剿灭这些刁民乱党。

刘邦要的结果就是平民们动起来！现在地方长官们围剿平民造反派，他自然要用手中掌控的权力保护刚起来的气势了。而这样一来，老红卫兵们的“红八月”自然也就跟着没了约束。如此，则大概的情况也就理顺了；大家也就不会对后来公安部又出面抓卜大华们的矛盾行径迷茫了。

问题是：地方上的造反派怎么就胆敢冲击国家机关了？！当然，黑材料会让他们一辈子抬不起头做事；但要说去省委、市委去静坐，那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老百姓来说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让这些羊变成狼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大串联。

说起串联，其实还是自发的行为，其苗头正是一个很不和谐的名词——上访。我在蒯大富的故事里也说过，太子刘盈的工作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模仿反右和四清，找学校里带头乱讲话、闹事的人的罪证，然后一根子把这家伙一辈子给打残。这样既给运动找到了合适的发泄点，也让其他敢不顺从的人胆寒。确实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有效法宝。

但刘邦的几个讲话和几个动作，把工作组的行为全给否定了。那工作组准备的“黑材料”怎么算？没人管！工作组都是国家各级机关派出去的，现在要各级国家机关都向几个刁民认错？那怎么可能？

大家注意，此时，这些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反革命”的老师和学生还不敢去衙门静坐。他们选择的解决方案和现在那些“精神病”一样，上京告御状！上访！

这可苦了中央的管理人员。对这些上访人，你否定他们吧，就是否定老大刘邦；你支持他们吧，就是和全国各地、中央各部委的同事们为敌，就是挑战整个国家的管理体系。没办法，只能糊！

于是，从国务院到中央文哥都对这些上访人给与了热情接待，甚至大鸾、陶际华、张宗可、陈老夫子、李云鹤等大佬级人物都亲切接见这些上访者，也都给与了口头支持。但实际行动？木有！毕竟，在情况明确前，为了少数百姓，赌上自己的政治筹码，那不是优秀政治家的行为。

于是，也就有了大批被鼓励和支持、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青年滞留在北京。这些人很自然也就幸运的获得了参加8月18日和刘邦主席见面的机会！

当这帮上访者被主席接见的新闻被新华社报道后，全国各地的青年都疯了。看看现在年轻粉丝们见到偶像时的疯狂吧。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刘邦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偶像；而青年们更是缺乏其他爱好；再加上信息传递手段少，所有人都只能看到照片里的偶像。在那种局面下，青年们听说主席还要不断接见，那我们必须要去见偶像！这就有了第一批串联的年轻人。

当时，全国各地的学校都由革委会管理。革委会对于学生们见伟大领袖的壮举自然要支持。于是由学校出钱，送红卫兵代表去北京串联学习斗争经验、朝见伟大领袖的模式出现了。

但不公平也就出现了。当时全国各地的革委会和北京情况差不多，都是老红卫兵们把持。因此，平民造反派的学生也就不会得到太多机会到北京去“公派串联”。这就促成了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学生抢占列车去北京串联的革命行动。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之下，没人敢阻碍学生们的革命行为。这才逐步有了对去北京串联的青少年全部免火车票、汽车票、船票的事情，也才有了大鸾费劲心机为来北京的青年准备免费吃住的事情。

中央的鼓励和支持，让数量巨大的平民造反派们也有机会加入到进京朝见的行列中。就这样，一场红卫兵大串联的热潮在全国展开了。

说起支持免费吃住行的串联，还发生了个有趣的事情。当时，各地都有红卫兵的接待站，这些接待站有时候会给串联来的红卫兵借款。那时还没有身份证认证，也没有信贷管理，一切借款都是空对空的白条子。有一次，陈诗人在家接到四川一个红卫兵接待站的公函，里面写到：“诗人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在我处借人民币200元，望尽快归还。”好嘛，一个小地方的单位，要帐竟然要到外交部长、元帅家里了。当然，诗人肯定不会还钱的，因为这个事完全没谱。且不说人家孩子不缺钱，这白条连名字都写错了啊。当时社会讹传，都说诗人的儿子叫陈小虎，其实人家是陈小鲁嘛！很明显，这个倒霉接待站被小骗子给忽悠了。

当然，也有感人的事情。在镇江，有个叫郭嘉宏的小伙子，文哥一开始就学习聂元梓造反。结果呢，地方上的领导可不惯毛病，立即把他抓了起来，关了4个月。后来，他自己逃出来到北京告状，并获得了刘邦主席的接见。这次接见让他去掉了杂念，彻底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放在心中。在1967年1月第二次去北京串联的时候，遇到建筑工地大火。为切断火势，郭嘉宏勇敢的爬上仓库棚架，把篷布掀掉，避免了国家财产的损失。但大火让棚架倒塌，他自己跌落在地，不治身亡。此事也在文哥中被传诵一时。人民日报对此事做过专门报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阅查看。

第十四节 打人

“红八月”中，正式的打人是在8月13日开始的，当众挨打的是几个小流氓。

第一个挨打的是“小流氓”，这也很正常，因为他们一直老红卫兵们的打架对手！

什么是“小流氓”？看看各地的方言叫法，其实大家就有大致的概念了。对这群人，我们东北老家往往称作“出来玩的”，我现在的家乡管他们叫“活闹鬼”，在上海叫做“白相人”，在香港叫“古惑仔”，在北京就更直接了，叫“顽主”。

人民是最有智慧的！看看这些方言，异曲同工的指向了这些人的共同特点：爱玩闹的年轻人。注意这个特点！在那个年代，肯定没有黑社会，甚至用非法手段敛财的机会也没有。那个年代的“小流氓”就是些爱玩闹的年轻人！

那“老红卫兵”们又是什么人？肯定不是书呆子型年轻人，或者平庸型型年轻人，他们也是爱玩闹的青年人，只是人家有背景而已。两帮爱玩闹的年轻人注定会在学校、剧场、冰场、大街的各个角落产生矛盾！

现在“老红卫兵”们掌握政权了，那老对手——“小流氓”肯定要倒霉了。1966年8月13日，北京各学校的革委会联合召开斗争大会，专门公审几个在街面斗殴中刺伤“老红卫兵”的几个“小流氓”。

（敢和大院子弟的老大叫板，小混蛋也真猛。）

此时，各学校的权力都被民选的“革委会”控制，而革委会都是“老红卫兵”们掌权。因此，虽然新组建的北京市委和中央的几位领导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会议其实还是“老红卫兵”们控制。

作为“红卫兵”的创建人、清华附中的革委会负责人，我们的主人公卜大华不但参加了此次会议，还作为主席台成员准备了发言。

可事实证明，卜大华的发言白准备了。批判大会一开始，“小流氓”刚被押进现场，群众席里的一位少年就忍不住了，他拿起老红卫兵们最常用的武器——铜扣皮带（这武器可是身份的象征，父兄不是军队的干部是搞不到如此武器的）冲向了小流氓，开始了愤怒的抽打。这一举动立刻让现场的老红卫兵们兴奋了起来，大家纷纷抽出手中武器，冲向会场中央那几个孤立的敌人，开始了报复。革命群众对于流氓群体的愤怒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按照卜大华自己的回忆，这次集体公开批（ou）斗(da)，他不但没有参与，反而带了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前去阻止。事实真相我们无法判断，但我们知道的是，这次大规模行动，卜大华没能阻止的了。

关于那几个被大规模群殴的“小流氓”的结局，我们不知道。但根据红八月的惨烈和后辈江湖明星“小混蛋”的结局，我们也能猜到一二。

可怕的是，面对眼前这次大规模暴力行为，在场的众位中央领导毫无反应。人打完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同志作了总结讲话。李富春讲话的重点只有一个——中央决定改组团中央！翻译过来就是：和卜大华他们斗了几个回合的团中央“三胡”垮台了！

而这场大会本身则带了一个好头——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束缚老红卫兵们出手攻击阶级敌人了！一时间，“铜扣皮带”成了那个月份江湖上最可怕的武器！

现在经常有些朋友喜欢喊自由和民主。那我们就来看看，当自由（政府连当众打人和抄家都不管了）、民主（学校的管理机构由官方指派的党组织改为师生一人一票选举的革委会）首次落在中国学生的手中时，发生了什么吧。

就看卜大华管理下的清华附中：

杨爱伦，清华附中高一2班学生。其父曾在国民政府海关工作，按照血统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家的狗崽子。1966年7月底开始，被定性为“反动学生”，在班里被老红卫兵们批斗。具体斗争经过其实也不严重，无非和现在网络上的校园霸凌行为差不多，只是持续更长、光明正大而已。

1966年8月8日，不能接受同学们帮助教育的杨爱伦，来到火车站卧轨自杀。所幸，火车头的冲击力把她铲出了轨道，没有死。只是脸部和身体受到重伤，并且失去了两手指。得知情况的卜大华来到医院对杨爱伦及其家属进行了慰问，并表示不会给杨爱伦划分为“反动学生”。杨爱伦对卜大华的关怀表示了极大的感激。

郭兰蕙，清华附中高二学生。其父也曾在国民政府工作，当然，她也就成了需要帮助的“狗崽子”。革委会成立后，自然也少不了对她的斗争和帮助。1966年8月20日，郭兰蕙班级负责的同学通知她下周一要开会继续接受“帮助”。

心理压力巨大的郭兰蕙在回家的路上喝了来苏水（一种致命的消毒剂，可不是苏打水饮料）自杀。

了解情况后，卜大华又带同学去医院查看。此时，郭兰蕙的食道和气管都已被烧坏，医生将其气管切开处理，生命已在旦夕。对此惨状，卜大华对郭兰蕙的母亲表示了慰问，并对其自杀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兰蕙同学在学校没有出现什么反常的情况，会不会在外面有什么流氓才自杀啊？

想不到这一问让郭兰蕙的母亲大怒，情急之下她竟然掀开了垂死的郭兰蕙身上仅有的被单，指着那瘦弱的身体叫到：“你看，她现在还没有发育呢，乳房还很小呢，她不会有什么流氓活动的！”

最后，医生还是没有挽救郭兰蕙的生命，她死时年仅19岁。

当然，在学校里，最惹同学们反对和厌恶的肯定还不是那几个“狗崽子”，而是曾经管理同学们的“臭老九”——老师们。清华附中的臭老九们也都倒霉了。

当然，这里我还要说明一点：清华附中革委会是学生和老师一起组成的。核心层除了热血的老红卫兵们之外，还有一些和他们配合很好的青年教师。这些老师的革命投机性更强、曾经工作中的仇恨也更多，又年长有经验。因此，他们对于挑选出老师队伍里的牛鬼蛇神并给与严厉打击起了很大作用。

在这样配合下，副校长韩家鳌、校长万邦儒、书记顾涵芬、教务处长邢家鲤，以及以下的诸多任课老师、班主任都尝到过老红卫兵们的几大招：剃阴阳头、挂牌子、拳脚、铜扣皮带。其中结局最惨、也是比较倒霉的是一位年轻的物理老师——刘树华。他碰上了倒霉的时间点。

如之前所述，1966年8月18日，刘邦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北京城的疯狂就开始了。8月24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参加了清华大学老大哥——贺鹏飞组织的大规模行动——推到了校门，跟着批斗所有老师。这次活动让附中的少年们更加兴奋。而转过来第二天，让他们兴奋点完全爆发的事情就发生了。

1966年8月25日，北京女子十五中学的红卫兵们在对一户资产阶级残余分子进行抄家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个坏人就是李文波。李文波家解放前有点产业，解放后资产也都被公有化改造了。这个50多岁的老头能活到66年，并且有一份修车的工作，客观也说明了他之前还是很老实的。

8月24日，女子中学“爱红妆”的女红卫兵们就到李文波家去抄查藏匿起来的黄金和枪支。可这狡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家里竟然啥都没有，这让巾帼英雄们极为失望。愤怒之下他们把李文波和其老婆关了紧闭，不让他们吃饭、喝水、上厕所。

本来李文波他们还是挺老实的，但他老伴后来憋不住了非要上厕所。这不合理的要求引起了女将们的愤怒，对李文波夫妻进行了棍棒教育。这下李文波露出了反动本性，竟然抄起菜刀要去砍红卫兵女将们！当然一个老头子也只能吓唬吓唬人，女将们都没受到伤害。但这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女将们一顿乱棒把这个敢想红卫兵小将们动刀的老家伙给打死了。

这件事情震惊了当时的北京城！资产阶级分子竟然敢向红卫兵动刀！看来他们真是要造反了！我们要反制！从此，北京进入最疯狂的打人高潮。

26日一大早，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领袖熊刚就在学校操场的平台上向同志们做出了战斗宣言：“说阶级敌人杀我们红卫兵了，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我们不能手软！”当天就开始对学校里的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反动狗崽子们进行了严厉的专政，让他们尝到了无产阶级的铁拳。26日晚有专门组织了对敌人的斗争大会。

当天，老红卫兵们就开始对学校里的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反动狗崽子们进行了严厉的专政，让他们尝到了无产阶级的铁拳。26日晚，又专门组织了对敌人的斗争大会，就是在这场大会上揪出了刘树华这个坏分子。

本来，刘树华这个人还够不上敌对分子的资格。他就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老师，离反动学术权威差太多；平时也老实，不敢多说话，自然也没机会当上右派。所以这天的批斗会上他是作为观众来参加的。

但这天的老红卫兵们已经疯狂了。看到刘树华，大家突然想起这小子曾经是个大流氓！曾被人举报过有风流事。大家立刻把他拉入了待批斗的人群中开始了教育！

当天的斗争大会是对阶级敌人砍来的钢刀的反击，当然要严厉。因此可苦了这些反动权威和老右派了。什么校长、副校长、书记都被好好地教育了一番，而被教育最惨的就是教务处长邢家鲤和刘树华了。

教务处长被狠狠地教育当然不奇怪。只要在学校待过的孩子都知道，管纪律的那个家伙最可恨，翻身了不揍他揍谁？这刘树华就倒霉了，青春期的孩子们对风流事最敏感，当然也就关注他了。

具体教育这些阶级敌人的手段和过程我实在不忍多说。大家只要想一想，刘树华这样一个20多岁的棒小伙子，经过这天的“教育”，第二天竟然选择了最窝囊的处理方式——自杀，就知道其可怕程度了。

刘树华选择的自杀方式是从锅炉房的烟囱顶端顺烟囱跳下来。狭小的烟囱空间、肮脏的煤灰环境，他死时的惨相让人不寒而栗。而其留下的遗孤妻、子更是人间惨剧……

以上这些只是卜大华带领的清华附中的几个小战果，整个北京的战果就更丰富多彩了。最著名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被人体消灭的战例。带领小将们完成这次战果的几位少年女英雄的名字我们还是要记得的，她们是——宋彬彬，刘婷婷，邓榕。至于这几位女将的家族，看看他们的姓氏就知道。

“红八月”是那十年中最悲惨的岁月！说文哥里残酷的武斗，其实就是红八月里打人，和后来的造反派对打。对打还算公平，这“红八月”就完全是凌虐！而且这种凌虐是从北京延伸到全国各地。其中的悲惨故事难以言表，死伤数量令人吃惊！

这里再额外讲个后续的情况：文哥结束后，在众位老干部的关心下、在霍光和圣主耀邦等人的直接指导下，曾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大规模的对“三种人”的清查，对文哥期间有过“打、砸、抢”行为的造反派成员都进行了各种惩治。但，“红八月”中的血案却被遗忘了……

在和伙伴们一起创造了“红八月”的奇迹后，卜大华决定出去串联了。他要把北京的斗争成功经验传递给祖国其他地方的战友们。而当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天又变了！

第十三节 破四旧

客观说，卜大华把“红卫兵”的牌子打出去、带着同志们写出“三论”后，他就再也没资格当时代的领路人了。毕竟在那个圈子里，是讲究根基的。卜大华这样的子弟，无论从个人能力还是圈子影响力看，都只能跟在后面走而已。比如“破四旧”！

8月18日另人兴奋的接见大会后，北京二中立即发出了《向旧世界宣战》的“破四旧”宣言，卜大华们紧紧跟上。

这篇《向旧世界宣战》也是一篇奇文，奇就奇在他把本来虚幻、空洞的“破四旧”给落实了！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像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

我们国家解放十七年了，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仍然存在。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不甘心他们的死亡，他们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和我们争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阵地，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英明、伟大、正确的。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懂得，要想复辟，必须在生活上打开缺口，使资本主义大泛滥。而理发馆、裁缝铺、照像馆、旧书摊……当中一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的技术权威们，为了博得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欢心，满足他们的奢望，就挖空心思，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你们是金钱挂帅，金钱第一，你们对人民是有罪的！

首先，我们对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像馆、旧书摊……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的技术权威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什么“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青年波浪式”等等稀奇古怪的发型，还喷上香水，抹上油，

使那些流氓们摇头晃脑，得意忘形。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什么“牛仔裤”“牛仔衫”以及各式各样花花绿绿令人作呕的港式衣裙，使那些流氓们飘飘然，神气十足。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照出了许多下流低级的照片，把那些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电影明星们捧上了天，使他们神魂颠倒，眉飞色舞。你们照出来的像，可恶，可憎，可气！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贩卖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级黄色冒险的小说，使那些狗崽子们从你们那里得到了满足。大批资产阶级的阴魂从你们那里飘了出来，毒害了许多青少年，滋育了他们犯罪的苗头。 还有那些商店，你们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等是给谁预备的？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

你们从心灵深处不喜欢广大的工农兵那种淳朴憨厚自然的美。你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些油头粉面、衣着华丽的老爷太太们，你们的灵魂深处是肮脏的，反动的。

你们口头上也说为工农兵服务，你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现在是你们彻底改造的时候了！

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么不出几年，几十年，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解放十七年来，前北京市委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对流氓作风、流氓行为放纵不管。他们走的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路，我们和他们是两条路上的人。现在，我们站起来了，当家做主人了。

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们不管，我们要管，而且要管到底。我们要彻底铲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温床和苗子，造这些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我们就是造反有理！现在，“飞机头”、“牛仔裤”、下流照片和黄色书籍统治一些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和旧书摊……的现象，再也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我们向理发、裁缝、照像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

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我们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分，可做补钉。“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我们向全市红卫兵和一切革命的同志呼吁，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世界革命的大事。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苏联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我们也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呼吁：向残存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火，砸烂它，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说“破四旧”，其实并不全面，应该还有另外三个字——“创四新”。这个说法来自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读过我前面作品的朋友该知道这篇社论的重要性，就是他——首次向全社会通告了文哥的开始。

这篇社论指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极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极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出的文哥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第一条就指出：“资产阶级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人心，征服群众……而无产阶级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这两篇文哥的宣言和纲领，且不论小民和官僚们如何看，高层们是需要靠他们来揣测圣意的！

老大到底要干那样？这是大鸾和韩信最迫切要解开的谜题！对自己的这个生性浪漫、精通权谋、又颇不讲情面的老大，他们两人是足够熟悉的。可这次 老大的行为太怪异了。

本来大家以为无非是又一次最高层的权力斗争而已，折腾半天就是换太子嘛。纵横捭阖之下，大鸾和韩信已经帮你完成了计划，可你怎么还没完了呢？还去挑唆那些少爷们出来搞事情，还去搞什么几万人的大接见干啥呢？

带着疑问，大鸾和韩信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放在了“破四旧”上。那一代中国精英，不管信仰如何、手段如何，大体上都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都有改变中国人劣根性的雄心壮志（现在依然不缺少这样的英雄）！分析着社论和十六条，二人都吃惊的猜想到——原来老大是想玩一把更大的局，是想在中国搞出个启蒙运动啊！（事实证明，他们还是低估了刘邦的雄心。）

既然老大这样想，那就顺着他的意来玩吧。

8月18日的万人集会上，大鸾对红卫兵们讲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刘邦思想。”韩信则说的更直白：“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刘邦思想。”

这“林”和“孔”二人都已经达到了中华传统官僚的至臻境界。拿些不靠谱、不落地、务虚却又积极正面的话来顺着老大的意，再不露声色的捧一下老大。按道理，事情就能顺利解决——老大继续当老大、做理想主义的春秋大梦，自己继续掌控党政军，社会则继续循规蹈矩的运转，皆大欢喜。

可他们低估了刘邦，更低估了红色少爷们。二中的宣言竟然把空洞的“破四旧”给落实了；而且大旗一挥，卜大华这样的少年们都义无反顾的跟了上去。

到“林”和“孔”二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宣言》已经通过日人民报宣传到了祖国的各个角落，“破四旧”势头已然不可阻挡，责任自然也就落在这二位的头上（当然，到后来，林倒下而孔被塑造了成了圣人，屎盆子也就都给林了）。

《向旧世界宣战》说：“首先，我们对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像馆、旧书摊……”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你们照出了许多下流低级的照片……你们贩卖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级黄色冒险的小说……”

“还有那些商店，你们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等是给谁预备的？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

“我们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分，可做补钉。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目标明确、落实了，那就开始行动吧。卜大华们走上了街头，代替警察开始了执法。只是他们执法的工具不是手枪和警棍，而是各类裁缝用具和一根父辈传下来的铜扣腰带……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窄裤脚管的裤子，红卫兵宣布，裤脚的宽度不得少于5寸。在大街上发现裤脚宽度超标的，立刻用剪刀豁开。遇到高跟鞋、尖头皮鞋，则责令将鞋子脱下，当场用刀斧将皮鞋的尖头、高跟剁下，并将皮鞋挂在脖子上，穿袜子或光脚回去。若大街上有人敢留大背头、卷发的，那就更倒霉了，或押到附近理发店强制改成充许的发型，或干脆当场用剪刀帮其修剪。当然，也没人敢穿连衣裙，擦口红、抹香水出门了。

但，只是这么玩，就太不尽兴了。看过网上学生凌虐视频的朋友一定都惊叹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么残忍，其实，孩子本来就是残忍的！因为荷尔蒙分泌的旺盛、因为社会经验的缺乏、因为很多社会道德观还没形成，孩子往往能做出比大人残忍的多的事情，自己却不觉得是错。能看破这点的人都成了优秀的“领导者”，动物庄园里的“拿破仑”最依仗的就是那几只忠实的小狗；希特勒先生到最后，最衷心的就是少年冲锋队的战士们；红色土改中最凶残的也是红缨枪嘛。

卜大华们玩红眼了，他们接下来盯上了各种字号。管你什么街道还是店面，只要是“封资修”的，就必须修改！否则？铜扣皮带伺候！这下好玩了：王府井成了东风路，长安街成了东方红大街，瑞福祥绸布庄成了立新绸布店，协和医院成了反帝医院，颐和园成了首都人民公园，天桥成了红卫兵剧场。

连蔬菜水果都倒霉了。洋白菜改为圆白菜，西红柿改为鲜红柿。最搞笑的是黄瓜，被改为青瓜，原因竟然是“黄”有黄色下流的意味。

还有个搞笑的是清华附中本身。既然全社会都改名，那咱们自己的学校也要维新啊。卜大华一声令下，把个清华附中改名叫做了“红卫兵战校”。各位看官请想，那清华附中可是红卫兵的发源地，能搭上这根天地线，岂不是立刻身价倍增。于是，卜大华刚把“红卫兵战校”的名头打出去，就接到了全国各地众多学校要求加入成为其分校的申请。当时还没有开连锁学校赚钱的思想，否则这可发财了。

讽刺的是，面对这众多要求加盟的学校，卜大华选来选去竟然第一个看中了曲阜师范学院。曲阜是什么地方？那可是封建第一大宗师孔老二的老家！那里可有孔府、孔庙和孔林！是最该破四旧的地方。但既然你加盟我了，没问题，我保护你！也因此，孔家这些东西一直保持到后来老红卫兵垮台、平民红卫兵崛起，这才由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带队给捣毁。

可其他很多古迹就没能躲过老红卫兵们的冲击了。懂得文物价值的大鸾也出面派部队保护了很多重要古迹，比如故宫。但他也只能针对这极个别特有名的文物进行保护，大多数其他古迹就只能任其自生自灭了。就连大鸾自己，也要把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改为“向阳厅”以标榜自己破四旧的决心。这场灾难毁了多少古迹，我实在没兴趣罗列，各位随便上网就能查到。

客观说，前面这些“破四旧”行为也就是胡闹而已，和小孩子恶作剧也差不多。但接下来卜大华们要做的事情就真的过分了，他们开始抄家、掏“四旧”老窝了。

眼看街面上、市井中的四旧都没了，那肯定是被藏起来了；既然藏起来，就要去抄家抄出来！可去谁家抄呢？干部家不能抄，作为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最先进文化的代表，干部家怎么会有“四旧”呢？关键是老红卫兵们也找不到自己的家啊。工人、农民家不能抄，那也都是先进阶级；关键是他们穷，也抄不出啥啊。

被打倒的走资派要抄！这些人已经被中央认定是反动的、腐朽的，一定有封资修的东西。被打倒多年的“黑五类”要抄！这帮人本就是阶级敌人，他们家一定还有封建残留。学术权威、臭老九更要抄！这帮人受资产阶级和封建文化的侵蚀那么深、收入又高，家里怎么会没有“四旧”呢？更关键的是，过去他们在学校还欺压我们革命学生！这时候肯定要去他们家找罪证！

这下可惨了，谁家没点隐私的东西啊？小将们再一上纲上线，你就彻底成阶级敌人了。比如，谁家有民国的房契、地契，你这不是准备“变天账”么？再比如，谁家要是有民国时的奖状或者钞票，你这不是等国民党打回来么？

卜大华们万没想到，一抄家还抄出这么多隐藏的阶级敌人！那就继续扩大抄吧！一时间，全国上下，抄家风骤起。

抄家，引来的必然是暴力。不让抄就要动手打，抄出问题更要动手打；万里有一，被抄家的人家有个血性汉子，敢反抗，那就得往死里打！红色少年们的父辈就是用拳头打出的江山！打架？我们最喜欢！打到最后，把兔子逼急了开始咬人的时候，红色恐怖也就相应出现了！

8月25日，北京崇文区，李文波出刀了。

第十二节 阅兵

书接上回。讲了半天血统论，其实当事人是最有发言权的；而如果这个当事人又偏偏从没有被官方平反和粉饰过，那他的判断就更有价值了。

1966年十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做了《两个月来运动的总结》。他在总结中明确指出：

——“为什么因为是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是他们的血统高贵么？……制造这种谬论的人，就是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女的人。……这（血统论）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制造这种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逼青年！”

（看看这几位的面像对比，就能看出来，只有这个老夫子稀里糊涂的傻知识分子样子。）

从陈伯达下的判断来看，像谭力夫这样被黑手控制的暗箭，后来被逮捕就不奇怪了。但，谭力夫这些人为何又被放出来，如何又走回光明的人生道路呢？那就是我们后面故事要讲的了，大家别着急。至于其背后的黑手是谁，我给大家看一段霍光女儿在文革中改变思想后的回忆，各位再自己分析吧。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 个班主任有 32 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 50％以上。

回到1966年8月。血统论让卜大华们兴奋；但更让他们兴奋的事情很快也来了！刘邦主席要亲自接见红卫兵小将们！

说起文哥中刘邦接见红卫兵的故事，有几个要点先要向各位阐述：其一，接见不只是一次。8月18日只是首次接见，之后在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8日 、11月3日、10日、11日、11月25日和26日，他一共接见了8次、1300万人的队伍。这才彻底把文哥的大火给烧起来。

其二，这些接见可不是只针对红卫兵的。8月18日的接见大会，名字就叫做：“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也就是说这些广场活动都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只是因为红卫兵们表现的最整齐、穿着和口号最赶时髦、年轻人最喜欢凑热闹，这才让大多数参与者都自觉地仿效起红卫兵来。说起来，这和现在年轻人追“掏粪男孩”、当粉丝，也没啥太大区别。

其三，这八次活动的总指挥都是大鸾。做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活动，从资历到能力到权力，刘邦只能指望大鸾，自己身边的成员是不行的。这就是大鸾的能力，也是他的资本。

1966年8月10日，刘邦来到上访接待站，看望来中央上访的全国各地群众（这时候来上访的人可不是为了征地纠纷，大多数是为了前两个月被太子刘盈工作组给打成的右派身份要求平反）。

在这次接待中，刘邦发出了对群众的呼声：“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也就是通过这次接见，刘邦想出了鼓励胆小怕事几千年的中国老百姓真正去追求自己政治权力的方法——接见他们、给他们壮胆！他决定把这个接见的规模变成巨大。

（“张麻子”刘邦也是没辙了。必须不断出面挑动，习惯于做顺民的瓷器国人才可能变得暴躁、愤怒。）

1966年8月15日，已经代替原来的官方机构对清华附中实施管理的“革委会”，接到新组建的北京市委通知：到北大附中筹备召开北京市百万群众庆祝文化革命胜利大会。

在筹备会上，清华附中的参会人数、行程、流程、活动纪律都被做了严格规定。这也再次证明了——没有什么所谓的群众运动是群众自己组织的。

按照筹备会的规划，1966年8月18日凌晨两点，卜大华就带领着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战士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集合。按道理，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小将早早来等待领导们很正常；我相信，各位读者小时候也都有参加类似欢迎领导的活动经验。但这次，不正常的事情发生了。

广场上聚集起来的众多红卫兵小将们在凌晨五点这样一个时刻，突然发现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身着一身戎装，在向他们挥手致意。此人正是大家心中的红太阳——刘邦！“刘邦主席万岁”的呼喊也立刻响彻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此事的不寻常之处，首先在于刘邦建国后第一次穿着军装出现在大众面前。可能是为显示自己的儒帅风采、可能是为了表现自己不是军方背景而是代表广大人民代表社团、也可能干脆是当年在湘军中的不好回忆，刘邦特别不喜欢穿军装、带枪、获得军职。这次他竟然身穿军装出现在几十万人的广场活动中，这实在太令人惊叹了。对他如此行为的解释有很多，我无意逐一分析，但其结果却是以后的十几年中，红绿配的军装服饰成为了时髦的代名词。

另一个不寻常之处，在于刘邦出现的时间。正常的广场活动该是群众提前集合等待，领导们在即将开始时逐个走上主席台，而最位高权重之人该是最后一个入席。这符合中国的礼法和世界通例，既保证了活动的顺利举行也树立了尊卑。可是，这次刘邦竟然在开始前几个小时，自己一个人跑到现场和群众见面。这就是领袖笼络人心的手段！

更不寻常的是，刚刚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群众挥手致意的刘邦突然又走向了广场，走到了群众之中。这下台上台下全慌了。红卫兵们疯狂的涌上金水桥，要亲眼看看自己心中的领袖并和领袖亲密接触；刘邦的警卫人员则拼死用身体围绕领袖，保护老人的安全。此时的活动总指挥大鸾，也被老大疯狂行为震惊了，他立刻调配自己下属的中央警卫团（直属中央办公厅管理的8341部队）、北京卫戍区部队（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部队，此时司令是傅崇碧）冲入人群“救出了”被保卫的刘邦主席。

一方面主席要和自己的小将们亲密接触，另一方面被几万疯狂粉丝围绕对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而言又极为危险，这可怎么办。还好有睿智的大鸾总指挥，他立即安排卫戍区的军官和各个学校做沟通，邀请部分同学上天安门和主席见面！

作为红卫兵的发源地，卜大华的清华附中被给予了最多的40个登楼名额。而选拔的标准也很简单——政治可靠、家世清白。如此标准，最适合的当然是干部子弟们了。

很快，各个学校被选拔出来的年轻人就在天安门集中了。他们先见到了心中另一个偶像——大鸾。大鸾对青年们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要和主席握手，因为主席的手都被握肿了！

接下来，陈伯达宣布大会开始，韩信和大鸾分别作了讲话。刘邦则只是简单的站在城楼，目送着台上台下对自己表达衷心的年轻人。用沉默聚集着越来越强的气场，实现着中华民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来者的伟人神话。

台下的青年们自然没缘分近距离得见天颜，只能高喊万岁的口号走过天安门城楼；而台上参与观礼的各位红色少年们可就有表现机会了。

我们的主人公卜大华，毕竟只是个中层干部子弟，又加之已经有了红卫兵首领的身份。所以，其行为颇为检点，只是站在主席和总理中间，默默的看着自己心中的偶像；坚决执行总理纪律，绝不和主席有肢体接触。他对刘邦的印象只是流于表面：苍老、兴奋、疲惫。但，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刘邦真实的状况呢？

卜大华的几个小兄弟：骆小海（后来的留美海归，生性风流）、韩军、宋柏林（前文曾经提及，写出了《红卫兵兴衰录》的将军后裔）则没那么遵守纪律。他们不但勇敢的冲进休息室和主席握手，还和主席聊了起来：“主席好！主席万寿无疆！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我们祝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答道：“万寿也有疆嘛。”大家又喊：“您给我们写信了？”主席道：“还是草稿，还没给你们呢。”大家喊：“我们永远做您最忠实的红卫兵。”主席道：“好，好！”大家最后喊：“我们要永远造反，造反到底！”主席答道：“我坚决支持你们”。

对比卜大华们这帮三线干部子弟的紧张、疯狂，说白了就是没见过世面的表现，真正的高干子弟表现的就很不同了。上天安门的少年英雄们中还有一位巾帼超过须眉的女将，正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虎女——宋彬彬。这位宋女侠前几天刚刚消灭了自己学校（师大女附中）的大黑帮、校书记卞仲耘；重伤了另一个大黑帮、副校长胡志涛，为革命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

此时，她正站在人群中间，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要说普通孩子，还不吓瘫了？可人家高干子弟就是不一样。谢富治和宋任穷是老同志，两家关系非常要好。因此，彬彬直接向自己的谢伯伯发问道：“我能不能给刘邦主席献我们红卫兵的袖章？”面对此时的场景，谢富治肯定不会给孩子们浇冷水啊，立即同意了她的请求。

于是，文哥历史上一个经典场景出现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军装少女勇敢的来到主席身边，给主席佩戴上“红卫兵”袖章。主席则和蔼的看着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么？要武嘛！”

第二天的《光明日报》上就发表了宋要武（听主席的话，立即改名）的文章《我给刘邦主席带上了红袖章》。此文很快又获得了《人民日报》的转载！主席也加入了“红卫兵”！这些报道让“红卫兵”三个字真正响彻神州大地！这才是人家真正贵族子弟做的事情，大格局、大手笔！

8月18日这一天，天安门城楼上下诸次人等，虽然表现不同，但大概都是兴奋的心情。其中，却有几个人满面愁云，他们就是太子刘盈、霍光、陈会计、双刀将等靠边站的人。

说起来大家可能会奇怪，这太子刘盈、邓希贤等人不是被刘邦拌倒了么？他们怎么也上台参与接见红卫兵？这就是大鸾的高明了。

于理，这些人虽然靠边站了，但他们还是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员，按组织规定可以参加公共活动；于情，只要在大众面前露脸，就能把这几位在群众中的形象给保持住，就不能轻易被打倒，文哥的炽热之火也就自然被泼上了冷水。大鸾的做事可说是滴水不漏。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哥第一个要消灭的对象太子刘盈，竟然参与了全部八次接见红卫兵们的盛会！而且被报纸拍照刊登。这也促生了后来，竟然有群众组织反对刘邦和李云鹤，拥护太子刘盈的情况发生。

这天的太子刘盈是悲愤的。他远远地站在刘邦东边，一言不发。宋彬彬等人给刘邦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有样学样，很多年轻人也来给其他中央领导带袖章。可带到太子刘盈这里却遇到了麻烦，这倔强的湖南老头使劲把袖章扒拉下来，搞得年轻的红卫兵小将们也无所适从。后来，站累了的太子刘盈走到休息室，就坐在刘邦身边。这两位从延安开始歃血为盟、纵横捭阖，打出了洪兴社天下的湖南老乡，竟然近在咫尺，却相对无言。此情此景，实让人感叹。

这些细节，卜大华们不知道。他们知道的是“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并没有为党和人民做出什么贡献。而主席却亲自接见了我们。我们要好好干，一定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努力锻炼自己成为革命事业合格的接班人！”

但具体如何实施呢？先从破四旧开始吧！

PS：本想就此结束本节。但权衡再三，还是想摘录一段文字，让大家侧面窥探下刘邦对于接见红卫兵这件事的内心独白吧。

此文是文哥小组内近侍秘书派成员戚本禹的回忆。他看到刘邦70几岁高龄，每次却站立8、9小时接见红卫兵；而为满足全国各地串联来北京的红卫兵们的衣食住行，国家又花费颇巨。便冒死进言，权刘邦停止接见红卫兵。

对自己的心腹戚本禹，刘邦不但不恼，反而吐露心声。

他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毛主席讲完这些话，熄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

（张麻子拼了命，就是为了发动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