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读书人

卢郁文是那个年代很典型的一个读书人。

他的典型首先在“吃过苦”。世纪之交出生在河北农村的他，家族论起来也算当地的大户，村里有地，镇上有产业。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即使他这样的“大户”人家孩子，过得也是艰苦的日子。一年到头吃不上荤腥也就算了，“小少爷”还得挑水、放牛，到邻村卖菜。到了读书的年纪，祖父给六个儿子每人家里一个读书名额，因为是老大，卢郁文才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就这样，上学时每年的学费也都是爷爷省吃俭用给挤兑出来的。高中读完，家里无力再供应，他就和刘邦一样读了当年免费的师范学校。

然后是典型在“韧”。说起这个“韧”字，讲几个小事大家就有感觉了。卢郁文在县里的中学读书时，为省钱就住在中学教书的三伯家。一个在乡下读了几年私塾，然后来城里读中学的小孩子，成绩自然和天天跟着父亲开小灶的三伯家的堂哥堂弟差距极大。可他愣是通过偷听三伯给堂哥堂弟上的小灶，读成了中学的第一名，成功晋学。后来在北平高师（北师大前身）读书时，他一个乡下孩子，却选择了英语专业，自然又被同学们远远的拉开。当时的老师讲课用全英文，看着这个乡下来的可怜虫，给了一句评语“Poor man”。不甘心的卢郁文又玩命赶超，用了一个学期就成了系里面的第一名，然后一直坚持到毕业。

而另一个事情，也似乎在说明，外界环境一直在强化他的“韧”。北平高师在当时还是个很不错的学校，自然也有“官二代”在其中读书。一次，一个父亲在北洋政府当副总长的同学邀请卢郁文等几个同学去家里玩。结果，大家都进门了才发现把卢郁文给丢了。原来是门房的下人把他这个穿着寒酸的小伙子给当成跟班，留了下来。

他的典型更在“本分”。如果说在前两点上，卢郁文多少和刘邦有点类似的话，在这点上却泾渭分明。按照北平高师当时的规定，毕业前三名的同学可以选择留校做助教或到师大附中当英语老师。卢郁文并没有像刘邦一样广交朋友，组建自己的民间组织新民学会；参加社会活动，推倒当地督军；亦或者组织同学海外留学。人家选择了到中学去当老师，踏实的赚充裕的收入以贴补家用。

更能体现“本分”特征的是他的婚姻。17岁时，家里就安排卢郁文和大自己四个月、一点文化也没有的贫农女孩万氏夫人结婚。可就是这样一个和自己毫无共同语言，只会养猪、耕田、照顾家人的女人，却和卢郁文安稳的生活了一辈子。即使他后来当上了大教授，成为洪兴、东星两大社团的高级干部；即使他在外闯荡多年，身边没人安慰。

（因循守旧、老实本分的家长，是任何一个家族的幸事）

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可能会影响一个人一生；那段时间形成的性格，可能会陪伴一个人一生，卢郁文也一样。大家会在他后来的故事中，不断的再见那个过过苦日子，有韧性，本分、踏实的读书郎的身影。

在做了四年北师附中英语老师后，时间来到了激情燃烧的1926年。那两年，国共刚刚合作。当时最新潮、最时尚的洪兴社员们纷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军事院校黄埔也正式成立。“三皿煮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打倒列强出军阀”等一系列伟大的口号让当时中国的每一个知识青年热血沸腾！这个古老而衰弱的东方古国里最有朝气和能量的青年精英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一次性实现祖国统一、繁荣昌盛、政治开明、人民幸福的机会。大家都高潮了，“本分人”卢郁文也跟着“高潮”了。他放弃了安稳的老师职业，加入国民党。然后跑到北伐军中参加了革命！由此，他的人生际遇发生了彻底的转折。

（那个年代的网红，就是这个不靠谱的男人）

在北伐军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卢郁文自然很受重用，被安排到比他大八岁的猛将蔡廷锴部，担任政治部宣传科上校科长。

这段经历很有趣。首先，蔡廷锴部一直没少受洪兴社渗透。且不说他效力的“钢四军”因为“张大王”的义气，一直是洪兴社活动的温床；甚至他本人也被强迫参加了南昌起义。而另一面，洪兴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参与程度最深、影响最大的，就要算政治宣传工作了（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运动，关键点也是政治宣传）。刘邦接替汪兆铭做的是宣传部长，大鸾做的也是黄埔的政治部主任。

要说在这样的工作氛围中，卢郁文不受洪兴社思想影响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诡异了。就在“715”宁汉合流和“81”南昌起义之间；卢郁文从正在向南昌转移、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不知情的蔡廷锴部队里脱离了出来，不干革命了。

（蔡廷锴这人东边不亮西边亮，叛逃革命，以后还会回到洪兴社的怀抱。）

离开革命的卢郁文既没有去武汉，也没有去南京，也没有跟着去南昌，更没有回老地方北平。而是跑到江苏滨海，和别人一起创建了一所中学，并出任教务主任。

“二次北伐”、“东北易帜”后，国内局面在几大势力的制衡下，有了一个暂时的平静期，这也算是国民革命基本上成功了吧。在这个时候，卢郁文回到了河北，开始当官。

此时的河北是一块很特殊的地方。这里先是被新桂系占据，后又到了阎老西手上；而曾经占据北京这块皇城的冯吕布和少帅也都在这里有着自己的旧势力和新企图。就是在这样一个势力交错的地方，其心脏北京偏偏还是洪兴社真正的诞生地。那里有着充足的社团成员基础，和极强的总公司影响力。

1928年，河北省的国民政府，邀请卢郁文和他的一些朋友们前来任职，他欣然前往。

卢郁文在河北的工作是省教育厅第一科科长。而他一生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朋友杨秀林，此时则出任第二科科长。

（事实上，这就是一位洪兴社的中层社员）

官做了不久，1929年卢郁文就和杨秀林一起出国留学了。不同的是，公费留学的杨秀林是在法国读书；而自费留学的卢郁文则是在英国读经济。读书期间，因自费攻读而有生活压力的卢郁文又是靠着杨秀林的接济才能够坚持下来。

“918事变”后，卢郁文决定放弃学业回家。有趣的是，他从英国回来，选择走的却是一条不很方便的陆路交通，经过法国、德国、波兰、苏联，回到祖国。

回来后，有着革命经历、高层人脉、留学镀金光环的卢郁文事业上自然蒸蒸日上了。先是在北平的各个高校当教授，讲经济学；后来又来到国民政府，正式开始做经济管理的工作。也就在当教授的这段时间，他和几个朋友把当时也在北平当教授、因为跟着洪兴社闹事而被捕的杨秀林给解救了出来。

说到卢郁文在国民政府做官的经历，就更能体现他的特点了：少年时贫困造成的玲珑，坚强韧劲形成的才干，本分踏实造成的不招惹是非。我挑两段他有代表性的工作经历来聊聊。

其一是1942年调任河南，任粮政局长。1942年的河南，日本人、国民党、水灾、旱灾、蝗灾，没有一个不在掠夺着农民们的粮食。此时管理半个河南粮食筹备的卢郁文，对上要配合领袖抗战的大局，对中要和强硬霸道的军头们讨价还价，对下要面对在饿死边缘的几百万河南百姓。

这个局面下，一个不小心、或者失误，就可能让自己挨上处分、黑枪，或者遗臭万年。让对这段历史不熟悉的同学，可以去看看冯小刚的《1942》，那里面和李培基一起硬挺局面，背负饿死数百万人责任的就是卢郁文。

（天灾无法避免，人祸阻挡不住，又要供应大兵，倒霉的只能是最下层的人。）

情况艰难如此，卢郁文还是大致的挺住了局面。既准备了-军队和政府要求的军粮，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部分灾民的性命。

后来，因为在河南推行按田亩征粮的办法，卢郁文被地方士绅们联合弹劾给撅了出去。之后，他又接受了一项更艰巨的任务——出任新疆财政厅长，为国民政府统一整顿新疆的财政、金融和田赋。

这又是一个烫手的职位。新疆的情况太复杂了，要知道，卢郁文这个新位置的前任就是刚被盛世才枪毙的毛泽民。

（他如果没早死，给自己兄弟做左膀右臂，后来社团的历史就会很不同了。）

做了十年苏联“殖民地总督”的洪兴社成员盛世才，眼看着最近苏联被德国削、美国开始支持中国抗战，在1943年，突然就从一个洪兴主义者变成了民族主义者，要求跟紧国民政府了。对这事，老蒋也是毫不含糊，说好的给人家继续自治，结果却是吴中信带着卢郁文这样的一大批厅长们就把新疆的民政、财政给把控了；胡宗南和马家军的部队也正式入疆，把军事给把控了。

盛世才是什么人？那是在边疆地区和土匪、民族宗教势力、苏联的红军和白军、小军阀、中央势力、洪兴社势力玩了十几年，始终不倒的乱世枭雄，怎会如此乖乖受制？于是，双方又磨合、冲突不断。后来就发生了，盛世才逮捕国民党新疆书记黄如今、建设厅长林继庸的“八一一黄林案”。

（我要的只是在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何必都非要吃了我呢？）

可就是在这种复杂、危险的环境下，做着相当敏感和关键工作的卢郁文，又是安安稳稳、踏踏实实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一直干到盛世才被遣送到重庆，张治中主管新疆。卢郁文又高高兴兴的迎来了自己的新领导。

（张将军和洪兴社早有交往，未来新中国对新疆的收服他还是付出良多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因为在新疆的出色工作，蒋领袖想让卢郁文去西北经济委员会或者东北经济委员会任职，帮助自己和洪兴社争夺这两个关键地方的财政控制权。 这次，卢郁文却拒绝了，转而走上了另一条为国效力的道路，竞选成为立法委员。然后，又因为张治中的信任，和自己的一些背景，参与了国共谈判。

1949年4月20日，国共最后的谈判失败，卢郁文和张治中等一干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全部叛变，留在了北京。

从此，卢郁文过上了一段时间轻松、安逸的生活。国民政府那边没有为难他的家人，经过努力，一家人在北京团聚。洪兴社这边，当然不会给他安排重要的岗位，但这样也就避免了前些年的劳心劳力和危机重重。

一边在国务院做些秘书处的文职工作，另一边通过自己的民革成员身份在政协配合洪兴社做统战工作，一直做到了政协的常委。期间，他还申请加入社团，但没有被批准。

这些工作好啊，既不辛苦、也避免了犯错误，待遇又非常好。

如果事情一直这样下去，卢郁文的人生也就平淡了。但人在历史的浪潮中，有时候是逃不出漩涡的；大的风浪来临，没有人能够躲避。

1957年，洪兴社又一次伟大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和以往几次不同，作为执政社团，这次整风是需要全社会，尤其是社团外知名人士一起来帮助的。作为皿煮党派的关键人物、政协的领导，这场风暴卢郁文是躲不了的。不但躲不了，多年来能忍、有为、有韧劲、低调做人、踏实做事的卢郁文还一不小心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他，将成为数十万右派凄惨生活的导火线。

第十五节 人生

刘邦不傻。既然目前的首要敌人是大鸾，和其背后庞大的高干群体，那就必须利用韩信的力量。为和盟友的合作，让出些许利益，允许韩信在军队里暂时攻城略地、统一派系，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刘邦放弃小宝的现实考虑。

但他肯定不会把军队全都交给韩信的！熟读历史的刘邦深刻明白——即使是亲父子，当父亲把军权都交给儿子的时候，自己也就完了。因此，他还有制衡手段。

第一就是双刀将。这只老虎被自己关在笼子里养起来，随时可以重新放出来制衡、甚至代替韩信。

第二就是“二月党人”。这帮跟着大鸾的“三老四帅”们，现在先让他们回家反省。一方面和大鸾暂时休战；另一方面，只要这帮人在，就随时可以让他们出山制衡韩信。

但最重要的——还是培养自己在军队里新的一批代言人。在中央，当然就是总参谋长“白袍小将”了。这位韩信一手带起来的“双一系统”将军，在刘邦的大力扶持和重用下，已经有了自己的野心，开始制衡韩信了。

在地方，建国初期的深谋远虑也开始起作用了。各大军区的实权派都只是二、三线军头，而且照顾了各个山头的平衡。因此，这些非韩信系统的地方实权派，也都很正常的归属到刘邦的大旗之下。

而另一面，韩信也不傻。“老大，你怎么总对我这个接班人藏着掖着啊？为保证顺利接班，我就自己抢了啊！”以军队负责人的身份、又是老大最依赖的盟友，只要有机会，真要抢起来，韩信还是有优势的。而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韩信很快就等到了。

“720事件”发生了。作为被刘邦老大给予极高期望的大军区桩脚，陈大麻子竟然看不清大局，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心，非去搞什么“兵谏”。结果差点酿成了新中国的“西安事变”。

（敢兵谏的大麻子，以后自然不在乎占用幼儿园的地方盖别墅）

事情一发生，韩信就开始行动了。此时的韩信忘记了自己孱弱的身体，积极运作、上蹿下跳，发动自己掌控的台面上下各支力量，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里的“秀才集团”盟友们，开始大肆发动“揪军内一小撮”的行动。矛头直指紧跟刘邦的地方军头们。

这下这帮小子可惨了。陈大麻子这种犯大错误的人自不必说，连花和尚这样的愣种都被造反派抄了家，自己带着部队跑到山里避风头。

多亏刘邦及时阻止了韩信发动的这股歪风，保护了陈大麻子和花和尚这批紧跟自己的小弟兄，狠出手敲打了自己身边的“秀才集团”，这才没让韩信把地方军头全部统一。但刘邦自己的损失已不可挽回，再加上趁机收服的其他派系势力，韩信在地方部队的势力也膨胀起来。

紧跟着，韩信又对不识时务的“白袍小将”动了刀。“杨余傅”事件后，北京军区和军委办事小组（代替中央军委的机构）也都彻底归到了韩信的旗下。

等到了1969年9月，又一个好消息来到了韩信的面前——双刀将死了。

哈哈，现在放眼军界，除了“二月党”那帮死老虎之外，谁还是我韩信的对手？而且，随着“军队支左”和地方“大联合”的推进，军队已经在很多地方掌控了行政权力；九大的召开更是明确了我的接班人地位！韩信的事业达到了顶峰！美好的未来仿佛在向他招手！

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韩信的迅速膨胀让一个人和他背后的力量不满。在军中，作为唯一没有被收服的力量，“二月党人”焦虑的承担着韩信派系的咄咄逼人之势；在行政和党务上，韩信也开始伸手。同时，刘邦也开始全面执行自己的更换接班人计划了。很不幸，韩信成了刘邦和大鸾共同的敌人，龙凤联手、无坚不摧！大帅韩信只能折戟蒙古。

“913”之后，军队的天又变了！一大帮跟韩信走的近的人都成了叛徒和谋逆者，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于此同时，军队的力量又一次分化重组。一帮紧跟刘邦的小军头开始和“二月党人”争权夺利。

斗来斗去熬到两位老大在76年一同去见了马克思，矛盾爆发了。“二月党人”竟然和老实人、霍光组成联盟，来了次深宫政变，把李云鹤带领的外戚党人一举拿下，在老刘邦死后给了他一个大嘴巴，背叛了革命！而这样一来，原来紧跟刘邦的那帮二线军头们又跟着经历了一次起伏。

总之，就算不提之前的诸多派系斗争，就从66文革开始，在军队里的诸位将军也都经历了数次变天事故。在这些混乱的斗争中，不管你站在哪一派，都不可能一直处于上风。有的人干脆被搞死了，有的人被判刑了，有的人丢了仕途，但吃苦头都是一定的。

现在要回到我们本文的主角刘志坚了。外面打破了头，他老人家却一直都很平静。虽然文革刚开始就被打倒，但后面残酷的武斗轮不到他，你死我活打破脸面的混战也自然轮不到他。在一排战士的监（bao）押（hu）下，老刘竟然身处桃花源中平安的度过了历次军队劫难。

随着刘邦为制衡大鸾而重新启用了霍光，刘志坚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又焕发了。75年，霍光一当上总参谋长，拿到了兵权，就立刻启用老刘。让他担任自己在军队的基本盘之一——昆明军区政委。

刘志坚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7年，期间配合杨志打了一场越南战争，在晚年还得到了战功。随后，来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当了院长兼党委书记，又培养了一帮门生故吏。88年，老刘获得了军队的最高荣誉——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2006年，95岁高龄的刘志坚在妻荣子贵、荣誉等身的安乐环境下，微笑着离开了自己混了一生的这个世界。

什么是人生？一时的风光不是人生，一时的困挫也不是人生，人生是一场持久的马拉松，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赢家。如何笑到最后呢？看看老刘，我们也许会获得很大的启发。

正所谓“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会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

本章完

第十四节 五一三

韦小宝一直在关注着局势的变化发展。

作为这一代军队高级将领中最年轻的一个，小宝还是有点野心的。首先，自己是康熙爷和太子殿下从小手把手带出来的兵，嫡系的不能再嫡系了。其次，老大最信任的罗大帅死后，自己又接替了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对于受党组织领导的军队来说，总政的主任极为关键。战争年代都是谁做的啊？是王稼祥、博古、任弼时、刘邦、太子刘盈！一句话，不是老大，就是老二老三。即使和平年代，刘邦也把这个位置交给自己最贴心的罗大帅来管理才放心。我韦小宝在这个位置上也干了几年了，难道我就没这个福分？

更关键的是，我韦小宝年轻啊！文革开始后，太子刘盈被干倒，韩信被扶正太子之位。全军上下都很开心，大家都认为这是老大要放弃文官集团，启动丘八集团的行动。杨成武就曾经对邱会作高兴的喊道：“老邱，我们要反击了！”。韦小宝就更开心了，看着韩信那一咳嗽都能咳出肺的病痨鬼模样，小宝在梦中笑了起来——难道我也能做乾隆？

可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小宝等军界大佬的预想范围。大民主的暴民之火一旦被点燃就不可阻挡，见着谁烧谁！即使韦小宝都差点被误伤。

随着小宝和老邱被韩信和刘邦老大共同保护而获得安全，聪明的徐老蔫总算看清了局面、消除了幻想，继续自己的蔫吧之路。军队文革负责人的位置落到了韦小宝的头上。劫后重生、又凤凰涅槃的小宝也在思考，现在到底是什么局面？我应该怎么办？

也是上中下三个层面的考量：

在上，刘邦老大要搞大民主，发动群众拱当权者是很明显的套路了。老大又那么喜欢自己，所以必须跟上这个大潮。

在中，军队的业务派山头普遍不太喜欢自己这个政治派。65年1月份那次大吵架只是冰山一角；而且这些人基本都围绕在刘邦、大鸾、韩信三竿大旗之下，找他们合作不现实。还是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伙伴们合作才靠谱。秀才党人已经靠近了韩信，那自己就找外戚党。

在下，自己已经被刘邦老大和韩信老大共同保护住了，这对善于把握风向的我国民众来说，就是最好的跟风标志。此时不拉起一支自己的造反派队伍，更待何时？韩信老大有老三军，那我就扶持新三军！

讲到这里，再结合前一节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大概梳理出一个当时的军队造反派局势了。一方面，是韩信带着邱会作、吴胖子、李瞎子等人，利用这几位的本职工作，操纵的以总后和海空军机关人员为核心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老三军），其中央的合作者是秀才集团；另一方面，是韦小宝和杨成武这对紧跟刘邦的军中大佬扶持的、更草根的“三军造反派”（新三军），其中央的合作者是外戚集团。

这个局面，也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刘邦制衡韩信独霸军界的方案。

好了，现在两方人马到齐了，随时准备开练。等的就是一个契机！

1967年5月，老邱等人控制的老三军，利用其本身掌握的总后、海政、空政等文工团资源，提出：为了纪念刘邦老大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25周年，自己要在北京展览馆搞一次文艺演出。

这事肯定要报给军队负责文革工作的韦小宝审批。小宝一看就气炸了：军队里，谁掌控文工团？是我韦小宝！你们这帮小子要把这个脸挣过去，在老大面前讨巧？我勒个去！不同意！

当然，人家小宝给出的原因也很有道理——其他造反派不同意哦，容易引起武斗，那就不和谐了。适时的，“新三军”也跟着发布了最后通牒：只要你们这些“老保”敢演出，我们就赶去踢场子，砸你们丫的！

各位看官，换了你们是韩信，会如何处理小宝这一招反制呢？人家小宝的这双簧演的可是有理、有力、有节啊。这就能看出枭雄的本色了，那就是敢于使用阴招！

话说，为了丰富中央领导的生活、进一步提升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效率。在延安时期，我们就创造性的发明出了一个高尚、健康的活动——周末舞会。当时，来跳舞的女孩子主要是去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然为此也产生了一些领导们家庭的误会。建国后，我们掌握了政权，这个事情就更好办了。直接让文工团的女孩子们去和领导们跳舞，帮领导们获得短暂的休息。

这舞跳起来，一来二去，有些女孩子就和老大刘邦建立起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其中有一个，就是空政的舞蹈演员刘素媛。

（看看人家坐的位置，就知道人家的身份）

作为“老三军”、“保皇派”的一员、空军吴胖子的手下，小刘同志对于韦小宝压制自己这派对老大表忠心的行为非常不满。“在没有任何人支持和鼓动的情况下”，小刘进入中南海，向老大告了状。

接下来，刘邦的表现就有趣了。按道理，韦小宝的新三军是自己在军队制衡韩信的核心力量，而他们的草根气质也确实更让自己喜欢。在目前的局面，或者帮韦小宝，或者干脆坐着看，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竟然一屁股做到了老三军一边！刘邦对小刘同志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亲自安排人给“韩信办公室”打招呼。

韩信等的就是这个圣旨，有了老大的话，那我干你这个不听话、要自立旗号的韦小宝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叶群马上接见小刘等“老三军”领导，给他们吃下定心丸：“韩信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那就不用管韦小宝是否同意，准备演出吧。

小宝却仍然不放弃。5月13日下午，他专门命令总后、空政、海政的负责人不许派文工团去演出，以避免武斗。可这帮人得了韩信的指使，谁还听他的啊？

5月13日晚，韦小宝和陈老夫子来到了北京展览馆。到了现场，韦小宝继续对演出单位提要求，让他们放弃演出；而同行的老夫子，人家当然乐得看笑话，啥都不说。那自然还是没人听小宝的了。

眼看着这帮小子敢不听自己的话，韦小宝火了。这几年你们看我韦小宝嘻嘻哈哈搞花边新闻，就忘了我曾主导长春围困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战场修罗了！那就开干吧！

演出刚开始，新三军就杀来了！几十辆汽车围住了剧场，数百新三军的战士们向剧场里面发起了冲锋。

韩信等的就是你这一步！和我玩横的？小宝，你还嫩了些！早已做好准备的北京军队各机关的老三军造反派立即来了个反包围，在老扒灰和作鹏的带领下对新三军展开了围歼。一场超大规模的、军人之间的街头斗殴就在天子脚下发生了！

以有备打无备、以官方打草根，胜负确实没啥悬念。几个小时的混战，可苦了新三军的将士们，这场斗殴以他们的惨败而告终。

场面上打输了，场面下就更惨了。

斗殴的第二天，大鸾还摸不准老大的心思，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想调和两派的矛盾。会上，大鸾用起了自己一贯的和稀泥手段，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分别进行了教育。可当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偷偷给大鸾递话说：“总理，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再管了”之后，大鸾就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再也不参与了。

老大和大鸾都不管了，那我还不动手？韩信在5月15日，也就是打架后的第二天，就安排叶群带领北京部队各个机关的领导人，高调的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在冲突中负伤的人员，并给他们发放刘邦象章及语录。这也就等于官方公开表态，支持老三军。

5月23日，在刘邦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25周年的纪念日当天，老三军更是高调的在天安门前搭起舞台开始演出。这次叶群亲自到场看节目，而北京卫戍区也派出了真正的士兵进行保护。明摆着就是告诉韦小宝和新三军：“孙子！老子就是演了，你再动手试试？还削你！”

更猛的是在6月9日。这次，老三军的表演团体来到人民大会堂进行了演出。韩信、大鸾、李云鹤、陈老夫子这些大人物也都莅临现场，为演出的合法、合理性进行背书。

到这一步，新三军算彻底完了。那小宝的下场呢？

作为新三军的背后黑手，韩信控制的老三军造反派肯定要搞他。大字报劈天盖地的出现，要批斗小宝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还好，刘邦老大心里有小宝，安排聂大帅把他接回家中进行保护，避免造反派的批斗。老聂的面子韩信总要给几分，这也避免了小宝的出糗。可谁都没想到，小宝会如此的不争气！

就在这个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当口，小宝还改不了自己好色的毛病，竟然把人家聂大帅家的女服务员给搞了！这下，刘邦老大也崩溃了，对小宝给出了那句著名的“扶不起的天子——刘阿斗”的判断。老聂则直接把小宝的行李扔出了门外，让他滚蛋！

没了聂大帅的保护，小宝只能接受老三军的批斗。在批斗中，造反派命令小宝在地上爬，否则就揍他。按道理，你一个曾经手握十几万军队、杀人如麻的战场老兵，就应该宁折不弯。可小宝竟然真得畏缩的跪了下去，在地上爬了起来，在造反派们的嘲笑声中毁掉了自己战将的尊严。

对于以“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为最高品格的社团成员来说，耻辱是没法忍受的！当年罗长子的自杀就让所与人对他失去了同情之心。

现在小宝的行为真的让刘邦老大彻底失望了，他给出了自己的评价：“你有错，改正就是了。怎么能在地上爬呢？打死也不能爬呀！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可见，即使到此之前，老大都是心疼小宝、想用他的，可是他太不争气了。为此，刘邦还亲自下令，再不准任何造反派让军队的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要处置！

失去了老大的最后一丝爱护，小宝一脉至此是彻底垮了。而韩信一面，则成功的统一了军内的黑白两道、地上地下势力！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军界第一人！

第十三节 扫荡

放眼人类历史，一个成熟、谨慎的政治家，必须有两个基本素质：灵活（该硬时硬，该软时软），远见（预见事情的多种发展方向，并提早布局）。

韩信就是这样一个人。眼看着文革这场前无古人、后可能也无来者的社会变动大潮来临，他这个太子爷，必须尽早思考如何布局。第一，稳定自己的基本盘，把自己在军队的铁杆伙伴们保护好、提拔好，这样才有势力说话；第二，向同盟者释放善意，尽可能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势力；最后，想办法在老大重点提拔的新贵里选择盟友。如此，则继位大事就不愁不成了。

对于第一点和第二点，我们不用多说。通过韩信的努力，双一系统的小伙伴们在军界混的都还不错，文革大潮来临，他们在部队里也没啥危险。而大鸾也和韩信走的越来越近，尤其在韩信主管的军队系统，跟大鸾走的近的将帅们和韩信合作的也越来越和谐。

麻烦在老大身边的新贵。这帮小子上得老大宠爱，下有大量暴民支持。有这一上一下的协调配合，他们打谁谁就要趴下。要是能把这些人收归己用，不但自己这边的人马安全了，还能用来打击对手，更能获得老大欢心。简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可是这帮小子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就知道一门心思跟着老大搞大民主，和台上的所有人为仇作对。一个个看起来都像粪坑的石头，又臭又硬。怎么办呢？

没关系，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被我削平了，你几个秀才我韩信会搞不定？韩信很快就发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裂痕。

之前的故事里我们也提到过，中央文革小组从起步阶段就大概分成了两帮人马：其一是刘邦老大身边的秘书秀才们，这帮人以老夫子为首，包括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杆长期在北京工作的干部，因此即是秀才帮也是北京帮；其二是以李云鹤为首，张春桥、姚文元等上海干部组成的后宫帮也是上海帮。

这两帮人随着共同的敌人逐渐被打倒，到手的胜利果实越来越多，其矛盾也逐步显现出来。

焦虑的是秀才帮。局面很明显，自己跟着老大斗天斗地斗人，把人都得罪了，老大要抛弃自己怎么办？或者老大百年之后怎么办？作为文化人，张汤的故事他们不会不知道。

人家后宫帮的人有李云鹤在，进可攻（获得公司股东的身份），退可守（到什么时候都要给皇后个面子）。老干部们则有大鸾罩，呛到底无非鱼死网破。自己必须找靠山！偏巧这时韩信也在找老大身边的人合作，双方一拍即合！

1967年1月8日，韩信答应关锋担任总政的副主任，并主管解放军报。紧跟着在1967年1月10日，关锋就和当时的中央宣传组长（宣传部被打掉了，这个部门代替其职责）、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一起鼓捣出一个文件。同时还请了《解放军报》的两个负责人胡痴和唐平涛，一起联名上报韩信审批。这就是《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

这篇文章没啥名气，但里面的一句话太有名了——“要大力宣传李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其中，“揪军内一小撮”概念的第一次被提出。

有朋友会问了， “揪军内一小撮”和韩信有啥关系？这个事情就深了。简单说，别看当时要搞韦小宝和老邱，但这二位都还没被组织定性，还处在被造反派的民间批斗状态（当然，他们要是坚持不住批斗自己写下认罪书，那就要被定性了）；而且他们背后的靠山还牢固。

因此，他们还算不上那“一小撮”。但是军内有一帮人已经被定性为坏蛋了，此时“揪军内一小撮”的矛头就是直指这帮坏蛋的。这些坏蛋是谁呢？就是那个倒了的罗长子和靠边站的双刀将嘛。尤其是这个双刀将，扫荡了他的力量谁最高兴呢？很显然是急于统一军内山头的韩信嘛。

那位说了：小龙人，你也太阴谋论了吧。实话说，光凭这么个文章里的“揪军内一小撮”，就下韩信与秀才集团开始结盟的判断，我也不敢。

关键是大家往后看：“ 720”后再次出现“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怎么个状况；关锋、王力的倒台是什么个情况；乃至后来庐山会议陈老夫子被干倒是什么背景。这些事情结合起来就清楚了。

闲话少叙，我们回头继续讲1967年1月份的故事。王力和关锋的这篇文章立刻就被韩信同意，而“揪军内一小撮”的话也开始不断地出现在军队的报纸和文件当中。

到了1967年3月，形式对韩信而言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在上面，刘邦被“二月党人”及他们背后的大鸾搞得很不开心，孤家寡人的状态愈发明显，更需要自己的支持。在下面，自己在军内的稳健局面已经征服了很多造反派的忠心，“老三军”牢牢控制在手中，再加上秀才集团手下的“天派”学生造反派，暴民们的暴力工具也使用自如。更重要的是在中间，经过对双刀将、罗长子二人派系的清洗，“二月党人”和韩信以及铁杆拥护刘邦的一帮小军头们在军中形成了并存的三大势力。虽然自己原来和“二月党人”在抵制老大乱搞的问题上合作的很愉快，但现在“二月党”的几个领袖都靠边站了，明显吞并他们的势力更为划算！

但如何动手呢？既然上中下三方面都准备好了，那就把自己安装在造反派头上的紧箍咒拿掉吧！

这就接到上一节的结尾部分了：从3月开始，韩信突然对在军内开展造反运动热心了起来。他开始不断对身边人表示：“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也开始对赵永夫这样紧跟自己“军委八条”的军头开始整治处理。更重要的是，他要把自己新的想法和思路用政策固定下来，这就是“军委十条”。

1967年4月2日，韩信向刘邦提出了“军委十条”的建议。4月4日，刘邦对“军委十条”做了批示：“韩信同志，此件很好” 。4月6日，此文件正式向全军发布，内容如下：

刘邦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相应伟大领袖李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作得好，有的作得不好。目前出现了很多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李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李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文件太长，我怕大家嫌烦，就不一一分析了。简单说，就是和“军委八条”完全相反的文件。什么“对群众组织，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什么“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什么“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造反派的小伙伴们，没有什么束缚你们了！啥都别怕！开干吧！

问题是这一招有漏洞么？还是有的！因为此时军内的造反派并没有统一。在听话的“老三军”之外，还有一个不听话的“新三军”。现在给造反派的紧箍咒打开了，一旦新三军这帮不听话的愣头青误伤自己的人马咋办？

还是那句话——热办！不听话就消灭他们！“ 513事件”马上就要来了。

第十二节 军八条

军八条的出台不是偶然的。1967年1月21日，当韩信把李云鹤给骂了，刘邦决定让老婆和手下们对韩信暂时退一步的当口，他给韩信提出了一个要求作为交换。

在给韩信的一份批示中，刘邦指出：“韩信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他要求韩信支左。

所谓“支左”就是支持左派，也就是支持造反派暴民。正常的节奏，一般事情地方总是落后中央半拍。因此，在1967年1月这个时间段，北京城造反派对当权者和保皇派优势已经很明显的时候，各地方主要却仍然是台上的反动势力处于主动。再加上地方上往往军政不分家，也就造成造反派经常被几重势力联合绞杀的局面。现在，刘邦对韩信明确提出要求：小子，我暂时不在你的军队系统继续煽动闹事了，但你也得让各地方的军队帮我的造反派打台上的走资派。

对老大的交换条件，韩信怎么应对？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水平，自己已经用辞职威胁了领导、领导也给了面子和台阶，现在领导又很主动地提出了交换条件，那肯定实心实意的、全力以赴的配合啊。

但韩信不是一般人，他给出了《军委八条》这么个东西。内容如下：

根据李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要小龙人看，这就是个“大毒草”！表面上是支左了，你看他实际上都是些什么规定！？军队人员不能擅离岗位闹革命、不能武斗、出去串联的要回单位、不得冲击军队档案系统，这还闹个屁革命？这不还是原来那套管理体系么？更恶毒的是，还给自己这大毒草披上个高尚的外衣——“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直混蛋至极。

就这，还是多亏了刘邦不老眼昏花，对这个规定作了两处修改：在第五条加入了“（冲击军事机关）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这句话；全文增加了整个第八条，要求军队干部们管好他们的子女。要不然，还让左派们怎么活啊？

但要说到这八条里面最恶毒的，其实还是第一条——“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谁是反革命组织和分子呢？没有人会自己承认，反过来大家又都会指责对手是反革命。关键是可以对反革命组织和个人用“专政措施”。这就给了军队机关巨大的自由裁量和行动的权力。丘八们可都不是好脾气，既然可以专政，那就暴力吧，甚至开枪吧！

军队围剿造反派的巅峰之作就是青海的“二二三事件”。这个事情我们以后会详细介绍，是文革时期地方混战的典型案例。大概情况是文革闹起来以后，在青海出了一个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造反派组织，和北京的红三司过从甚密，力争要打倒青海的走资派。那在青海谁是走资派呢？第一书记杨植霖说第二书记王昭是走资派，而且依靠行政权力轻松地获得了“八一八”的支持。也就顺理的清除了自己政治上的对手。

在这个过程中，青海的军区司令刘贤权坚定的站在了杨书记一边，落井下石的指出王昭和北京的彭阎王、罗长子是一帮的，应该被打倒。但是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又是刘贤权的对头，这老哥悄声的组织了自己的造反派队伍——“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这组织立刻宣布自己才是革命的， “八一八”打倒王昭书记的行为是错误的；同时迅速打倒军区司令刘贤权，并把他软禁。赵永夫也就顺势成了青海军区的一把手。

事情到了这一步，赵永夫就和“八一八”及其背后的杨书记杠上了。双方冲突不断，到了2月22日晚，对抗已经进入到高潮。手握《军委八条》尚方宝剑的赵永夫对手下战士们表态：“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

军队真对老百姓开刀，那别管你什么造反派，就没任何对抗可言了，完全是屠杀。300多人死在当场。这就是著名的青海“二二三事件”。

对于这件事，高层的反应很奇特。屠杀的当天，花帅就打电话给赵永夫，连称：你们打得对，打得好！青海街头更是立即出现了大字报：“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3月8日，花帅又专门把赵永夫请到北京，给他定性为对抗“反革命暴乱”的英雄。在会议上安排他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俨然是军队的典型了。

这上下其手、一致反动，确实让刘邦再也无法忍受了。否则，各地的造反派星星之火就都别活着了。于是他做出了批示：“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可就算到这一步，刘邦也没有对韩信的软磨硬顶给与反击，更没有对韩信耍滑头搞出来的“军八条”提出否定。他是对这个太子爷服软了么？笑话！我老李这辈子服过谁？

刘邦只是有其他更要紧的事要做，当然也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不听话韩信。至于对付韩信的办法，我们暂时留个悬念在后面说，有经验的朋友也可以自己琢磨。要紧的事则是——他要对付大鸾。

从文革开始到现在，大鸾在各个战线上都对刘邦进行了软抵制。在军队里，大鸾派系的人马更是与韩信紧密合作，共进攻退。这种对抗在1967年的二月份达到了高潮，也就是“二月逆流”。这些故事我也会在以后讲到。

对刘邦来说，此时必须集中精力把大鸾和“三老四帅”压制住。当然要对韩信让步些，否则不是逼他们继续牢牢合作么？

而对韩信来说，这个局面就有趣了。董事长和总经理搞得挺不愉快，还让一起创业的几个副总经理靠边站了。自己，作为董事长的接班人，主管最重要部门的副总，前面一直和总经理合作抵制董事长的穷折腾。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办？热办！韩信突然开始对刘邦的政策真心支持了。他在3月20日对青海事件做出了正式表态：“一般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开枪。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用不着开枪。有个别同志性情急，要开枪，可不能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示。”并下令对赵永夫进行隔离审查。而那个对赵永夫行为表扬有加的花帅则被迫写检讨认错。

更重要的是，韩信决定推出《军八条》的颠覆性文件——《军十条》！

第十一节 老邱

对比韦小宝，老邱可是遭了罪了！没办法，人家小宝和刘邦的关系其实和与韩信的关系差不多，都是近人；可你老邱却又隔了一层，这也是花帅在保老邱的问题上退一步的重要原因。

20日被逮捕后，21日老邱就被红纵的人带去参观了刘志坚的批斗大会。虽说对刘志坚前面搞文革有些不满，但看到同志真的被斗，老邱也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1月23日，对老邱的批斗大会开始了。这就是典型的武斗大会！什么“向刘邦主席请罪”、“向造反派认罪”、“向造反派致敬（也就是传说中的喷气式）”、“打倒镇压群众的刽子手”、“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反革命分子”、“造反派万岁”、“向革命群众请罪”，等等各路经典刑罚都在老邱身上使了个边。

（老邱也是惨。文哥兴起被群众斗，文哥垮台被官家斗；一方说自己是反动派，一方说自己造反派。反正都是政治，搞也搞不清。）

被折腾没辙的老邱最后只能使一着装死的技能，希望逃脱噩梦。结果，造反派的小将们也真够意思，直接把老邱管辖部门301医院的心脏专家黄宛请了过来，检查他是否真的有问题。而这黄大夫也真够无情，对落魄了的老领导，当场只撂下来两个字“无妨”。于是，老邱就只能继续挨揍了。

1月24日，老邱被武斗的消息通过其夫人被传递到了花帅和韩信的耳朵里。此时，韦小宝已经没事了，德胜老大不打算因为搞军队文革而和太子爷彻底闹翻的局面也逐步明朗。大家就更肆无忌惮了。

接到消息的花帅马上安排卫戍区部队，准备武力抢人；另一方面向韩信汇报自己的意见。而韩信更是直接，让手下立刻备车，打算亲自去解救老邱！

如果韩信亲自出面，这事情就没有回旋了。熟悉政治斗争之道的花帅立即劝阻韩信为解救战友的不理智行为；同时，精明的叶静宜马上打通了一位大神的电话，请他出手解目前的局面。这个大神就是大鸾。

大鸾就是大鸾，办事滴水不漏、考虑周全，又能感人心扉。他在电话里就给出了安排：“我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群众，等到会开完就误事了，我让老夫子立即赶到毛家湾。”紧跟着他又打电话给刘邦老大，要金口玉言。此时的刘邦已经决定在军队的问题上向韩信退一步了，于是他给了七个字：“我是保邱会作的”。好了，这下事情成了。

等老夫子到了毛家湾韩信的住处，刘邦的意思他也知道了，韩信更是直接对老夫子下达了命令：“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那还等什么？老夫子立即就写了要求造反派释放邱会作的条子。

按照正常逻辑，军委第一副主席发话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发话了，那红纵释放老邱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那是个不按正常逻辑出牌的时代。既然是大民主，那就是群众的话最大、最正确，权威和领导的话凭什么就是圣旨呢？如果“群众们”不听话、不放人怎么办？

没关系，韩信和花帅已经把强力手段也安排好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出动了。叶静宜作为韩信的代表，拿着陈老夫子的条子，带着卫戍区的军人，软硬齐备，很方便的就救出了老邱。

把老邱送到了总参谋长杨成武的家后，叶静宜还不忘给自己的行动按上伟光正的头衔，对老邱宣布：“我是奉刘邦主席、韩信副主席、大鸾总理、老夫子组长、花帅副主席的命令来抢救你的。”有了这一串头衔，对解救行动谁也不会再非议了。

接下来，就是各位老军头、老领导对老邱的看望和慰问了。先是杨成武，来了就抱着老邱痛哭：“老邱啊，我们来晚了，你受了大罪。”并指着老邱被剃的阴阳头气愤的骂着造反派：“一群暴徒，一群暴徒。”

紧跟着花帅、聂帅也来了。花帅摸着老邱的手慰问，聂帅干脆骂道：“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

到26号，瞎子元帅也来了。因为看不到老邱的情况，瞎元帅干脆用手摸老邱身上的伤，边摸边指责：“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害好人的。”

老将帅们，不论门第和派系，在痛恨造反派围攻本阶级的问题上少有的达成了一致！

这边战友们情深似水、荣辱与共，那边徐老蔫可受伤了。上台后，和人家中央文革小组的伙伴们配合，上蹿下跳打击自己的战友。结果呢，也就一个星期的时间，韦小宝和老邱都没事了，负面问题也都来了。

先是伙伴们的背弃。中央文革小组这帮可是真正的左派，左派的特点就是不讲情面，只看主义。看着徐老蔫被韩信搞得蔫了吧唧的样子，他们火了。

1月21日，花帅主持平反韦小宝的会议刚结束，中央文革的朋友们就把吃瘪的怒气都撒到了徐老蔫的身上。

刚被韩信痛骂的李云鹤发飙：“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刘邦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老蔫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

老蔫没办法，只能继续蔫了吧唧的说：“既然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作检讨吧。”

结果呢，人家黄金刚得了韩信的指示，坚决不做检讨。你徐老蔫还就是没有办法。这让他丢掉了文革小组伙伴们的信任。

接着是暴民们的唾弃。老邱刚被韩信劫走，红纵等造反派们就找到了徐老蔫要说法，毕竟你是军委副主席、更是军队文革小组的组长啊。

女将钱莎莎带头问道：“徐帅，你不是支持批斗邱会作吗？为什么又要保邱会作了？”老蔫涨红着脸没话说。

钱信莎又问：“请你说一下，保邱会作的理由是什么？”老蔫答曰：“我不保他，有人保他就是了。”

钱信莎再将一君：“那我们要求徐帅再次下命令，把邱会作交回给我们继续批斗。”

这不是要老蔫的命么？真的拉开架势和韩信，乃至大鸾刘邦斗？没办法，老蔫只能蔫头耷脑的说：“你们不是有‘四大’的权力吗？要批判谁都是可以的。至于我再次下命令，就没有人执行啰。”

到这一步，也就没造反派再信任他这个无能的文革小组组长了。

最后，老蔫失去了领导们的支持。作为文革这块的领导，李云鹤先不干了。本以为你老蔫也是大帅，军中也有势力，又有升职加薪的冲动，会是我们在军队开战文革工作的旗帜。结果呢？还不是和刘志坚一样无能？那还要你干啥？于是，她几次找韩信要求更换老蔫。

而作为老蔫军队这边的领导，韩信更是乐得看笑话。对李云鹤的请求，韩信总是语重心长的解释说：“徐帅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连徐帅都不合适，那么，在军队里我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请你们再提一个吧。”私下里，韩信更是自得的和老邱谈笑说：“谁当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小组就让它名存实亡吧。”

事情啥都做不了，上下左右的人又都离自己而去。蹦跶了半个月才发现，升职加薪别想了，原来靠蔫吧劲混的好人缘也没了。老蔫除了痛骂自己愚蠢外实在说不出别的。其实早该想明白：核心圈子还是人家老红一那帮人家里的事情和纠纷，自己这个外人给人家也就是当当打手撑撑场面，穷蹦跶什么呢？要想自己出头，只要熬到那帮人都死了就可以了啊。

就这样，老蔫开始继续自己的蔫吧生涯，等待未来机会的到来；军队文革小组也就彻底瘫痪了。至于军内的造反派们，看到韩信霸道的行为背后体现的强大实力和刘邦老大的绝对信任支持，也都很快归到他的大旗之下了。至于这帮人之后如何再分化组合，那就是我们下一节的内容了。眼前，韩信对军队的掌控又加强了。

（小林啊，以后还是你当大哥。我再不听老大的瞎忽悠了。）

最后，还要说个事情。有传统士大夫风范的韩信很懂得势道术的道理。自己用“术”解救了韦小宝和老邱，也就取得了在军队的优“势”。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优“势”，用“道”来持续保持住。于是，“军委八条”出炉了。

第十节 不屈

书接上回，既然前面给大家留了悬念，今天一开始就要先把悬念解开。1967年1月19号发生在军队的三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刘邦在教育韩信。

随着军队文革工作的深入展开，洞悉世事、明察秋毫的刘邦已经发现，自己的接班人和自己在大民主这个方向上并不是一条心。什么几大元帅的负面言论，什么地方军队实权派对造反派的仇视，什么刘志坚的懒政态度，其实背后都有一个黑影在默许和支持。

对此，刘邦是很不满意的。他就是要用中央文革小组这几个不怕死的闯将，和被光明前途冲昏头脑的徐老蔫，来打一打韩信手下最重要的人。

那软禁双刀将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政治家和普通人的区别了。普通人可能以为是德胜要对付双刀将，可实际上人家是保护双刀将。

注意，此时的十大元帅，老总退休了、瞎子引退了、大将军被打倒了，另外几个都特长政工或间谍，从资历、到山头、再到能力，可以代替韩信的只有徐老蔫和双刀将。徐老蔫虽然作为过河的卒子被顶到了韩信的门口，但实招其实没威胁，虚招才可怕，他前台越咋呼，反而越说明刘邦不属意他。双刀将就不同了，当年南昌起义时，人家双刀将就是军长，韩信只是个小连长，在军队这样一个讲辈分的地方，他永远压着韩信一头。这样的人接替韩信再合适不过了。

而且，深通权谋的政治家都清楚，对属意的下属打一打再启用，反而能获得更大忠心。刘邦在整个文革中只对两个人提出了“一批二保”的批示。这两个人就是双刀将和霍光。软禁他，才能保证他不被韩信掌控的造反派揪出来收拾！要知道，罗长子和彭阎王在文革中遭遇毁灭性的批斗，就是花帅家公主组织的绑架造成的；而组织批斗王光美的蒯司令也是李云鹤账下的红人。

于是，很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在文革中那么多人被搞臭、搞垮，可偏偏最早犯错误的双刀将，即使韩信那么迫切想除掉他，而且韩信掌握了那么多台面上、下的力量。结果呢，人家啥事没有，安稳修养。只可惜，双刀将这枭雄死的早，否则他的成就也不一定就低于霍光。

以上的情况，如果大家还不清晰，我打个比方差不多就明白了：在白鹿原，白嘉轩冲着白孝文骂道：你这不听话的孩子！你看，跟着你、不听我话的黑娃，都被我打了，孝武长大了也能顶事了。再不听话，你小心做不了族长！

面对这个情况，韩信怎么办？可能是干脆就不怕刘邦的威胁；也可能是算准了德胜不舍得动自己，更不舍得动御儿干殿下“扶不起的阿斗”——韦小宝；还可能韩信摸清了刘邦不喜欢事事听话的接班人的心里。总之，韩信决定硬抗、反击。

第一步，保韦小宝。小宝这个人很特殊。他13岁的时候就跟上了在兴国打游击的刘邦，是刘邦带了多年的红小鬼；他主持政治部多年，为刘邦等高级领导的私生活带来了福音；更重要的是他年轻啊，40岁不到就当上了上将，到文革时才不过50岁，比韩信还小十岁，做隔代相传的接班人都不为过。这样的人，刘邦会真动手消灭么？

因此，和对老邱不同，从徐老蔫和文革小组猛将们刚开始对韦小宝动手的时候，韩信和花帅就旗帜鲜明的、正气凛然的开始保护了。

1月19日，韦小宝躲在花帅家没去参加造反派的批斗大会。转过天1月20日，在京西宾馆的军委碰头会上，为这个事花帅就和李云鹤、徐老蔫闹掰了。当场徐老蔫拍了桌子，大骂韦小宝是“胆小鬼”；花帅也随即拍了桌子，回击到：“小宝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就是这次拍桌子，花帅拍断了自己手掌骨！

也就是在这一天，韩信一改往日躲在背后，让花帅等人出头的做法，公开站出来了。而且，这次，矛头直指李云鹤！

（花帅的手掌是对着老兄弟拍骨折的，和人家李云鹤关系不大。）

20日下午，韩信听了花帅的情况汇报后，立即安排人打电话让李云鹤来自己的住所毛家湾。

见了李云鹤，韩信往日的病态全都没了，直接开骂：“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刘邦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李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李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大骂韦小宝，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刘邦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刘邦主席，请求刘邦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韩信的愤怒和辞职不干的威胁，彻底把李云鹤吓着了。没办法，她只能认错推卸责任：“韩信副主席，军队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陈夫子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最后表态：“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小宝、抓小宝、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李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俗话说，打狗也要看主人，韩信的愤怒表现就是给刘邦看的；而且辞职这种话属于最后通牒，和夫妻吵架喊离婚道理差不多。韩信在冒险，幸运的是他这次赌赢了。李云鹤认错，刘邦也默许了。

再转过天，1月21日，花帅组织军委会议商量对韦小宝的处理意见，其实就是知道了上层的意见，准备来个当众还击。这次会议，已经知道结果的李云鹤带着文革小组的猛将们知趣的缺席不参加。现场，只有徐老蔫和关锋两个挂着军职的人物没办法，接受人家的硬怼。

到这个地步，台阶还是要给自己下的。关锋先表态：“陈夫子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李云鹤同志已经请示李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李云鹤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夫子，陈夫子也已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李云鹤同志商量。”

知道老大还要自己这个“阿斗”，韦小宝也硬了起来。发言到：“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

现场，韩信派系的头号大将，四大金刚的老大，时任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更是说了过头话，直接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是没有听刘邦老大的话，需要做认真深刻的检讨。

这下，关锋可不干了。按照常用的扣帽子方案，关锋随口给了句要命的话：“黄永胜，你这样说，是指李云鹤同志么？是反对李云鹤同志么？”

这关锋就有点狠毒了，在政治斗争中有些底线是不能碰的，碰了谁也救不了！

他这一句话说出来，黄金刚也慌了，知道自己多说话了，什么也不敢回答。此时，有一个人的表现就很有趣了，徐老蔫竟然站出来为黄金刚打了圆场：“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可以提嘛，不要指责李云鹤同志，李云鹤同志是拥护刘邦主席的嘛。”

然后什么吴胖子啊，叶静宜啊，都跟着打圆场，这才让局面缓和下来。最后，会议决定，放开韦小宝。而且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以后要注意稳定解放军，不要把军队搞乱。

就这样，韦小宝没事了，可杨勇就有事了。对于那段时间社团主流各主流派系经过妥协和博弈后，如何给韦小宝定性的。我们看下1月22日，总政副主任、军队文革小组副组长谢镗忠接见海陆空三军代表时的讲话： 肖主任在内战、抗战、解放战争中都有功绩。解放以来，总政曾有三个主任，罗荣桓、谭政、肖华这三个同志比较，应该说肖华同志比他们两个工作做得多，成绩比他们大。肖华从去年八月八日回到北京，由于认识上不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缺点错误的。杨勇、袁子钦同志无组织无纪律，不经组织允许泄密给大家，是决不允许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意见、批评是应该的。现在刘邦主席、韩信付主席还没作出结论，我们不能定性。另外在大街上的标语大字报一律要复盖，要保护韦小宝的安全、健康。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关于江青、陈伯达讲话的传单，是个反动的传单，应该立即收回销毁。

接下来是第二步，韩信要救邱会作了。

第九节 操盘

屁股决定脑袋！当徐老蔫和中央文革这帮愣头青混在一起的那一刻起，他就和其他大军头们站在了对立面。

1967年1月12日，徐老蔫刚坐上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位置，花帅就以军委名义为他开了一场欢迎会议。

在这场会议上，徐老蔫意气风发的宣传了自己在军队搞文化大革命的三条方针：“一是不要怕乱；二是要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是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要自觉革命。”并且明确提出：“现在害怕群众的恐惧病是主要的，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

结果呢，老蔫的意气风发换来的是现场大小军头们的一致沉默，大家有的喝茶、有的上厕所、有的低头不语、有的玩着手里的香烟。

尴尬的沉默最后还是被刁钻、大胆的陈诗人给打破了，老人家笑嘻嘻的说到：“徐帅今天说不要怕群众的话，我们是理解的。过去你也同我们害一样的病吧？现在你的病好了。”

还是聂政工实在，跟着甩出了一句：“我确有病，但我决不怕死！” 接着，会场又是一阵沉默。看效果差不多了，花帅宣布：“会议结束”。

熟悉社团会议习惯的朋友可以想想，一场如此重要的会议，却只持续了一个小时。这就是对刚上任的徐老蔫来个当头一棒，给你个下马威！ 大小军头们不满，但造反派和中央文革的小伙伴们却异常开心——总算有一个拿得出手，又敢干的军队文革小组长了。尤其是老蔫正式允许全国各地的军队造反派们可以进京后，他在军队造反派少年们的眼里已经是领袖了。当时，各地军队造反派来北京通宵游行所打的标语就是——“向李云鹤同志致敬！向徐老蔫大帅致敬！”

有了上层和下层的支持，老蔫就更有底气的对老同事们下手了。

1967年1月19日，对于全军的文革工作来说，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日子。这一天发生了三件似乎没有关系的事情，但层层迷雾之中似乎能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在手提着木偶、操纵着局面。这个黑影要干什么？且容我慢慢道来。

第一件事，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共同在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矛头直指韦小宝。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就是中央文革悍将、现在的总政副主任——关锋。

会上，陈老夫子率先发言：“韦小宝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

“韦小宝你这个人骄傲自满，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请你参加，你一次都不来，大鸾总理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你是每次必到。你请四位老帅参加首都十万人大会，动员军事院校的师生离开北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声。你这种作法，就是跟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

要说陈老夫子这个话说的有点重了，骂韦小宝顺带着把中央军委都给骂了，甚至牵扯出了大鸾老大。

陈夫子这过头的话让会场氛围瞬时凝重，所有人都不敢随意接话，摸不清里面的玄机。还是被扣了巨大帽子的韦小宝自己打破了僵局：“那让我申辩几句好不好？”

陈夫子却直接回答说：“我们不愿意听你的讲话，要讲，到斗争你的大会上去讲吧。”所谓批斗大会，就是19号当天晚上，全军文革安排的一场十万造反派批斗大会。

熟悉批斗大会套路的花帅这个时候不能不说话了，要知道被这种大会批斗，那遭罪、受辱是免不了的，一不小心就会被彻底打倒。必须要保护小宝！

花帅当众发飙：“你陈夫子胡说！你凭什么对韦小宝横加指责？你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污蔑。你们已经把地方搞乱了，现在又想把军队也搞乱，你们这样搞究竟想干什么？” 既然你讨厌“三座门”，那你就是讨厌军委、反对解放军！把陈夫子对小宝的咒骂转移成了对全体解放军的诋毁，花帅辩论的水平真高！

花帅发这种飙，别说陈夫子，换了李云鹤也不敢随便接，毕竟谁敢诋毁解放军啊？这时就看徐老蔫的了。他是军方的人，在这个局面下，他骂小宝就没有诋毁军方的嫌疑了。但是！老蔫这么做也就等于对中央文革纳了投名状，彻底和军队的老兄弟们翻脸了。

老蔫清了清嗓子，说到：“你韦小宝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

这下全场都傻了。虽然之前也有揶揄和调侃，但在会议上同志们还是面子上和谐的。现在两位老帅公开在大会上表达了相反的观点，矛盾升级了、面子不好看了。会议也在这僵持的平静中结束了。

会议结束，但事情却并没有完。有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物使了个阴招，他把会议上对韦小宝的批判信息传递到了造反派那里。这下，有冲劲的军队年轻人们找到借口了，他们要收拾收拾这个花花肠子的韦小宝！这个使坏的人就是杨勇，当然，这也是他倒霉的开始。

（杨上将的阴招是不是霍光背后指使，我们不好说。反正顺着霍光倒台，杨上将也离开了核心的北京军区，让刘邦放了心。）

还好，提前韦小宝也获得了内线信息，干脆没敢去参加十万人大会，而是跑到了花帅家避难。在大会上没有看到韦小宝的造反派们则依然抄了韦小宝的家。

第二件事，也是同一天，邱会作倒霉了。在当时进京的各地军队造反派中，有一支来自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队伍，他们的名字叫做“红纵”（红色总队），其首领还是位女将，名叫钱信莎。这支队伍深得李云鹤信任，其进京后的第一任务就是占领总后勤部。而在1月19日，红纵正式发布宣言：“我们要不然就是打倒邱会作，要不然就是被邱会作镇压。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刘邦的革命路线而战！”

说起来，一支造反派队伍要干总后勤部长，在当时也不是新鲜事，老邱完全可以不理。但也是在19日当天，徐老蔫给此时躲避在西山的老邱打来了电话：“你还住在西山是很不合适的。总后系统的革命群众对你的意见很大，你应该立即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关于你的问题，李云鹤同志都认为你的问题不简单，你是顽固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你立即下山，回总后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现在不是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名义和你谈话，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向你下命令，你必须坚决执行命令，立即回总后去！”

这就厉害了，老邱可以不听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话，但他必须听军委副主席的话！毕竟他是军人，要服从命令！

但老邱不是个傻子，他也清楚回去面对年轻、愤怒、仇官的暴民后，自己会是个什么下场，他要寻求帮助。

老邱直接跑到了刚开完会的花帅府上，向花帅诉苦：“徐老蔫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向我下了命令，我只有坚决执行命令。”

惊诧的花帅立刻打电话确认情况。通过电话后，花帅做了几件事。第一，他对老邱安排：“你说的情况属实，现在就这样办吧。其中的微妙，你是会想得到的。你回去之后的事，就由我来管了，我叫傅崇碧(此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做具体的布置。”

第二，花帅要稳定老邱身边人的立场，以保护好他：“邱部长回机关去领导文化革命，你们随他回去。李主席，林副主席、大鸾总理，还有我们几个人对邱部长是心中有数的，如果造反派搞到你们头上，你们要站稳立场。”

最后，花帅也只有无奈的送别老邱了。

当晚，邱会作被红纵逮捕，红纵的胜利宣言是：“在徐老蔫副主席的命令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支持下，邱会作被捉拿归案了。这是刘邦革命路线的胜利，总后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第三件事，双刀将被软禁了。这段时间的双刀将是惶惶不可终日的，他一直躲在大鸾的家中，以求自保。而大鸾的表现也很奇怪，一方面他收容双刀将夫妻在自己的西花厅居住以保护；另一方面呢，他这几天仿佛特别的忙，早出晚归，没机会和胡子说一句话。

这奇怪的局面在19号发生变化了。这一天，大鸾和李富春主动来找双刀将，告诉他：“刘邦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现在中南海这个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从此，双刀将被软禁在了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一直到67年的9月。 这三件事内部有什么玄机？互相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我这里只提两个问题，指出一个事实。问题一，同样是要批斗，徐老蔫为何用军委的权力要求老邱必须参加，而没有强压韦小宝？问题二，同样是要保护，花帅为何全力保护韦小宝，而对保护老邱却似有难言之隐呢？事实，整个文革第一年，被批斗、遭罪受苦的老军头、老干部不计其数，但被软禁的双刀将却过着与世无争的疗养生活，没有遭受任何打击。

好了，1966年1月19号的三件事情讲完了。现在造反派和徐老蔫已经公开要干掉总政的韦小宝和总后勤的老邱了，军内的矛盾升级了。花帅和其背后的韩信要怎么应对、如何拆招呢？且听下文分解。

第八节 乱军

刘志坚倒掉了、徐老蔫立起来了，这意味着军队的文革要开始大动作了。

四方面军影视学院的小同学们很早就被刘邦老大当做小石子使用了。小石子的好处在于既不像大石头那样重、不好拿，而且塞不进别人鞋子里；也不像沙子一样，塞到人家鞋子里没感觉。

花和尚被送到了山东，给诗人和他背后的大鸾硌了脚，然后干脆统御起华东的三野老部队；大麻子被送到了武汉，给统御中南的韩信硌了脚；阿联干脆被安排到了沈阳，管起了韩信起家之地的东北悍将。

现在自己这位大师兄也要被启用了，看来机会真的来了。在刘邦老大和中央文革猛将们的力量加持下，和韩信掰掰手腕，看来也是可能的了！

从哪里入手呢？中央军委是军队的权力核心，主席是刘邦，副主席都是元帅，这里可不敢动手。下面的三总呢？总参谋部是业务部门，哪个公司裁人敢先从销售开始裁？那是疯了！而且，现在的总参谋长杨成武可是刘邦身边的红人，是刘邦和军队交流的联络官。这也不能动。

看来还是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合适。虽然邱会作和韦小宝也都根基深厚，但我徐老蔫上台就不能像刘志坚这个软蛋一样，我要敢摸老虎屁股！

先从总政开始！和地方文革一样，要全面发动，就必须拿下宣传口。彭万岁和陆定一必须被拿下，韦小宝也必须被拿下。而总政的突破口就在《解放军报》。

1967年1月11日，在徐老蔫就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李云鹤出任全军文革小组顾问的同时。刘邦的秘书、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关锋当上了解放军的政治部副主任，开始主管《解放军报》这个全军的官方报纸。

可刚上任的关锋就发现，自己这个主管《解放军报》的政治部副主任没啥用处。上面有韦小宝这个主任，下面有胡痴这个总编辑，这一夹就彻底被架空了。

1月12日，《解放军报》就给出欢迎喜蛋，发表社论《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

接下来，我把社论的结尾部分摘录给各位看看，看大家能否找到问题所在。

“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改组，是李主席对我们全军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在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下，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面貌，获得更大的胜利。 让我们高举以李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热情地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这条反动路线在军队的恶劣影响，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怎么样？像新闻联播不？典型的满嘴空话、毫无内容的官样文章！这种东西忽悠小白还可以，怎么能忽悠得了关锋这个刘邦的秘书！ 看来要动法宝了！三个月前，刘邦在《解放军报》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现在可以引爆了。 1月13日，就在这篇官样《社论》发出后的第二天，一篇原子弹级别的大字报被贴了出来，直接炮打《解放军报》党委！ 这篇名叫《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写的确实不错，但其原子弹级别的爆发力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写大字报的人。此人只是《解放军报》的一名普通记者，名叫“肖力”。如果大家还有点迷糊的话，那我说出她的本名你们就该明白了——李讷。对！李德胜的“李”，李云鹤的“李”。

就攻击对象而言，这篇大字报其实写的很有分寸。里面有关键的一句：“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解放军报》背离了以李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了歧途。《解放军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文章内容激进、火爆，但只把责任控制在被干倒的刘志坚和《解放军报》直接负责人胡痴身上。既没波及韦小宝，更没谈到韩信。这个分寸的拿捏，你要说没有她爸爸的指导，反正我是不信。

闲话少说，当肖力公开自己身份、贴出大字报的那一刻起，《解放军报》党委就算彻底完了。我说过，我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能够最快的判断局势并趋利避害。本来军队系统管理的就严格，韩信和韦小宝对《解放军报》这个喉舌控制的更用心。因此，什么大字报也难以让这里的工作人员造反。但，肖力的牌子一亮出来，情况就都不同了。

报社的同志们很快就都围绕在了肖力成立的造反派组织“革命造反突击队”周围，报纸的党委被夺权了。肖力作为革命群众的领袖，也顺理成章成为了《解放军报》的实际负责人。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韩信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但目下，他只能忍，并且用太极来化解。 1月17日，韩信亲自给《解放军报》的新负责人写了信。 信中首先是肯定：“同志们：解放军报社由肖力等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以胡痴为首小集团的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但同时也提出了要求：“《解放军报》的社论和评论，责成总政韦小宝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他机关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劝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简单说就是告诉背后的徐老蔫和刘邦：朋友、老大，我给你们和大侄女面子，《解放军报》我不要了；但发布重要的文章还是得给小宝看看，也别让人到报社来揪人批斗。也给我个面子呗。 按说，韩信这个处理方案是很有水平，也是很讲政治的了。但他面对的是正被刘邦鼓励冲昏了头脑的徐老蔫，人家今天就是要从《解放军报》这件事上搞你的韦小宝！ 而韦小宝也确实有把柄被人家攥住。肖力的大字报一贴出来，作为总政的直接领导，韦小宝必须给出意见，他的指示是：“一是对胡痴‘烧一烧之后还要保’；二是报社要稳定，不能乱；三是抓革命促生产，报纸要办好；四是经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报社新的领导班子名单，报总政治部和军委审批。” 好嘛！这不是压制群众造反么？而压制群众造反不就是反对刘邦么？ 那就对小宝开炮吧。

（看小宝聪明的小眼睛，好点色也正常）

第七节 换人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布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吹响了文化大革命最后决战的号角！

社论总结说：“一九六七年的政治任务，主要是：第一，在工厂和农村中，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二，对于学校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第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就是在刘邦思想统帅下，发动亿万群众，向社会主义的敌人举行总攻击，同时也是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第四，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简单总结就是：学生已经起来了，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把工农也都发动起来，这样才能发动大民主，对干部进行监督，真正实现“大同世界”。

注意，工农官学兵，当时这社会上的几类主要职业，只有这个“兵”没有被提到。因为，这个“兵”内部太复杂、地位太重要，此时刘邦还不能露出自己的真实目的和策略。但事情必须按照他的计划走，只等时机。而时机很快就来了。

1967年1月3日，北京各大院校的100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公开要求把陈诗人送出来，要开批斗他的大会。毕竟，这老小子反对文革的气焰太嚣张了。

此时的陈诗人既是国务院主管外交工作的副总理，也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他当然要向自己的两方面领导求救了。国务院方面，大鸾是诗人多年的大哥，保护诗人义无反顾！军委方面就微妙了，韩信是乐得看其他派系的军头被搞掉的，这也是自己配合刘邦完成文革大业必须的收获；还好有花帅，他是真烦造反派那帮暴民，陈诗人又是和自己一起刮黑风的战友，于公于私也都要出手保护。

但，不管大鸾还是花帅，都不好在这个时候直接出手干涉，他们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放在了老好人刘志坚身上。先是花帅出面找刘志坚谈话，后来更是大鸾亲自给刘志坚电话。大概意思只有一个：老刘，你是军队文革小组的组长，你出面和这些造反派小将们聊聊，商量商量让他们别动陈胖子吧。

领导们发话了，刘志坚想也没想就行动了。1月3日他出面和造反学生们谈了一夜，结果可想而知，就他这个身份，哪里能吓得退被挑动起来的暴民呢？没办法，第二天刘志坚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和造反学生们谈判。可这次，谈判现场悄悄地来了几个特殊的听众，他们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猛将们。

这可能是刘志坚生命中最苦的一天吧。背后是大鸾、花帅等人的命令，要完成；对面是气焰嚣张、又手握天子令箭的年轻暴民；旁边还坐着跋扈乖张、此时最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猛将们在冷眼看着自己。前后左右夹板气，这真比当年被日本人抓到还难过！

好，你们都逼我，那我承认我自己无能、混蛋还不行么？于是，刘志坚干脆也不谈判了，直接做起了自我批评：“我这人有折中主义思想，不敢发动群众……”

谁知自我检查还没做完，就被一声呵斥打断。张宗可拍着桌子开骂了：“你刘志坚根本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今天就要批斗你刘志坚！”

张宗可说完，李云鹤又做补充：“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去年开了个《部队文艺座谈会》，有了政治资本……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是典型的两面派。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这下好了，张宗可和李云鹤给定性了——“刘邓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了路线”。

那还有好？当场造反学生们就把接见会变成了刘志坚批斗会。紧跟着刘志坚就被下了帽徽和领章，扣上了高帽，限制了人身自由。再后来，1月19日，中央文革小组又在工体召开了批斗刘志坚的万人大会，给造反派前面的行为正名。这下刘志坚按照套路被彻底打倒了，从此失去人身自由，直到韩信的倒掉。

各位看下刘志坚最后检讨的内容：

一、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多地方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二、怕字当头，自己不上第一线，不出头，特别是接见问题，接见外地学生让陈、叶副主席讲话。 三、没有向中央文革、军委全面的反映军队院校文化革命情况，没有主动发现主流。 四、由于自己思想右倾，搞了一些折衷主义，和稀泥。 五、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都很坏。 六、我犯路线错误的原因是上没有执行主席思想，林副主席指示，下也没有深入群众，在全军文革当中很不民主。

（不愧是老政工，这检讨写的真好，四面不漏风。以后再起来啥毛病也没有。）

刘志坚被打倒后，接替其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在接见空军代表时曾说：“ 刘志坚的情况，在刘邦主席、韩信副主席刚刚接见了后，他还要我们接见院校革命师生，我们说不要了，他不听，非要我们接见不可（叶群同志插话：韩信同志也不赞成接见）。韩信副主席的话他也不听，还要我们四位副主席都讲话，我们要他搞出讲话稿，在军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他在要讲话了才把稿子送来，叫你连看都没有时间看（叶群同志插话：搞突然袭击）对！就是搞突然袭击。诗人副主席本来都不准备讲话的，他临时也给拉上去讲。”

韩信也说过：“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

好了，大家伙总算有垃圾桶来甩自己的垃圾了，刘志坚也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软禁等待他了。

事情完结了么？没有！

搞掉刘志坚后，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替代者。李云鹤直接找到韩信摆出了刘邦的底牌：全军文革小组这个机构很重要，没有组长不行，必须找一位有声望的、能压得住的老帅来担任。建议徐老蔫来担任。另外，建议中央文革的关峰来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这下好，把资历比韩信老、军中实力和韩信相仿、和韩信从无派系联系、且一贯隐忍坚韧的徐老蔫给抬出来，做全军文革小组长；还让文人关锋来做总政的副主任。刘邦在军队里扶持其他派系、掺沙子，以制衡韩信、加强对军队掌控的套路已经昭然若揭。

此时的韩信没有任何借口和方案来阻止老大的直接设计，只能唯诺接受。临了还送了个礼，请李云鹤做全军文革小组的顾问。

其他的人士安排都还好说，启用徐老蔫的这招太厉害了。这让隐忍了一辈子的徐老蔫仿佛找到了自己事业第二春的机会，他竟然放弃了修炼数年的四方面军影视学院表演技巧，开始针锋相对的、全力以赴的支持文革了。

眼下，徐老蔫和韩信就要在军队展开大规模攻防战了。幸运的是，此时的刘志坚已经很超然的被软禁，逃离了是非圈子，这难道不是幸运或者聪明么？

第六节 替罪

1966年底的花帅是嚣张的。

目下的局面，摆明了刘邦老大要靠军队的力量撑门面，打击太子刘盈和双刀将的联合阵线；再利用军队的强力支持，配合被挑逗起来的老百姓，完成自己前无古人、后可能也无来者的超人伟业。总之，这个局里面军队都是最重要的。

刘邦老大要控制军队，就需要韩信这个伙伴来联盟；花帅作为更被刘邦老大信任的人，现在又是军队的二把手。如此算来，花帅的位置太舒服了。退，德胜老大和韩信都能接受自己，在这二位的联盟里又有权、又超脱、又安全；要说进嘛，刘邦老大用完了韩信，自己就是接替的不二人选，前途不可限量！

这种优势的地位让花帅玩的有点过头了。在11月份的两场部队院校大会后，他又连续在各种会议上放炮。大概就一个意思：现在你们这些造反派过分了，而军队更不应该产生造反派。

十二月三日，中央军委还转发了大黑帮头子——花和尚掌控的南京军区党委的紧急三条意见，也就是明确对全军宣布，刘邦主席、韩信、还有中央军委都支持这三条意见。哪三条呢？

第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第二，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和散发传单。第三，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里面第三条就是装点门面，前两条才是关键。根本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退伍军人也不许闹了！

开玩笑！真不让退伍军人闹了，还有以后伟大的上海革命么？

父亲在台上放黑风，孩子也没闲着。“凌子”就带领着高干子弟们在社会上横冲直闯，甚至绑架了被打倒了罗长子和彭阎王，也就此引发了当时社会上的“绑架风”。

这段时间，意气风发的花帅还特书《虞美人》词一首赠给陈诗人，词云：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花帅的放肆让刘邦很不爽，但他也暂时忍了。就在12月份，中央文革的猛将们就准备针锋相对的，也在工体开一次十万人大会，要求诗人和花帅他们参加。以期发动自己手下的造反派们在大会现场，对这几个刮黑风的老家伙批判。结果，这次反击被刘邦叫停了。毕竟，现在还不是和大鸾、韩信，以及这些老帅们决裂的时候，那就真成孤家寡人了。

但变数很快就出现了，1966年底发生了浙江事件。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读过我前面作品的朋友很快就能理解。516通知出来以后，浙江各个高校爱闹腾的小伙伴们动了起来；按照北京的模式，浙江的各大机关也派出工作组到校园里去找右派，准备扣帽子打压群众运动；八大前后，工作组们被逼了回去，接下来就是红色接班人们出场闹事了。

和北京一样，这些省里、市里、军区里的干部子弟们打击的对象都是那些老的黑五类、右派、还有学术权威们。就在杭州，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血腥事件。事情的主角是当时浙江的军区司令张秀龙家的衙内张沪生。这个上中学的孩子，在一次对学术权威，也是自己的美术老师俞子清的抄家活动中，发挥出色、勇敢决断，打死了俞子清的夫人和岳母。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放在常规年代也就那么回事了，可这时正是刘邦要发动平民们暴动的时代。杭州的造反派们立刻抓住了时机，对此事开始发酵，而北京蒯大富司令的红三司队伍也适时的来传输经验。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发动群众围攻省军区！

一方面是手握刘邦尚方宝剑，又被正义感和仇官思想激发的疯狂的暴民；另一方面，是手握枪杆子，要保护儿子的父亲。这两帮人在军区的碰面还会有好事情么？冲突！死伤！

军队对老百姓动手！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开头。当然，之后的几个月中，此类军队和造反派严重冲突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其高峰更是出现了血腥的青海赵永夫事件。但这个起头的事情肯定最引人们的注意，刘邦逼韩信表态了。

一个政治人物素质的高低，取决于他是否能时刻冷静的判断局势，找到主要矛盾。刘邦是韩信的同盟者、更是他的靠山，在没有发育成熟前，任何可能造成自己和刘邦决裂的事件都不可以发生；文革是击倒太子刘盈和双刀将的契机，在没有其他更好趋势的情况下，任何正面反对文革的事情都不可以发生。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反对中央文革那帮疯子扰乱军队系统、插脚军队蛋糕的行为，韩信在背后支持做做是没问题的。现在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事件、老大也提出要求了，韩信必须表明立场。

1966年12月29日，韩信对浙江问题发布了重要指示，紧跟着刘邦就安排把这个指示转发到军队所有基层机关。

指示指出：“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第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糕。第二、对于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的合理要求，凡能做到的要 完全做到，对他们的不正确意见和不合理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第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决不能粗暴发脾气。”

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军队不许硬顶着了啊，要给老大的文革面子。

花帅的政治智慧及当时的处境和韩信都一样，面对老大的亮剑，自然也要选择正确的策略。但是他在反对军队文革的问题上走的太深了，贸然回头太没面子。两难之际，刘志坚适时的出现了。

刘志坚积极游说花帅要听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话，并主动帮花帅写好了检讨，还安排了一次小型的军队师生见面会，让花帅朗读。顺坡下驴，花帅自然也就乐得做这个检讨让刘邦老大高兴了。

“在那两次大会（11月13日和29日的大会）上，我都讲了话……由于自己在思想上面没有跟上李主席的思想，没有跟上韩信副主席的思想，对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因此有些讲话不完整、不正确，特别是我离开讲稿讲话的时候。我两次讲话都是准备了稿子的，但是有许多离开了稿子讲，所以离开稿子讲就没有谱了，所以有些讲过了头，有些话是错误的。”

后面的内容我就不多引述了，总之是详细的认错。但这个检讨有了前面这几句也就够用了。刘志坚对花帅的爱护可见一斑。而作为员工，能主动出面给老板找台阶下，这是最大的职场智慧。

事情结束了么？没有！对刘志坚来说刚开始。

花帅的检讨和韩信的表态让刘邦和中央文革一方又添筹码，惯于看风声的大鸾也做出了回应。

他在67年1月份接见造反派时明确说：“接见军队院校学生，连我也拉去奉陪，我那时忙的不行，只是转一圈。他们讲话，讲的什么就不晓得，实际上是他制造圈套。”到68年的8届12中全会上，大鸾再次明确说：“66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韩信副主席不同意，但他们背着韩信副主席还是接见了。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瞪眼说瞎话的撇清自己，同时还不忘保护盟友，高手就是高手！

老大们都撇清了，那谁来承担阻拦军队文革、迫害造反小将的责任呢？只能是刘志坚了。

在刘邦和中央文革的猛将们来说。现在还要保持和大鸾、韩信的同盟，军队的几个老帅，除了双刀将之外，还都要保着，那够分量的替罪羊就只有刘志坚了。而且这个老刘特别会耍小聪明，根本不是个闹革命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往军队里填沙子，在韩信的军队铁桶阵里扶持强大的制衡力量，这才容易管理，刘志坚还不够角色。

在韩信来说，老刘是个老好人不假，但他并不是自己的嫡系战将，不信你看谁敢动邱会作试试！而且，为了维护和老大的联盟面子，总要抖出个把有地位的人，老刘这个总政副主任和军队文革小组组长还挺合适，总不能动自己和老大都爱惜的韦小宝吧。更重要的是，老刘本就不是大人物，为几个老兄弟挡了枪，维护了自己和李老大的同盟，现在让他退下来享福，未来再给些好处也够了。

既然大局和大佬们都要老刘替罪，那就“向我开炮”吧！毕竟，在社会上混，对错不重要，让老大们满意最重要（同样是职场上重要的原则）。

本节结束 PS：那个打死两人，引起浙江事件，甚至影响全军文革局面的张衙内。后来因为外界压力所迫，被父亲交了出去，准备送到北京由法院审判。结果半路上被讲义气的两江总督——花和尚派人救出，还送到了海军军校读书。再往后嘛，作为被文革残害的一代青年，他因为自己的不屑努力从文革阴影中走了出来，成为海军的高级军官。当然，一切罪恶都是那万恶的文革造成的，他也是受害者。还有他的父亲张司令，为国效力多年，在2015年，老人家享百岁老龄之福分离开人世。

第五节 反击

1966年11月13日，中央军委不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和刘邦，擅自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所属院校万人大会。公然对伟大的文革大民主刮起了黑风。

这次会议的规模有多大呢？我们先来看看出场阵容：应邀出席接见同学们的两位中央领导是大鸾和陶剑寒；主持会议的是总政治部主任韦小宝；会议讲话的是四位老帅、军委副主席——诗人、双刀将、徐老蔫、花帅；会议列席的有当时在京的所有军队大佬。

而另一面，观众阵容也足够强大。当时，在北京的各大军事院校和文艺团队的学员们基本都到场了，现场超过了十万人。“誓死保卫以刘邦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刘邦主席就打倒谁！”、“向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等反动标语更是张贴到了现场的各个角落。

会议一开始，给大会做好了力量背书的大鸾和陶剑寒就借故先走了。韦小宝代表韩信宣布大会开始，其发言中最重要的话就是：“同志们、同学们：首先让我代表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种的同志，热烈地欢迎大家。林副主席有点感冒，今天让我向大家转达他对你们的问候。”翻译过来就是说，这次大会也是韩信副主席支持的。

好了，现在大鸾和韩信二位大佬已经明确给支持了，那接下来就该轮到四位老帅放炮了。这几位的讲话虽然目的相同，都是批评造反活动，劝学员们听从上级指挥，尽快回到原单位去。但内容却深刻的体现了各自的身份和性格特点。

诗人还是最浪漫、最嚣张的：“你们在刘邦主席和韩信副主席领导下搞路线斗争，可能做得好，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功劳。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你们百分之九十九是做得对的，但你们会不会有百分之一错了呢？”——你们虽然得到了大领导的支持，但你们也可能犯错哦。

“讲到路线斗争，第一种是右，不斗争；第二种是左，斗争过火了；第三种是折衷，不左不右，和稀泥；第四种才是正确的斗争。所以请同志们在作路线斗争时，好好读一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伟大指示，这样在你们搞路线斗争时，就会搞得更好。”——你们就是第二种！

“有的人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既是解放军院校的，还去打解放军，打解放军的干部，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事。不能采取直接行动，不能冲破大门，不能占大楼，砸窗户，剪电话线去。”——我谴责野蛮的行为。

“什麽搞一般校长，党委不过瘾，搞处长不过瘾，对搞部长还不过瘾，意思是还要搞我们这些副总理吗？”——你们想篡我们的权么？

诗人讲完了是双刀将。作为太子刘盈的军事同盟，此时的双刀将已经靠边站了，也只能简单说说，但态度却很明白。他建议军队学员们“不介入和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的炮打司令部，不上街游行，不抄家。”

双刀将完了是徐老蔫。作为四方面军影视学院的老大，靠着蔫吧劲才活着混到今天这个位置。他的话说的四面不透风，但意思也出来了。

“解放军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周围有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它们联合反华，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包围我们，企图破坏我国的安全，破坏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切切不可忘记我们周围还有强大的敌人，一刻也不要忘记敌人的突然袭击。如果我们有丝毫的松懈，就可能有巨大的损失。”——我们目前的主要责任还是保家卫国（别讲争取皿煮什么的空话）。

“同时，我们也希望同学们不要从白天搞到黑夜，又从黑夜搞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麽得了！你们人多，他们人少，这批完了，又来一批，要注意这样做是对领导干部有害的，对国家是不利的。他们又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有的还有病。我这样说不是妨碍你们的革命行动，能照顾一下，就照顾一下。”——老干部们都老了，摆脱别欺负他们了。

最后讲话的是花帅。作为刘邦和韩信都能接受的、台前掌控中央军委的人物，无论是本职工作还是后台背景，都决定了他也要说些硬气的话。他说：“刚才陈副主席，贺副主席，徐副主席给你们讲了话，这些话都是很对的，对运动，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教益的，因此我完全拥护上面的讲话。”——我们这帮人是一起的。

“在《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人已经承认错误，甚至挨打挨斗。有些机关的同志就做得过分了，搞过了头，这就是错误。错误带来的后果，不但对军队，对你们个人也是不好的。要掌握火候，要掌握适当的温度，要懂得列宁说的“真理跨过了一步，就会变成谬论”。”——你们这帮小子就是谬论。

“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继才，递了一个条子给韦小宝同志，问我们："第一，今天这个大会经过韩信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韩信副主席看过了？李继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尊重他的"命令"。他想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同情，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他说他是兽医红色造反团的战士，他不是战士！（众呼：把他揪出来！）我是按照他的"命令"办了，按照他的意志办了，从口号，掌声来看，同情他的很少。李继才，你听到了吗？”——针对刺头，当众开炮，明确告诉所有听众——韩信是支持我们的！

这次会议太反动了！大家想象一下，就在现在，几个军队的高层领导、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打着总理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牌子召开十万人大会。在大会上高喊——打老虎、china梦做得过头了，有可能走向谬论。这得造成多大震动啊。

四大元帅的势力很大，他们有行政资源，自然就有一大帮捧臭脚的手下。而且，善于捕捉政治风向、并迅速站队以争取利益一直是聪明人的优良传统。

所以，大会一结束，几个元帅的讲话传单就被传播到全国，并迅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眼看，黑风就要压到红风。

还好，此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身经百战，学会了刘邦老大引导愚民（刁民？）的方法。针锋相对的通过各种途径对外宣称 “四位元帅的讲话是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攻”。并且，公开接见当众被花帅怒怼的造反派——李继才。

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也有行政资源，也有自己手下的团队，更关键的是他们的老大叫李云鹤。你韩信、大鸾，和老大再亲，也不如人家睡一个被窝的两口子。我们老百姓聪明的很，矛盾一公开就知道孰轻孰重，要站在哪一边了。很快，批判花帅和诗人讲话的大字报就出现在了街头。

作为从小演习南派拳法、在军校敢和日本教官公开叫板剑术的硬汉，花帅骨子里还是岭南粤佬那种不屈、火爆的性格。一看风向变了，他立刻在十一月二十日，继续组织大会对抗。这次，花帅的讲话就露骨了。

“近来收到很多条子，提出陈、叶我们两人十三日的讲话是违背刘邦思想的，必须批判……质问我们，军委统帅是李主席、副统帅是林副主席，你们有什么权利代表刘邦……要求给李继才恢复名誉，但未提明用什么方法，是否要在《解放军报》上搞一个启事呀？”——轻蔑、挑衅至极。

“有人冲了中南海，冲了国防部大楼。中南海和国防部大楼是李主席和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李主席是军委主席。冲这些地方究竟要干什么？我讲这些话的声音又大了，大家又要说我在发脾气。有人这样干，我怎么能不大声讲呢！严格地说来，这种行为是反革命的行为！”——我现在给你们更大的帽子！反革命！和我玩？

“陕西有个五十多岁的复员军人，他既不是学生，又不是教员，可是他在幕后操纵指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揪出来。在这一小撮人当中，有的父亲是黑帮，已经自杀了，有的人全家都在台湾。”——试试吧？谁没点黑账？惹火了老子给你们都揪出来！

花帅的反击虽然犀利，但还不过瘾。十一月二十九日，韩信又授权组织了第二次军校师生的十万人公开大会。这次，大鸾又是来会场转了一圈就离去，以示自己的支持，但留下余地。

这次会议上，诗人和花帅又开始了放炮，黑风更甚！

诗人说：“我在11月13日的讲话，有些同志反映很坏，说我泼了一盆冷水，要揪出来批判。同志们，光喜欢听好话，听颂扬的话，什么光荣呀、伟大呀、伟大又伟大呀，这怎么革命啊？我那天讲话也是有意识地得罪一些人。光讲伟大伟大，很好很好，对大家没有帮助。”——对“伟光正”开始不满了，这个诗人真是大大的反动。

“那种搞法本身很危险。我说，你这么搞法，我交班也不交给你。这么年轻，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么凶，就这么搞法，你要掌了权，还不害死人呀！”——闹来闹去还不是为了权？谁也别装孙子、搞姿态，老子打死也不把权给你们。

花帅这次说的也很透彻：“把国防部当作敌人，冲国防部，猛打猛冲，这是最高统帅和副统帅办公的地方，严格地讲起来，就是反革命。如果不改，还受某些人的蒙蔽，就还要犯错误。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涮！”——我要亮剑了。

军队的大佬们如此嚣张，造反派的兄弟们也不是好惹的。第二次十万人大会刚结束，北京街头便满是“打倒诗人”“打倒花帅”的标语和大字报。

另一面，老帅们除了台上的亮相，也没忘了台下的组织，圈子里的晚辈也该动手了。大家如果看过我前一篇文章的话，应该还记得，联动也在这个时候兴起了。而联动的标志性口号就是支持四位元帅的讲话。

现在，军队的领导和中央文革的干将们在高层和民间的斗争都开始腥风血雨、火星四射了。局势如何进一步发展？请看下文。

第四节 斗争

眼看着文革在军队中的发展势头已经不可阻挡，刘志坚却依然坚持自己听领导、按规矩办事的懒政态度。军队的文革工作还控制在花帅和韦小宝的手中。他们是什么态度呢？

就在《紧急通知》发出的当天，总政就召开了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除了装病躲在幕后的韩信之外，军队的几位大佬都做了表态。

军委副主席、元帅诗人先做发言。他老人家绕了半天只有一个意思——“现在有人怀疑东风压倒西风，极少数人怀疑我们伟大领袖的英明论断。整个历史时期，刘邦主席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花帅说：“我们真正认识到刘邦思想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刘邦主席能否领导我们取得世界革命的基本胜利呢？我说：一定可以！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主席很健康，主席的健康就是革命的胜利，主席的年纪最少要超过齐白石。”“决定让韩信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

一大长篇肉麻的吹捧后，花帅说出了关键点：“要看到运动起来了，可能有点乱，不乱不治，不浊不清。乱过后，才能看到真正好的干部，好的学生，把绝大多数团结起来，把百分之三的坏分子抓出来，把许多问题揭出来。”“运动有多长时间，文革就领导多长，小组随运动多长就多长。运动结束时再选党的领导，再重新产生革命的领导。”

韦小宝继续发言：“部队院校也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要统统把他们揪出来，把修正主义的根子给挖掉，把教学工作中的旧框框、旧条条，统统踢掉，让学生的精神面貌，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然一新！”“刘邦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是全党全军全国的统一行动纲领，刘邦思想是我们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命根子。”

这帮大佬云山雾罩说的到底啥意思嘛？第一，给老大戴高帽、捧臭脚、极尽肉麻之真谛。第二，表现自己对运动的积极态度，坚决支持运动。但是具体操作方案呢？没。

请注意！（敲黑板）。如果你对自己的老板和他安排的工作不满意，那就往死里夸他，越夸张越好、越肉麻越好、越不靠谱越好！当然再加上对其政策大而化之的支持，却不给具体措施。既不犯错误又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案。

实际上花帅和韦小宝是如何操作的呢？刚发出《紧急通知》，他们就以总政治部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

其中明确规定：“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

翻译过来就是说，为了保护国防，军队的领导必须保持在领导岗位上，不能造他们的反！

对这投机取巧的花活，刘志坚竟然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他以军队文革小组的名义连续发出了五封电报配合其执行。

还好，陈夫子火眼金睛，看出了花帅和韦小宝的小算盘，也看透了刘志坚的无用和妥协。坚决以中央文革的名义扣下了刘志坚的电报，抵制了这反动的政策。

至此，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挡军队系统造反派的发展了。不到一个月，军队所属100多所院校的领导班子，一个不剩地全部垮台了。学生兵们争取到了学校的民主后，勇敢的把枪口对准了军事领导机关。

最先被冲击的军事领导机关就是军队的大脑——国防部，被攻击的对象则是副总参谋长——李天佑。

李天佑太适合被攻击了。第一，他位高权重。此时的枢密院太尉杨成武（白袍小将），主要精力是跟在刘邦身边直接接受指示，并和花帅协调军委工作。参谋部的日常工作全都由李天佑负责。第二，他所属的派系现在弱势。不管是当年广西的老领导霍光夫，还是后来三军团的老大彭大将军，现在都倒下了。最后，他手上有黑账。

这个事情我前面也介绍过，现在再简要叙述下。文革初期造反派冲击国家机关的的原因其实很直接、也很现实，就是抢黑材料。文革刚开始时，太子刘盈的策略是派工作组到各大学校找黑份子，把文革做成另一次反右就结束了。这个时候谁响应刘邦号召，和学校领导耍愣子、不顺从，就会被工作组扣上一顶“右派”或者“敌人”的大帽子。那个年代要是被扣上这样的帽子，你这辈子就算完了！后来工作组是被刘邦撵回去了，但他们做的黑材料却都计入了机关的档案，而且中央也没给翻案的说法。因此，造反派们得势后的第一要务就是解决自己的黑材料问题，就是去派出工作组的机关协调此事。而中央没有意见，机关又有纪律，肯定不会接受造反派们的要求。这才是双方闹矛盾、起冲突的点。为了保护自己，很多机关就找来了自己阶层的少年组织——老红卫兵来对抗造反派，这也是文革武斗最开始的原因。

回到我们的故事，李天佑手里就有很多黑账。总参三部下属有一所军事院校，叫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当时李天佑就带着工作组到这个学院去抓工作。李上将可是十三岁就加入了最凶悍的广西兵，从小就在杀人无数的修罗场练级的人物。对那些不听话的小兵蛋子当然是杀伐决断，很快就给一些敢于挑战领导权威的皿煮活动积极份子扣下了帽子、做好了黑材料。

等8月份工作组撤出学校后，工程学院的造反派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拿回自己的黑材料，还自己的清白，并为此和三机部以及李天佑做了多次沟通。谈来谈去没结果，这帮愣小子就开始了硬抢。部队的保密纪律岂能轻易破坏？李天佑直接调兵和造反派的小子们打了起来。这就是所谓“10.31”事件。

中央对此事的定性直接影响着军队文革未来的发展方向。李云鹤和陈夫子岂能不明白其中奥秘？很快，中央文革就对此事做出了处理：学校负责保卫工作、组织打学生的三个干部被要求停职反省；工程学院的造反派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刘邦身边参加11月3日的大规模接见活动；挨打的学生获得镀金刘邦像章。

这下完了！凶猛的造反少年们得到了大神的思想加持，立刻疯狂了起来，他们要酝酿更大的活动。

1966年11月8日，一千多造反的军队院校学员集中了起来，向国防部大楼发起了冲击，目标直指副总参谋长李天佑！

这可是真枪实弹的对抗。警卫国防部的有两个营的军队，敞开了干，不用机枪和拖拉机也能干翻这帮学生兵。花帅很明确的知道这就是个坎，硬干才能止住这帮造反派没大没小的行为。但这个事情牵扯太大，他必须得到韩信的支持。

于是，花帅向韩信提出建议：给闹事的造反派最后通牒，必须马上撤出国防部，并对带头的人实施逮捕，以违反军令处！

各位看官，如果你是韩信，此时会做出什么决断呢？危机时刻就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了。换了大将军，可能机枪就架起来开干了；换了太子刘盈，可能就直接交人出来了。韩信的做法是要求守卫国防部的战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对学员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大院，但是坚决不交人！

于是，惨烈的一幕出现了：守卫战士们手挽手组成十几道人墙，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疯狂的少年们；而造反学员们则找来几条长木板，搭着战士们的头，踩着木板冲进了国防部大院。

当然，最后李天佑也没有被造反派捉住。但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了！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国家的最高强力机关竟然被暴徒冲击，负责枢密院的上将竟然被通缉逮捕。

战场上的兄弟是鲜血结成的友谊，否则社会上也不会把 “一起扛过枪”作为四大牢固关系之一。尤其是洪兴社的军队，兄弟们谁被打了，都玩命上去解救，和没用的国民党军队有着天差地别的差异。而且，兔死狐悲这个道理谁都懂，今天这帮小子敢对李天佑和国防部动手，明天他们就敢对元帅们开刀。

于是，双刀将、陈诗人、徐老蔫、花帅等几位军委大佬放弃了门派之见，和韩信的代表韦小宝一起组成了暂时联盟。第一次向刘邦的文革发动了抵制措施。

第三节 混

当老板要在企业内推动大的变革，并安排你去做主管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其一，根据老板的规划，积极进取，把这个工作盘活，完成任务。但如此，你势必要分割其他部门的蛋糕，得罪其他部门的领导，尤其你的直接领导。其二，萧规曹随，按照原有的公司条款和架构办事。那你会谁也不得罪，但老板想要的结果肯定完成不了，最后得到老板一个庸才的评价。

曾经有一个叫做商鞅的人，选择了第一条道路，结果车裂而死；还有一个叫做霍光的人，选择了第一条道路，结果身荣子贵；当然，还有千千万万数不清的人选择了第二条道路，结果是默默无闻……。

面对文革大潮，刘志坚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而走这条路也确实很简单。

军队是一个业务部门，其工作本来只是打仗。但我党的军队却颇有不同，其有深刻的政治工作任务，甚至政治工作重于军事工作。想当年都是刘邦、大鸾、张国焘这样的人杰做总政委。

建国后，军委下属的三大部分别是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这个总政治部就是主管军队政治工作的部门。总政治部除了管辖部队中的政工干部外，什么部队文艺团体啊、部队出版机关啊、军事院校啊都归他管理。

因此，按照传统的政治运动套路和管理架构，军队的文革由总政牵头来搞就好了。像人家中央文革小组那样挖掘聂元梓、蒯大富、洪文这样的人物出来造反，找红卫兵出来闹事，激发干部群众之间矛盾，发动群众运动，鼓励大民主的做法，刘志坚是不敢做的。

此时的军队，老大是韩信，但他利用身体原因而站在幕后指挥；花帅既是副主席又是秘书长，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台前的负责人；韦小宝则掌控着总政。

于是，本该由刘志坚主导的轰轰烈烈的军队文革，在1966年10月前变成了花帅和韦小宝的主导的绿色二人转。

这二位很清楚，军队是纪律性很强的单位，刘志坚又是花瓶。因此，对军事领导机关不用操心，根本乱不起来，问题的关键是部队院校。

学校里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就容易相信大梦想，容易被煽动起来；部队院校的年轻人未来都是军官，他们比地方院校的年轻人出路更好、背景更纯、信心更大，也就更敢于造反闹事；更重要的是，文革的切入点就是学校，刘邦鼓励地方院校大鸣大放，照此逻辑部队院校也该有此权力。

为了控制部队院校的学生们。花帅的军委和韦小宝的总政做了一系列工作。

1966年5月20日，军委和总政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 月16 日通知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要“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点名批判”的人，要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也就是要把文革严格控制在领导手中。

6月14日又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规定军队文革只能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军内“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宣传、文化等部门。

6月21日，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还有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规定部队院校的学生只能在学校内串联，不许出去。

即使到了太子刘盈的工作组被刘邦从学校撵出后，韦小宝的总政还是发出了：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

就这样，在军队里，红太阳被黑云彻底遮住了……。

不过这里提一句，在韩信、花帅合伙控制军队稳定，不让“大皿煮”的暴行在军队开展的同时，他们之间也有矛盾，对“文哥”的使用也有些龌龊。比如空军和海军。

在海军，李瞎子发动青年造反，攻击老掌门肖劲光；在空军，吴胖子利用文哥的机会，发动青年干部进攻非本派系的、来掺沙子的政委余立金。这都是韩信借文哥之机、行派系清一色之实的行动。专门制衡韩信的花帅自然要反对。

9月份，花帅专门在中央、军委常务联席会议上，对海军问题作了专题研究，提出：一、萧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二、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三、按社团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清是非，搞好团结，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

并亲自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何廷一，告他“不要卷进去”，站稳立场。

除此之外，接着掌控军队的机会，花帅也不忘了向青年人宣传自己的私货。1966年9月25日，花帅带着文革小组的秀才戚本禹，总政另一位副主任、文革小组成员谢镗忠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军队派到各艺术院校去的一些工作组在运动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据我了解，错误最严重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其次是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他们不去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去“肃清外围”，组织学生斗学生；不是文斗而是武斗，就是打。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搞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大家务必要看“引文”中加粗的部分，这就是花帅对“红八月”的看法。他这么推动，小崽子们自然继续打！

当然，花帅也点了一些当时的乱像：在前一段也出了一点毛病，如打人、打死人。有些青年，特别是一些中学生，对于经济很有兴趣，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啊！在抄家时，有的把金条装起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在他屁股后头挂起来了。那次在天安门开大会时，就拾到一些金条。

军队文哥被压制这个情况刘邦不是不知道，也不能接受，但他没有办法。要斗倒太子刘盈一派，要启动自己的疯狂计划，他必须依靠军队，必须依靠和韩信的联盟，必须依赖花帅在军队帮自己看着摊。而且，在这个层面来说，稳定的军队也是对自己有利的。

但你刘志坚什么也不做就有点过分了！至少部队院校是该和地方院校一样动起来的，是同样可以找出典型的，是可以为未来部队的大民主做铺垫工作的。刘邦非常不满。

事情的转机很快就来了。随着太子刘盈倒下，全国青年之火被点了起来，刘邦要对军队下手了。而另一方面，自从8月18号刘邦开始接见红卫兵，部队院校的青年们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要造反。上面的油和下面的火一结合，军队控制不住了。

先是在九月份，一些部队院校的积极分子偷偷跑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说部队的文革受到了压迫。紧跟着，在十一国庆节的大接见当中，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造反派直接向刘邦和韩信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

这样韩信也没办法了，他让花帅对这个问题组织军委扩大会议研究一下。

会议上，军队的高官们当然还是不希望底层的丘八闹起来。而这次，刘志坚总算说了句有分量的话：“唉，这是对刘邦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啊”花帅恍然而悟。

就这样，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在1966年10月5日发出了。

这份《紧急通知》可以说是军队文革真正开展的突破点。

《紧急通知》指出：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这就相当于把孙悟空们从大帽子的五台山下放了出来。

《紧急通知》还指出：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这就相当于把孙悟空们的紧箍咒结了下来。

被释放的孙悟空又没了紧箍咒，那还不反上天？部队的文革再也控制不住了。面对这个局面，刘志坚该怎么办呢？

第二节 合适人选

部队的文革其实是滞后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通过了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其中第十五条明确规定：部队的文化革命行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翻译过来就是说，地方上你中央文革小组可劲折腾；但军队的文革，却只能由我韩信控制，军队不允许乱。这肯定不是刘邦老大的本意，但没办法，此时他只能卖韩信这个面子。当然了，以后为了能把文革的火烧到军队，二人还有颇多攻防战。

不管自己怎么看待文革，韩信都必须解决一个眼前的问题——谁来负责军队的文革？

他把目光放到了刘志坚身上。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一，他信任刘志坚。在谭政、老罗、韦小宝这帮四野老人们控制的政治部工作多年，刘志坚已经融入了自己的大团队。而且，自己掌控军委的几年中，这个刘志坚用的也非常顺手。

其二，刘志坚级别低。眼瞅着文革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全国最重要的工作，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必然能抓到更多的权力、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果把这工作交给那几个挂着军委副主席衔的老帅或者即使某个大将，那就不好控制了，甚至会有能力威胁自己的地位。

其三，老大会同意。刘志坚革命多年，历史上却偏偏不属于韩信山头。韩信心里很清楚，当老大的都喜欢玩平衡。刘志坚三军团出身，又长期跟着“四方面军影视学院”的军头们混，这样的人出任此关键岗位，刘邦会放心。另一方面，过年时，刘志坚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表现又让李云鹤满意，国母也会放心。

最后，刘志坚确实有本事。还说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件事情。当时的局面很不明朗，连韩信都摸不清刘邦到底要干啥，非盯着《海瑞罢官》不放。偏偏太子刘盈又用尽心思，不断地化解老大的进攻。在这个当口，李云鹤突然跑到自己家，说要帮忙开个部队文艺座谈会！老大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己要如何处理第一夫人的这个要求呢？

恍惚间，韩信自己也不敢随便说瓷实话，只能把皮球踢给韦小宝的政治部，让副主任兼宣传部长刘志坚配合李云鹤办这个事情。结果，人家刘志坚这事办的非常漂亮，摸准了德胜老大的心，让李云鹤也很满意。

接下来，我带大家复习下《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让大家看看刘志坚高在哪里。

第一，一针见血的说出了老大希望自己代表部队方面说的话。“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刘邦的三篇文章），被一条与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如果说瞬间看清事物的本质是智慧，那敢于把本质说出来就是胆略了。建国后的文化界是太子刘盈掌控的，而此时的太子刘盈是二把手、太子爷！刘志坚的报告等于直接向太子爷挑战了！

第二，有根据的、很真诚的捧领导。“来上海之前，韩信同志对刘志坚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李云鹤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李云鹤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李云鹤听了这话不就是吃了顺气丸么？刘邦看了这个表态能不高兴么？更高明的是，人家这个话是借韩信的口说出来，既不肉麻又让韩信有面子。

第三，通过具体案例指明错误。“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

写报告，无论夸人还是贬人，最关键就是明确到具体的点，这才深刻和认真！

第四，要说老板爱听的话。“要塑造典型，刘邦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这评价，如果没有深入阅读《刘邦作品》，是领会不到的。

最后，要有明确的改正执行计划。“根据韩信同志的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刘邦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并规定了经常读和每年五月集中时间总结检查一次的制度。”“四月份召开创作会议。仿照李云鹤同志组织这次座谈会的方法，把这次会议开好。”“争取在两三年内搞出反映三大战役的好的作品。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首先写出批评肖洛霍夫的文章。在《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上开辟专栏，加强文艺评论。”

“SMART原则”其实也没啥高深的，对善于混社会的人来说这是基本素质！

综合以上因素，刘志坚是韩信和刘邦都能认可的人物。“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责任也就自然落在了他身上。

看起来很美，得到了当前最时髦、最被领导关注的岗位。可刘志坚自己心里清楚，这是个难做的工作。

首先，这个“全军文革小组”要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但同时呢，又直属于中央军委，典型的双重领导。偏偏，这又是个新机构，对哪个领导实线汇报、哪个虚线汇报？根据谁的思想行动？对谁负责？都没人规定。这种状况，即使两个领导是父子、夫妻，底下人也不好干。更何况，韩信和李云鹤对于军队的文革又是完全相反的思路。

难度到这里还没结束。中央军委的工作，韩信很精明的把自己不想直接参与的都交给了花帅，谁让你是刘邦安排来制衡我的？谁让你担负着军委秘书长的责任呢？而中央文革小组那边，组长是陈夫子，这家伙和李云鹤的思维又有些不同，更讨厌的其人极其迂腐、不回旋。两个主子，中间再加上这么两个惹不起的人物，刘志坚的工作还如何开展？要受多少夹板气啊！

面对这个困局，刘志坚的选择是混！我谁也不得罪，你们都是大爷还不行么？可事实证明，不行！

第一节 政工

刘志坚是个幸运的人。

1912年大清国倒台的时候他来到了人世。出生在贫农家庭的他，正常的人生际遇无非是做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农民，经历几十年乱世犬的苦日子，然后再经历饥饿和斗争，最后辛苦的留下满堂儿孙离开人世。这还算好结果，一不小心，兵乱、人乱、饥饿可能早就让他横死了。

但刘志坚幸运的出生在了一个叫做平江的湖南小地方，又幸运的接受了在当时算作高学历的小学教育。

1926年，大革命风起云涌。社团为配合北伐事业，在湖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大量农会，在中国首次把基层组织建立到了农村。而这，也为社团后来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力量保证。

大革命失败后，被叛徒光头和兆铭残酷镇压的社团伙伴们，从地上爬起来，掩埋了同伴的尸体、擦干了自己的血迹，开始了持续反击。在这场反击战中，湖南的农民们自然是重要主力之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儒雅、坚定的年轻人回到了平江老家，成为了刘志坚等一帮小伙伴生命中的贵人，此人叫做毛简青。

（有理想的青年，又愿意为了实现理想而行动，甚至不怕丢掉生命。你可以不认同他的理想，但需要尊重这样的人。）

对毛简青，我们要知道他的几个特征：首先是富，人家的长辈既是地主又是商人，在平江是响当当的大户；其次是有文化，中学毕业后毛简青来到日本留学，拿到了金灿灿的帝国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第三是混的开，回国后当过大学老师，也当过政府的高级公务员，加入社团后更是到黄埔去做了教官！这样的人，再加上对社团的忠诚，那影响力就大了。

1927年，毛简青发动自己老家平江的上千农民子弟，参加了老大刘邦领导的秋收起义。1928年，他更是组织了20万农军攻击平江县城，史称“三月扑城”。

“三月扑城”很快就失败了，但其影响是深远的。首先，这次起义让一群年轻人纳了投名状，义无反顾的加入到了社团的事业当中，为社团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其中就有我们的主人公刘志坚。更重要的是，这次起义让反动派很害怕，他们调来了湘军独立五师来这里弹压地方，而该部队中最强悍的第一团团长，就是著名的彭大将军！也就是刘志坚的第二位贵人。

在那个社会动荡的年代，要出人头地只能靠混社团去搏命；而一不小心加入错了社团，那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而即使幸运的加入到了洪兴社这样的成功组织，如果你不是混铜锣湾出身的，恐怕也很暗出头。这就是我为何说刘志坚出生在平江是幸运了。天上掉下来的优质、低价股被他碰到了，此后的人生，只要不死，将荣华富贵荫及子孙！要知道，开国的将军们有五十多个就是平江人！

之后事情的发展就简单了。年轻农民刘志坚顺利的加入到了大将军的起义部队中，从此跟着老帅天南海北征战。而此时，他的另一个幸运点又起作用了。因为那几年小学的教育，他成为这支部队里少有的文化人，很正常的进入到了政治部，开始了自己的政工生涯。

做政工，阵亡率肯定比普通战士低很多；更重要的是，在共产党，这是个非常有前途的职业！

说起来，洪兴社一统江湖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非常重要、甚至说最重要的，就是这批政工！是他们把基层组织和土地革命带到了农村，这才有前方不断地粮食和兵源供给；是他们把思想教育和政治信念带到了部队，这才有无数机器人一般不怕死的战士；是他们把社团组织和严密审查送给了部队，这才有大量坚定、服从、高执行力、无外心的军官。也这正因为此，虽然同是部队最高首长，政委往往有比军事长官更高的权力。偏偏这帮人，解放后还能到地方去做党务和行政工作，比军事干部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工，真是我社团内最重要、也最有前途的职业啊。

长征结束后，好运气又一次降临到了刘志坚身上。本来跟着毛泽东来到了陕北，却突然接到命令加入还在南方的红四方面军，陪他们一起北上抗日。从此，刘志坚就离开了老部队，彻底和红四方面军的军头们一起闯江湖了。

更幸运的是，刘志坚进入的是四方面军的第四军，这个军又没有参加西征！就这样，他颇为顺利的加入“四方面军影视学校”，而这个神秘的组织又是未来刘邦最信任的一支力量！靠这个牌子，可以躲过很多功名场上的是非。

再后来，刘志坚这个四方面军的政工，也就自然的成为了邓小平老大的手下，在129师的政治部供职。说起来，这又是一件幸事，靠着这个老领导，他的晚年幸福是没问题了。

抗战中，刘志坚的幸运还在继续。1942年，担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他，被日军俘虏；可几天后，司令员陈大麻子就组织人马打伏击给他救了出来。这次逃离虎口，给刘志坚留下的唯一伤害就是瘸了一条腿。

接下来就是跟着二野解放全中国了。

新中国成立后，刘志坚这个优秀的政工干部不再在地方和部队工作，而被留在了中央军委。从1952年开始，刘志坚和军中一个重要岗位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就是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负责全军的宣传工作！这一干，就是十五年。

1966年，伟大的文革开始了。对很多人来说，这又是一次出人头地、大展宏图的机会！在地方，推动文革的重任自然属于中央文革的英雄们。而在军队，也需要一位豪杰推动军中文革事业。历史的重任将落在刘志坚身上！

能和陈老夫子、李云鹤这帮人一同做伟大事业，看来幸运真的又一次来临。那接下来，刘志坚要如何走下去呢？且听下文分解。

洪兴故事四——六届四中风云（下）

与大鸾主动和大学生们拉近关系正相反；在犟驴子罗章龙的带领下，业务老干部们却和大学生们分道扬镳，还对立了起来。

（刘邦青年求学时的知音朋友，刘邦战斗时的亲密战友。和早期刘邦有着相同湖南倔驴子性格的罗章龙，将成为事情的主角。）

前面王明、博古和罗章龙的私下谈话，让耿直的罗章龙很不舒服——这些小伙子太妄自尊大了，他们竟然想用上层关系和权谋之术来代替社团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帮人要是上了台，社团不就乱了么？不就丧失了自己这帮文艺青年追求的平等、自由么？

在罗章龙的主持下，总工会给莫斯科写了一封信：痛斥王明、博古的反动言行，指明此二人品质不良、无工作能力、群众反对、不负人望，万难实现领导中国党与革命的重任；甚至在信中直接点名王明的后台米夫，说人家扶持私党、破坏党章；甚至，把1930年初，王明被捕的那次事件拿了出来，证明王明是个叛徒！

这样，彻底把大学生们推向了“务虚管理层”一边。

在这样的背景下，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了。开会前，双方就开始争锋相对。

原因还是“民主集中制”。我经常强调，洪兴社是由一帮有着极强皿煮意识的激进青年创立的，而马列思想的核心也是“皿煮”。

所以，洪兴社和大清的套路、北洋军阀的玩法、甚至国民党的规则都不同。在那里，谁的钱多、兵多、权力大、人脉资源广，谁可能就占据C位；而在洪兴社，要讲究选举！

洪兴社的权力来自于下面：权力最大的是全体社员，因此全体社员大会（也就是几大）是权力最大的组织；但所有社员不能决断工作，因此在全体社员大会（几大）上，会选出社员们的代表，这就是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们再在每次大会后的一中全会上选出政治局，作为日常工作的决策机构；后来政治局人太多，那就再选出常委来做集体决策。

所以，洪兴社看起来是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普通社员的管理体系；其实权力构成正相反。

而只有全体社员大会（几大）才能整体选举新的中央委员；所以，中央委员的数量，决定了在每次全体社员大会中间的时间段里，哪一派的股份多、哪一派的话语权大。

海外总部的领导米夫和现存的洪兴社管理层联合决定不开全体洪兴社员的大会，也不召开可以让一部分基层骨干参加的“紧急会议”，只想用“六届四中全会”。

这业务老干部们也就认了。但细节必须谈清楚。

罗章龙联合数位中央委员对即将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如果为客观条件所限制而举行四中全会，那么四中全会只能遵守党章而行事：只能由六大中委组成，而不能由非中委参加做主体；再则四中全会既非全国性大会，也就根本无权改选中央委员及中央领导机构，否则便是违反党章，属于窜逆行动。”

——简单说就是两个点：要开四中就要遵守党章。首先，参会人只能是上次六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委员，而不能用其他人（针对大学生们）来稀释选票基数；其次，既然不是全国大会，则中央委员不能动，保护我们这帮人的位置。

对主持六届四中全会的米夫来说，这次是要把学生们运作进洪兴社董事会（中央委员）的；业务老干部们也不能得罪，毕竟要靠他们办事；还好自己背后有大鸾的团队支持，比较有底气。

于是，1931年1月7日的六届四中全会参与者，形成了这样两派对立的情况：

一派由米夫的学生们，加“务虚管理层”一共10几个人，我们耳熟能详的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夏曦、向忠发、瞿秋白、大鸾、顾顺章、胡均鹤。

（胡均鹤，少共书记、共青书记，以“老干部”身份坚定站在大鸾一边；赵尚志的妹夫；洪兴社、国民党、汪精卫都工作过；以离休干部身份活到93年。这也是奇人一位。）

另一派是中委中的老业务骨干，还有一些总工会的负责人，包括：罗章龙、史文彬（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何孟雄、林育南等26人。

（和罗章龙一样强悍的史文彬。）

虽然给了不是中委、也不担任重要职务的大学生们参会权和选举权，但米夫与管理层的联盟人数还是少的。所以，米夫、大鸾的策略是坚决控制会议主导权、提名权，并缩短会议流程。

主导权和提名权不用说了，大鸾、向忠发、米夫都在场，组织原则在他们手里。同时把会议流程缩短到极致，就两项：国际代表做报告、选举中央机构。

共产国际代表的讲话还是洪兴社的老套路——绕来绕去、不明所以，但有些关键点——要求洪兴社执行国际路线，强调彻底改造社团的领导机构，成立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机构。

对共产国际代表的发言，业务老干部们很不满，现场就闹了起来。这都是些做工人运动的演讲高手，一起发威，局面热闹非凡，主持人根本控制不了。有点慌张的米夫立即安排下一项会议日程：选举。

可当领导们把中央委员选举名单拿出来后，会场更乱了。因为这里出现了“王明、博古”的名字。这帮老革命整齐的用皮鞋擦地板制造噪声，同时嘘声四起。

老干部派的首脑人物史文彬的讲话直击要害，点明了自己这帮人的闹的理由：“洪兴社党章明白规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洪兴社最高领导机构，全国大表大会以外任何会议和机构不能产生中央领导机构，否则视为非法，违反党章的行动。洪兴社虽然是共产国际支部，但共产国际应尊重洪兴社党章，不得随意任命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外指个人担任中央领导成员。如果洪兴社全党认为有需要改组中央领导，必须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以解决之。”

紧跟着，发生了洪兴社历史上各次大会最惊人的一幕——与会者中的一大半、26个老干部派集体退场，不陪你们玩了。

这么大的事，要是发生在现在就搞笑了。还好发生在社团初期，而且是总部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阶段。 米夫-大鸾烦不了了。反正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在，你们这帮人弃权，那我们这十几个人的选举也有效！开始选！

于是，在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基层骨干退席不在的状况下，六届四中全会就把社团股份给划分了！

中央委员里加入了如下几个人：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

中央委员去掉了两个人：李维汉、贺昌；

（贺昌同样是工人运动出身，却坚定跟随“务虚管理层”，这次和李维汉一起被扣上了“立三路线”帽子。未来留在南方和胖诗人一起打游击，牺牲）

中央候补委员加入了这几位：夏曦、陈昌浩、沈泽民、汪盛荻；

（看电影不能光看情欲。汪盛荻也是众多从洪兴社跳槽叛变到国民党做特工的人员之一。接下来的故事中他还是重要工作，可惜他没机会讲真话了。）

王明更是以江苏省委负责人的身份被选举（安排）进入了政治局，和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大鸾、卢福坦、任弼时这几位大神平起平坐起来。

（卢福坦这个名字很陌生。这也是工人运动高手，接下来罗章龙被开除后，会接手他的总工会，甚至做到了社团常委。可惜后来叛变当了中统。69年被枪毙，注意这个枪毙时间，他的被杀也和社团上层的斗争颇有关系。）

为平衡一线业务人员的心态，这次会议还安排了七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刘邦（熬了几年后，总算回到社团高层）、顾顺章。

当然，最高权力机构还是常委。这次的三个常委是：向忠发、大鸾、张国焘。傀儡向忠发继续当总书记，安逸的搂钱搞女人；大鸾继续自己最喜欢的身份——以老二的身份操纵全盘；吸纳了莫斯科和业务派都认可的张国焘加入管理层，但迅速安排其进入鄂豫皖苏区。社团大脑还在大鸾手里。

社团的核心层工作则被“务虚管理层”和大学生承包。少共书记胡均鹤，宣传部长张闻天（28个半之一），组织部长王稼祥（28个半之一），妇女部长孟庆树（28个半之一）。

（矮个子王明娶了高个子美女孟庆树。可见男人有才最重要。延安整风高潮期，孟庆树这个弱女子为老公出头，成为唯一一个公开怼刘邦的异己分子。）

此外，以史文彬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被取消。大鸾和米夫的联盟现在连社团内的监督都没了。社团下辖各省级单位，也仿效中央办法，进行程度不同的改组。

——有党章依靠、有人员优势的业务老干部们本以为自己的孟浪行动（现场退出会议）可以要挟对方，结果被彻底踢出局。当然不能忍！

罗章龙、何孟雄立即联络16位中央委员联名写信给米夫：强调六届四中全会为非法；会议决议和选举无效；要求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鸾的情商和米夫的智慧，还不至于说就彻底和老干部们闹掰。毕竟人家都是一线干活的；更关键的是，从法理上来说，人家有道理。

商量后，米夫主动向领头的罗章龙示好，给出处理意见：国际代表米夫对四中全会发生的事实表遗憾，但这纯属党内意见分歧，双方原可以设法解释，使大家言归于好，因此建议双方举行一次座谈会，出席一方为给国际写信联合署名的同志，一方为国际代表三人，要求真诚坦率的交换意见，直言无隐。

既然说要开会，那就开吧。但注意，米夫、大鸾要和稀泥，是很难的。因为他们的对手是罗章龙。 罗章龙是什么人？那是刘邦最初对社会征友时交到的好朋友，刘邦成立的第一个组织新民学会的奠基人之一！那是和刘邦并行搞洪兴社活动多年，在一线工作中从没落后的猛人！那是又一头湖南倔驴！

（兄弟们策划走洪兴社道路，一起在北京合影。注意此时站在C位的就是罗章龙，就是和刘邦并排站在前排、姿势霸气的那个小伙子。他是当年一大堆留法同学中，唯一考上北大的靓仔。）

1931年1月中旬，双方的和谈——花园会议召开。

会前，米夫带着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先和罗章龙单独谈了一整天。

第二天，米夫三个人又给26个退出会议的中央委员讲了一上午。

听完了这些劝和的话，业务老干部们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史文彬：“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热爱列宁首创的第三国际……但不欢迎错误路线！……请求国际定期召开七次大会，解决党的一切问题。”

唐宏锦：“党章党纪，是革命的根本，为了方便私人，破坏党章党纪的是，共产国际有责任出面制止” 最猛的是肖道德：“我们在城市革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命，王明、博古则从中大回来革工农的命，这是何道理，国际应做说明！”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肖道德这样的老革命，在长征后失踪。）

话谈到这里就没法谈了。米夫带着两个共产国际的代表灰溜溜的撤退离开。

此时，干惯了地下工作、敏感异常的罗章龙们，却突然对负责会议安全和与会者交通、住宿工作的社团头号特务顾顺章产生了怀疑。这家伙手下荷枪实弹的特科小兄弟们竟然不让老业务干部们出会场，说是向忠发总书记让他们留在此处过夜。

同样是一直玩社会、搞刀口舔血工作的人，顾顺章那几个拿枪的小兄弟能吓唬的了罗章龙他们么？当场几个老干部就跑去夺守门小兄弟的枪，眼见着一场火并就要爆发。

关键时刻还是罗章龙冷静，主动找顾顺章谈判；面对罗章龙，顾顺章这杀人不眨眼的地下工作干将也只能服软：“如果走就难保安全，这样我就不符安全责任了。”

最后，罗章龙一直盯着顾顺章，把兄弟们都送走才自己离开会场。

误会和梁子在进一步加深！

就在这种互相猜忌的情况下，罗章龙他们办了一件过头事！竟然自己搞了个中央！

总公司乱安排管理层，那我们国内的市场骨干就注册个企业自己搞！这个企业的名字叫做“洪兴社中央非常委员会”，和六届四中全会上“洪兴社中央委员会”对立！

“非常委员会”主席、中央工委书记、总工会书记罗章龙；

“非常委员会”组织部长、监察委员会主席、铁总（铁路工会组织）主席史文彬；

“非常委员会”宣传部长、江苏省委书记何孟雄；

“非常委员会”秘书长、上海总工会常委林育南； …… 共计22个中央委员，15个后补中央委员，这公司就建立起来。然后他们掌控的各个省也都成立了省级的“非常委员会”（分公司）。这下子，整摊子就把米夫和大鸾的“务虚管理层”替代了。

这个事太大了！洪兴社是“民主集中制”不假，但洪兴社还非常强调纪律！在国民党，蒋介石另立中央没事，汪精卫另立中央可以，像李济琛、李宗仁、陈济棠一类的人也曾另立中央。但在那个没纪律感的团队，另立中央的失败者也可以和成功者谈笑风生、继续合作。

但洪兴社不同！之后一个另立中央的张国焘，被刘邦吓得投靠了国民党；只是有另立中央想法的韩信，也折戟沉沙。在洪兴，另立中央者的结局只有肉体死亡或政治生命死亡！22个“非常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中，只有一个陈郁熬到了洪兴社上市，混到了高位。这也多亏了他良好的人脉和柔和的性格。

（陈郁海员出身，自然习惯做的是海员的工人运动。感谢生命中两位贵人——任弼时，大鸾。陈郁后来做到了煤炭工业部长、广东省委书记、广东革委会副主任。坐上高位的他，也许会后悔年轻时曾经反对恩人大鸾吧）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老好人大鸾还想给罗章龙他们一个机会，他一辈子都想维护社团团结。大鸾使出了日后自己政治生命中经常用的套路——找和事佬说和。

第一个来说和的人身份特别合适。此人是刘邦、罗章龙的老乡，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多年，更曾经是刘邦在湖南一直重用的小兄弟；而他，偏偏还是王明28个半之一，在中山大学坚定地和米夫校长站在一起斗争。此人是夏曦。

（夏曦最为人熟悉的便是在贺龙那里残酷的肃反，可他为何肃反？一介空降的文人又如何能随意杀戮这些啸聚山林的强人？以后我可以讲讲细节。）

刚从莫斯科留学回国的夏曦见面就和老朋友拉近距离：“老友，我是私人拜访性质的，并非做说客的。”而后，进入正题：“非常委员会这样做，不怕冒分裂党的罪名么？”

罗章龙则有自己的逻辑：“非常委员会成员大都是六届中央的中委，……反之，王明博古的中央实是与党无关的野孩子。”

夏：“一个革命党应该通权达变，难道野孩子不能变成家孩子么？”

罗：“曼伯兄，你是富于官场生活经验的人（大革命时，夏曦是国民政府湖南省工农厅长），非常委员会的人无此雅量，他们只辩正谊，为革命打抱不平。”

这话把夏曦揶揄的够呛，只能自嘲：“老兄莫讲笑话，我知道你们是瞧不起王矮子的，矮子人小，本不值得大家反对，可他的后台很有份量……”

这时旁听的一个小姐妹、总工会妇女部负责人刘炎（1939年牺牲）插话了：“曼伯先生，你也是一个星主（夏曦也是28个半之一，大家嘲讽这28个半为28星宿），也是个有分量的人，但我们革命不能抹杀是非，专论分量。要知道任何有分量的庞然大物违反工农革命利益，也不免会土崩瓦解的！”

眼看着老兄弟和老兄弟的战友揶揄自己没完了，夏曦决定掏心窝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罗章龙面前：“文虎老哥（社团内罗章龙的诨号），你我老朋友，所以不嫌冒昧，披肝沥胆向老兄进一言。革命道理是有弹性的，可方可圆；权力是现实的，不折不扣。你们的调子实在太高，调子太高就不符合实际，缺少适应性，我奉劝老兄把调子放低一点。我看米夫已下定最大决心，不把非常委员会的事解决，绝不离开上海，他们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国际路线如水在盂，可此可彼，权力是现实的，不可动摇，共产国际对王明、博古成立中央已是一年前内定的事，纵有强大阻力，也不会中止。”

看夏曦劝解的话，是无论如何不能把一个心里有障碍的杀人狂魔结合到一起；反而是一位外柔内刚、对朋友热心的务实好汉。

可业务老干部派都是当年最激进的知识青年，他们只讲道理和原则，不讲权变。旁边的林育南甚至发怒：“我看国际无勇气正视自己的错误，如坚持错误，什么也是白说。难道要我们告饶不成？烦你回去进言米夫，不要拿中国革命开玩笑，这就够了！再没有别的可说的话了。我们要挣百年是非真理，不管一时成败！”

罗章龙也表态：“你该回去向矮子多多开导。”

眼见再争论就要吵架了，夏曦也很无奈：“目前大家火气正高……相骂无好言，打架无好拳，对方是很恶毒的，什么是做不出来？”然后就转身离开了。离开前，夏曦似有预感的对罗章龙等同志们说了一句：“此一去恐后会无期。”

谁知一语成谶，夏曦在洪湖神奇的落水而亡，也借此就把湘鄂西的屠杀责任都算到了自己身上，维护了社团未来高层的团结。

第二个有分量的说和人是“怪君”。此人在北大就是罗章龙的同学和搞洪兴社的同志；后来在安庆负责安徽的地下工作时，又是罗章龙的下属战友；此人还是王明的老乡。哦，他还有个我们熟悉的名字——柯庆施。

（柯老怪这样智商情商俱佳的人物，才会被刘邦看中顶替大鸾。）

老怪说话很直接，也很有道理：“这回我是来上海看灯的（看热闹、不参与），我阅读非常委员会发布的提纲，指明批评米夫及临时中央的主角、副角共有十人之多。真是敢于捋虎须、批逆鳞的行为，但未免树敌过多，太不讲究策略了。” 旁边李伟森对人家柯老怪的话很不客气：“老柯同志，你的话固然有理，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大船都被弄翻了，革命全局都会遭受牺牲，自己也莫想得救了，所以绝不能从个人利害着眼看问题。”

（“左联五烈士”里的李伟森。每次看到网络上没卵子的文青公鸡，我总要鄙视一番：同样是写激进文章的青年，人家从来都坚定自己的信仰，并舍得付出生命！这才是有骨头的知识分子。）

老柯听了这高调的话，也给了实在的回答：“请同志们不必动气啊，我们是多年之交，我今天披肝沥胆向老朋友进一言……政治上王、博一伙原数鼠盗狗窃之辈，属于宦官宫妾寡廉鲜耻之流，但这样便构成他们搞阴谋诡计和宫廷政变的优越条件。舍此以外，老爷们是断无法再找到这样一群喽啰的！他们成事不足，败事却是绰绰有余的。目前共产国际批准王、博主持中央，排除以外的人领导革命，这是千真万确。你们虽然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但如果反对他们，他们便会假借国际路线做挡箭牌，东方部为靠山，狗急跳墙，不顾一切，进行不客气的残酷斗争，这样就把革命都断送了！……”

老柯的话老成持重，但罗章龙还是拒绝：“这些事我们都知道一些，大家也仔细考虑一番了。我们决心用群众意志来反对王、博，扭转米夫。……米夫一伙一定会遭受历史的嘲笑。革命大业难道只顾目前成败和名位么？难道赤裸裸的信仰“有奶便是娘”的原则么？”

话说到这地步，柯老怪也没法说下去了：“我自知有些失言了，请老兄不必见怪。但我向你说的是真话，供你参考罢了。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就可以了。”说完转身告辞。

之后柯老怪在上海担任中央秘书长，随后去北方局工作。因为他的“变通”与“灵活”，一路上和王明走的很近，因此在延安整风时被好一顿收拾，夫人也自杀身亡。也是因为他的“变通”与“灵活”，被教育后，柯老怪又重新升起到高位。还是因为其“变通”与“灵活”，招惹了大鸾，最终被请出了八宝山。人还真是性格决定命运啊。

第三个来劝说的重量级人物是王首道。王首道是罗章凤（罗章龙胞弟）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同学，都是讲习所大老师刘邦的信徒；王首道和罗章龙也有较深的合作经历。更重要的是王首道一直是刘邦依赖的心腹，先给刘邦做秘书，长征后帮刘邦管理政治保卫局（代替邓发）、秘书处（代替邓颖超和霍光）这两个极其重要的部门。

王首道为何突然来到上海？因为1930年底，刘邦出事了。

1930年底，刘邦遇到了自己生平中唯一一次军事叛乱——红20军竟然逮捕了刘邦派来整治AB团的李韶九，释放了被李韶九关押的干部，“制造信件”明确反对刘邦！

而且20军这帮人很聪明，他们只反刘邦，却支持朱德、彭德怀；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还专门派段良弼携带了几十两黄金到上海总部说理，要求裁决。

此时，绝对是刘邦人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中央如果倾向20军，支持朱德、彭德怀，刘邦一直引以为资源的“群众基础”将不复存在；再加上他不太好的人缘。其政治生命估计也就完蛋了。

所以，派出王首道来中央运作、解释。

罗章龙很清楚王首道来中央的目的。江西那边20军的皿煮行动造了刘邦的反，现在罗章龙也是皿煮行动造了米夫-大鸾的反，从逻辑上刘邦和王首道不好支持自己；刘邦派王首道来上海，是为了争取中央，最好是东方部的支持，不敢得罪米夫-大鸾，从利益上刘邦和王首道更不敢支持自己。

所以，当罗章凤要求王首道支持时，罗章龙给与了反对；但也拒绝了王首道的劝解。

临别前，王首道只扔给自己这些好兄弟、好同志一句话作为安慰：“王、博行为，大失全党的同情，所谓多行不义的人，绝无幸存的道理。”

（大鸾和王明、博古来江西后，又把王首道打成了右派；随着长征结束，王首道成了刘邦掌控中枢的关键棋子。可不同于后来接手王首道工作的任弼时、杨尚昆，王首道在公司上市后只做到了省部级。人生真是充满了偶然。）

事情到这一步，双方已经没有调和余地。

非常委员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既然组建起来，就要工作。第一个行动的就是江苏省委；何孟雄准备召开全江苏、上海的活动分子大会，继在自己的领导下继续干革命。

何孟雄的人都是地下工作老手；而且对大鸾、顾顺章的特科已经发生怀疑。所以，这次会议他们安排的很隐秘。

首先是时间，只提前3天通知参会成员开会时间。尽量缩短信息外流周期，保证安全。

其次是地点，1931年1月17日开会这一天下午2点，参会的40多个代表分别在被通知的八仙桥青年会、恩派亚电影院、日升茶楼等几个据地集合，然后才由交通员分批带到真正的开会地点——上海东方饭店。保证地点的隐蔽性，不被提前泄露。

最后是会议流程，何孟雄的安排是1月17日当天晚上就把会开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并特别安排8名地下战士做会务工作，其实就是保证参会者来去的交通安全和会场警卫工作；其中3个人专门待在会场旁边的房子，观察情况。

就这样，还是出问题了！会议刚开始，英租界的巡捕和国民政府的便衣50多人就来到东方饭店抓人。除了少部分参会者逃脱，现场就逮捕29人；然后又去住处继续抓人。共计逮捕42人！江苏、上海的社团骨干、非常委员会的核心基本大量陨落。

短暂的审讯后，其中的23人被执行枪决！执行地点就在上海龙华寺。上海警备司令部在龙华寺旁边挖了一条宽、深6米，长30米的壕沟后，就在壕沟边处决了他们。这就是著名的“龙华23烈士”！这次开会被集体逮捕的事件就是“东方饭店”事件。

（洪兴社夺权后没忘记这些冤死的战士，胖诗人和潘汉年作为上海的市长、副市长，下令务必找到烈士们的遗骸。1950年建设公墓安葬这些烈士。）

烈士中有非常委员会中央委员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还有数位江苏非常委员会成员。这里面还有左联的几个人：白莽、柔石、冯铿、李伟森和胡也频。为了左联的几个年轻好朋友，鲁迅先生专门写了我们初中都学过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对于这几位被捕的内幕，鲁迅先生也不晓得吧。）

事情就如此结束么？不会！“东方饭店”事件发生后，在非常委员会力量强大的北方各地省委，也纷纷出现了类似集体被捕的事件——北京、天津、青岛，等地社团组织纷纷被当地主管部门冲击，人员被逮捕。

各地的“非常委员会”成员在被大量逮捕的同时，米夫-大鸾掌控的中央也开始了强势措施：凡参加“非常委员会”各级组织的中央委员，全部开除党籍，不得申诉！同时，罗织一份反对四中全会、参加“非常委员会”的基层干部名单，逐步开除党籍、不再使用！

那位说了，“东方饭店”事件和后面一系列社团组织被剿灭的事件有内幕么？

从两个角度看。

首先是对比分析，即使顾顺章这样负责社团交通线和所有隐秘信息的二号人物被捕，即使向忠发这样的社团一把手被捕，都没有发生如1931年初这样大规模的社团组织被剿灭情况。连续、精准的大规模逮捕，这太反常了；而且，米夫的学生、大鸾的手下竟然完全没有在这场大逮捕中出事。社团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这类现象。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当时“非常委员会”自己调查的线索。四个莫斯科回来的学生唐虞、丁觉、王琳英、汪盛荻，在中央特科工作，他们一直盯着非常委员会的行动。据“非常委员会”调查，就是这几个人把“东方饭店”的开会信息送给地方包打听；并将被捕人员的详细信息做文件汇报给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对这四人给与奖金，而其中的中央后补委员汪盛荻后来更是直接叛变加入国民党。

另据罗章龙本人回忆，事发后顾顺章曾炫耀：“我们这边哪个不知，这是苦肉计呢！”

另外，中央委员、28个半之一的王云程，在出任江苏省委书记期间被捕，继而加入中统。其在自首中写道：洪兴社在内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杀告密手段，如何孟雄等20余人，都死在赵蓉（康生）等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中。

谁能在国共两党任意游走？谁能管理赵蓉、顾顺章这帮骄兵悍将？聪明人都把矛头指向了王明，读者们相信这个大学生有如此能力和魄力么？

至此，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史文彬等组织的包含早期洪兴社基层骨干的“非常委员会”，和他们另立党中央的行为，在内部纪律、外部绞杀的情况下彻底失败！参与者不是被逮捕、枪毙，就是丢失了社团的政治生命。

几个负责人，何孟雄、林育南在龙华被枪毙。

史文彬31年被开除出洪兴社、丢失工作，只能回老家生活；41年主动联系在山东的八路军，想回归组织；但没人愿意给他们翻案，而影响目前社团的稳定局面；42年史文彬病死。

罗章龙被开除出社团后，一直在各大学任教。社团49年上市成功后，老兄弟刘邦还很关心这个“管鲍之交”的好朋友，给了很多优待。你罗章龙在各大学当教授，过好日子是没问题的；你罗章龙在政协参政议政也是可以的。

但刘邦不能、也不想违背社团做出的“罗章龙反党集团”决议，毁掉自己和大鸾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温馨局面。所以，罗章龙也就回不了组织了。

这样也好，远离是非之地，安心著书立说。年纪大了的罗章龙也学会了委曲求全。他在回忆录中，涉及到六届四中全会政治斗争时，点名骂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米夫、王明；在涉及“东方饭店”事件时，提到王明、顾顺章、康生、汪盛荻，但都没提大鸾！这就是成长！

罗章龙平平安安的活到了1995年。当年他的敌人和战友都早已死去。

“六届四中全会”造成的社团矛盾大爆发，以至于罗章龙组建“非常委员会”分裂社团，之后双方流血斗争。这次事件严重影响了社团历史。至少有以下几点：

1、社团为了维护基层稳定，对同时发生的江西富田事件，做出了完全偏向刘邦的裁决。刘邦这才稳住了地位，有了日后做社团龙头的基础。

2、大鸾是个聪明人，自己派系的弱点是没有基层经验；业务老干部和基层骨干不是被抓就是被开除，事情也要有人干。于是，大鸾安排，把自己派系和大学生们都安排到一线去做实际工作。我们熟悉的项英、任弼时、大鸾、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等人去中央苏区；夏曦去湘鄂西；张国焘带着28个半里的沈泽民、陈昌浩去了鄂豫皖；还有众多务虚派和大学生被安排到了战争区和一线白区。其中很多人成了烈士，也有很多人做了叛徒。从此，各大苏区热闹起来，最后集体长征。当然，也没人再敢说大鸾是“务虚派”，大鸾补上了自己的短板。要说没用的还是王矮子，就这家伙又跑去苏联了，坚决不去一线吃苦受累。

3、六届四中全会后，大鸾又成功的把一把手的位置留给了大学生们。向忠发被捕、被杀后，王明、博古、张闻天三位轮流做了龙头，大鸾还能隐然保持幕后操纵局面的势力。直到刘邦上台、真神归位，大鸾总算真心甘于人后，一直到死。

4、也许是受罗章龙团队遭遇的启发，从1932年开始，刘邦变得“柔和”、“变通”起来。面对夺权，他安心养病；面对长征，他祈求跟随，而不留守江西；面对三人团，他主动找王稼祥、张闻天这样的年轻读书人拉拢关系；面对彭德怀、韩信的逼宫，他笑着处理；面对王明来到延安作威作福，他坚定地吹捧和照顾。同时，他不再以业务骨干那种江湖气为荣耀，反而开始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最终，刘邦被各派认可和欣赏，也从28个半手里夺取了理论家的位置；43年整风算是部分的帮老兄弟们报了仇、收拾了28个半；统一了社团意志后，最终带领洪兴社上市成功！一直到1966年，刘邦知道自己时日不多，这才又回忆起和罗章龙、夏曦、老蔡们在新民学会时立下的青年梦想，舍掉“柔和”、“变通”的外壳，最后为了青年伙伴们曾经共同的理想冲刺了一把。

至此，本节结束。用一个故事收尾吧。

1915年，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去西玛丽第一中学找同学玩的时候，看到了学校外墙上贴的一份油印告示，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他立刻被漂亮的书法和古典文体的内容所吸引，尤其里面引用《诗经》的词句“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更是让罗章龙喜欢。于是写信回应，署名“纵宇一郎”。

“二十八画生”接到回信，相约见面。三天后，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二十八画生”和“纵宇一郎”见面了。

经历过青春时代的男人应该能对他们的见面产生共鸣。两个有学问、有见识，关键还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是的年轻知识分子，见面后就是痛快的聊天。两人从国内外政治、经济，宇宙人生，治学方法，到新旧文学与史学评价无所不聊，甚至还聊到了音韵改革问题，都主张以曲韵带诗韵。 畅谈一天后，二人临别表示“愿结管鲍之谊”。从此，他们成了朋友。“二十八画生”就是我们熟悉的刘邦。

（虽然已进入不惑之年，小龙人依然能理解长沙两个年轻人畅谈的痛快。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和认知水平、思考方式、价值观类似的人畅谈了！）

刘邦在和斯诺回忆此事时也很感慨：“我从这个广告（征友启事）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洪兴社，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有意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1918年，罗章龙要去日本留学，找救国之路。刘邦带着新民学会的兄弟们给他凑了部分路费后，罗章龙要出发了。临行前，刘邦以“二十八画生”的名字赠送罗章龙诗一首：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官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洪兴故事三——六届四中风云（上）

社团历史上的很多事都和1931年1月7日这一天的这一场会议有关系。

社团早期的恩怨在这场会议上爆发；社团未来的恩怨在这场会议上种下种子；社团里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都隐藏在这场会议中。针对这场会，很多人都不愿意说真话，很多人不敢说真话。

要了解六届四中全会，还要从1928年的六中全会说起……。

1928年，年轻的洪兴社在国内吃了大亏。

自己全力以赴帮国民党发动学生、工、农，使这个只会拉拢上层人物、招募年轻军阀的小众政党，变成了和激进知识青年、工人、农民紧密联系的政党；并迅速爆发力量，一鼓作气从珠江流域扩张到黄河流域。结果呢，却被国民党内部的几派力量联合绞杀。

（收拾洪兴社，是大家的共识。）

趁着国民党内部派别政治、军事互殴，利用自己这两年在基层知识青年、农民、工人中积累下来的组织力量，洪兴社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起义。结果却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接下来，社团的路该怎么走？之前的错误谁来承担责任？总公司将给什么支持？未来和总公司将如何合作？稚嫩的社团将如何在困难之中建立一个能战斗的领导核心和领导机制？这些问题，都急需解决。于是总部决定，在1928年，安排洪兴社的骨干到总部召开六届全体大会——六大。

此时总部的情况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苏联已经成立10年，外国干涉军、白匪军、黑军都被干掉和打跑了；也得到了西方主流社会的认可；雄心勃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工业强国和苏联梦即将实现。

更关键的是！列宁死时的接班人队伍已经竞争出了彻底的胜者——斯大林。最强的挑战者托洛斯基被流放，老干部派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案已经被降服，布哈林作为一介文人暂时也只能甘心给斯大叔歌功颂德。有了唯一领导，总部自然气象一新。

（斯大林最强的对手是“红军之父”托洛斯基，但列宁似乎对此二人都不很属意。）

这个局面下的斯大叔自信无比。在他的英明指示下，参会的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给了参加六大的洪兴社全体成员的代表们指出了方向。

首先是逻辑方向：洪兴社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洪兴社的事业会不断胜利——如果出现失败和挫折，只是因为个别人的错误指挥，而没有听从共产国际的知道——只要把这个错误人员揪出来，还上正确的人员——社团就会成功。

然后是具体改正方向：洪兴社第一任龙头陈独秀是犯了错误的，短期替代陈独秀的瞿秋白是有错误的，把他们拿下来，改变他们的错误就好了。洪兴社原来的错误根源是小知识分子管理，血统不纯，该找个工人；看来看去，就是那个在莫斯科汇报了一年工作，做过工头的向忠发很合适，那就让他当龙头吧。

（瞿秋白这个稚嫩的年轻人只是陈独秀的俄文翻译，却在社团慌乱中成了龙头。一个身体瘦弱的文青怎么能承受如此压力？他临行刑前写的《多余的话》可能才是他真实的心态吧。）

在总部的一套指导思想下，“六大”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然后召开“六届一中全会”，又中央委员们选出政治局委员、常委。这个名单的整体改动只能等到下一次全体会议。

我们看下名单：

中央委员：唐鸿景、孙秀峰、黄平、王若飞、杨福涛、顾顺章、向忠发、彭湃、陈谭秋、徐锡根、卢福坦、刘伯坚、阮啸仙、罗绮园、陈郁、朱宝侹、吴汝铭、李振瀛、蔡畅、刘俊山、恽代英、孙津川、何孟雄、谭守林、袁乃强、方志敏、贺昌、李求实、李涤生、张金保（女）、苏兆征、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杨殷、周恩来、李源、蔡和森、项英、任弼时、余茂怀、王藻文、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

候补中央委员：徐兰芝、王凤飞、王灼、唐宏经、刘坚予、夏文法、史文彬、李子芬、周秀珠（女）、甘卓棠、邓中夏、罗章龙、王仲一。

是不是里面的很多人大家不熟悉？这很正常。那个时候的斗争就是如此残酷。被社团或者派到山沟沟里和地方豪绅厮杀，或者派到城市里挑起工人事件，重压之下不是很早牺牲，就是叛变。

这里面突出的人物是刘邦。作为没有参加六大的人物，人家刘邦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可见其在社团内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成就之高。

中央委员们的集体权力来自全体社员，所以最大；但是中央委员人数多、不容易聚，社团平常的事情决断权要在更高级的政治局手里，所以中央委员选出的政治局更重要。

看六大的政治局成员：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大鸾、蔡和森、李立三、项英。

这七大董事具体负责的工作如下：向忠发做一把手总书记、居中负全责；社团第二任龙头，承担了前面失败责任的瞿秋白留守苏联；总部储备干部，洪兴社里有资历、有实践经验的张国焘也留守苏联，和瞿秋白一起做社团代表，保持和总部顺畅沟通；李立三管组织工作；蔡和森管宣传工作；大鸾负责军事和间谍、内卫工作；项英负责工人运动。

这次股东大会定下的格局，给接下来的洪兴社内部矛盾埋下了基础。

原因很直接：做实事的人不在管理层；管理层都是务虚派；在管理层上面还有一个更务虚的米夫带着一帮年轻大学生做太上皇。

这就形成了一个古今中外各类组织中都不可避免的矛盾：务虚的管理部门和务实的业务部门的矛盾。

在业务部门看来，管理层的老爷们只会坐在办公室吹着空调，下达不靠谱的指示，阻碍甚至破坏业务工作；在管理层看来，业务部门的人都是小集体主义和小利益群体，不关注企业发展的长远方向和全面大局。

这种矛盾普遍存在，如果组织发展的好，并且上下尊卑秩序严明，局面还能被很好的控制；如果组织发展遇到困难，而组织又有着极强的皿煮习惯，那就完蛋了。

偏偏30年代的洪兴社就是到处碰壁，且激进小知识分子们的皿煮意识极强。于是，后面的问题就来了。

说到这里，熟悉社团历史的朋友可能会有个疑问——六大后的管理层都是务虚派么？

我们仔细看政治局七人组：

张国焘在一线组织过工人运动，和工人一起学习、生活、战斗过，但六大后的两年他和瞿秋白都在苏联，脱离管理层。

项英是正经工人出身，也是能在一线组织工人运动的能人。并且作为政治局成员，直接负责社团两大主营业务——农村军事、城市工人中的城市工人运动。但也正因为此，他虽是管理层，却长期和罗章龙等兄弟跑到全国各地的一线战场，脱离管理层。

真正在上海坐办公室里直接下达命令的其实就是蔡和森、李立三、向忠发、大鸾这四位。

蔡和森、李立三这两位刘邦的老朋友，过去搞过工人运动，但已经长期脱离一线；而且目前负责的是社团务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类似企业里的人事部、市场部。对业务老大们来说，这都是和自己拧着来的部门。

黑帮扛把子出身的向忠发，能做到洪兴社龙头的位置上，已经很聪明的认识到这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和资历。无非是总部喜欢工人资格，洪兴社大佬们把自己抬上去而已。所以他老人家只安心的做牌位、捞金，不管事。

问题最大的是大鸾，社团总部各部门所有人的安全、生活、工作、乃至行动，全都在他的内卫组织管理下，他牢牢控制着洪兴社大脑的运转；而社团最大的业务——军事，也掌握在他手里，各地苏区内部矛盾的裁决，委派政治、军事干部到各个苏区工作，不同苏区部队之间的协调互动，社团大规模军事方针的制定，都在他这里！但偏偏大鸾没有刘邦这样在田间地头组织农民的经历，没有太子刘盈、项英他们这样和工人同吃同住同战斗的经历。就连那个黄埔的政治部主任，上海工人起义，南昌军事起义，其实也都是被具体做事人给架上去的。大鸾这个权力最大的人，偏偏很虚。所幸的是，他有着极高的情商和政治资源，再加上他未来圣人的身份和巨大的权柄，造成左右各派的回忆录和当年的决策，都没有把他放在“错误”的位置上。

回到现实。不管满意与否，总公司做好了安排，日子还要往下过。六大后大家都安心回国工作了。万没想到的事，矛盾竟然先爆发在管理层内部。

源头还在总部。对于列宁更倾向的接班人布哈林，斯大叔一直是要除之而后快的，虽然这个理论家已经臣服。机会很快就来了，1928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没有启动资金。斯大叔的套路就是去农村强征粮食，套外国的机器和技术（洪兴社也学习的很好）。

谁知，这布哈林竟然带着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个政治局委员一起反对，甚至耍出了辞职要挟的套路。这斯大叔就不能客气了。

（布哈林这人，有列宁的才华，却没有列宁的老辣）

斯大叔给布哈林扣的帽子是——“右倾”。洪兴社六大刚开完，1928年下半年开始，斯大叔就对布哈林动手了。共产国际大会、俄共大会上，布哈林都不再出席；这位理论家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到1929年的高潮，斯大叔的主要战将莫洛托夫代表中央宣布：“要毫不留情消灭右派”，至此，布哈林的政治生命和生物学生命都快结束了。

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这么大的事，洪兴社这边的管理层也必须跟上。而且这一年来，换了龙头，社团还是没有起色，总要有个说法。让总部领导知道自己跟得紧的同时，顺便也应付下一线业务大佬们对管理层的不满。

于是，傀儡向忠发、实权大鸾、干将李立三一合计，把负责宣传的蔡和森安了一个“右派”的名头，指责他“看不见高潮的到来，忽视了发动群众、配合工农红军、夺取大城市的暴动、足见是明显的犯了右倾的错误……”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并送到莫斯科接受教育。

（老蔡是当年刘邦运作“留学法国”成功的好兄弟。这也是个湖南犟驴子，这次事情后，在苏联反省的好好的，非要回国继续工作。结果被捕，在最爱的向警予牺牲3年后，也牺牲。）

注意啊！蔡和森掌握的宣传部门这下也交给了负责组织的李立三一并负责。既然话都是你说出来的（负责宣传），下一个替罪羊免不了就要你当了。

麻烦的事还没结束。眼看着洪兴社内部权力越来越集中在李立三、大鸾手里，希望把正统共产主义理念灌输到洪兴社的总部、希望把中山大学支持自己的一帮中国学生安排到洪兴社高层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也坐不住了。

1930年，总部安排了两件重要事情：1、调大鸾来到莫斯科和总部高层会面，并代表洪兴社参加苏共16大；2、以王明为首的一帮米夫派学生（28个半）通过大鸾的安排和运作，逐步被派回国工作。

总部的态度很明显：是让实力强、情商高的大鸾挑头，带着中山大学真正懂得马列理论的大学生们撑起洪兴社的脊梁。

大鸾1930年4月的莫斯科之行，是充满荣誉感的。两个突出点：1、苏联共产党16大上，大鸾作为外国社团的代表，做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这是洪兴社第一次受到的礼遇！2、7月21日，斯大叔亲自接见大鸾，两人谈笑风生。

大鸾在莫斯科风光之际，刘邦正在和朱老总商量如何忽悠洪兴社总部，不去打南昌，应付差事；带着叫花子一样的军队在山沟沟和大城市之间绕圈。

但总部的态度被执行的却并不好。首先是大鸾本人，从这一次莫斯科之行开始，就形成了自己多年政治生涯一贯的作风——坚决不当台前的老大！仍然把向忠发和李立三推在前面，自己掌控实权。另一面，经过大鸾协调、回国内工作的“28个半”米夫的好学生们也不被洪兴社重用。

1930年，中山大学的学生们被“包分配”安排到洪兴社，其中以王明、博古为首的10个优秀毕业生被安排到了罗章龙负责的中央工委和全国总工会，也就是社团两大业务之一的工人运动部门。

对这帮眼高手低的大学生，罗章龙和现代很多企业里的老业务干部一样，不屑一顾，准备安排他们到各城市的一线工运领域干活、锻炼。

对此，王明的反馈是“自己身体健康状况不好，请勿安排基层工作”，博古说自己“无实际工作经验，愿先在全总学习一个时期，做些内部工作”。

总之，大学生们就是不想下基层和臭工人一起吃苦，顶着随时被杀的风险搞革命；而想在上海滩的办公室里吹空调当白领，未来被提拔，这才是自己这帮精英应得的道路。

看着王明那可怜的身高、博古厚厚的眼镜，罗章龙轻蔑一笑，安排他们在总工会宣传部当了个小干事，搁置下来。

但罗章龙的老兄弟、工运中的重要搭档何孟雄却敏锐的看到了商机——这帮大学生是在中山大学内部斗争时，坚定跟着共产国际东方部一把手米夫校长的，而米夫校长是坚定的斯大林手下。——他们是天子门生啊！

向忠发、李立三、大鸾这几位核心天天瞎指挥，自己这帮老业务骨干没有申诉之口。通过王明、博古的口，可以传递自己的声音啊！说不定还能掀翻那几个不下基层、只会搞政治、吹大口号的管理者呢。

何孟雄的岗位非常重要，此时的他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而当时的江苏省业务包括上海、江苏、安徽等地。也就是说，全国核心的工业城市和国民党首都的造反工作都是人家何孟雄负责，人家是洪兴社国内最大分公司的二把手（一把手是和刘邦、大鸾都有有渊源的奇人李维汉）。

（在长沙跟着刘邦搞新民学会；刘邦把他运作到法国留学后，又跟着大鸾搞旅游少年共产党。李维汉命好的同时，也会混。作为“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后来又能重起，也算了不起了。）

看到何孟雄的召唤，大学生们很高兴；对于何孟雄的想法，本就带着顶替洪兴社原有管理层任务而来的大学生很有共鸣。双方一拍即合！大学生和业务老干部们要联合起来对付管理层了。

（刘邦的好朋友，来自湖南的倔强文艺青年，何孟雄。）

这里要额外提一句——对于好兄弟何孟雄联合大学生的策略，罗章龙是不赞成的。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不妥。

老干部和大学生结盟的当口，三人管理层却在膨胀。当然，他们也确实有膨胀的理由——1929、1930这两年社团的局面挺好。

1929年3月开始，刚夺了大部分天下的国民党就开始内乱：3月，蒋介石和李白打了一仗，老蒋赢了；9月张发奎和蒋介石开了一仗，老蒋又赢了；10月，最猛的冯玉祥和蒋介石干了一仗，老蒋通过收买韩复渠、石友三而获胜；12月，刚投降蒋介石的石友三就和同样靠归附蒋介石而恢复势力的唐生智造反了，然后又被老蒋收拾；转过年春天，蒋介石又和冯玉祥、阎老西、李白展开中原大决战。

国民党这两年连续内战、核心不定，就给了洪兴社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到1930年5月，巅峰阶段的洪兴社已经有了十九个苏维埃区，十几个正规军，还有很多游击队和地方农军。这十几个成系统的军里比较著名的有：江西东部的猪毛第一军；湘鄂洪湖的双刀将第二军（以后夏曦会去管理）；江西西部的彭大将军第三军（后被刘邦吞并）；鄂豫皖的旷继勋第四军（以后张国焘会去管理）；江西西部的黄公略第五军（后被刘邦吞并）；肖克第六军（属于猪毛，长征后独立成军）；广西的李明瑞、俞作柏第七、第八军（社团派当时还很稚嫩的霍光去监军，结果一打仗霍光就吓跑了，残留的部队也并入刘邦手下）；江西的罗炳辉第九军（被刘邦吞并）；方志敏的第十军。

（旷继勋和张国焘、徐老蔫、陈昌浩的恩仇，我将在下一期洪兴故事里讲到）

国民党内部的中原大战打的你死我活，自己这边军事势力增大，各大城市工人运动也在兴起。三人管理层就打算配合斯大叔提出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新高潮来临”的判断，在中国做点大事业。

1930年5月李立三发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其中有表述：

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

单只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而没有农民暴动，兵士暴动，红军的有力的进攻，各种革命势力的配合，同样是不能有革命的胜利。

打蛇要打头，南京是反动政府的头，南京暴动就是打破敌人的头，全国都会起来革命，明天就会爆发世界革命！

猛烈地扩大，猛烈地扩大，再来一个猛烈地扩大！

最搞笑的是向忠发总书记，拿出了自己混社会时的话术：“到武汉过端阳节，到南京吃月饼！”

李立三最著名的判断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简单说，三人核心的意思是让负责工人运动的业务部门，组织各地工会全都暴动起来；让负责军事运动的业务部门组织各个军去打大城市，争取全国政权。这就是“立三路线”的主要罪证！

（当时社团里兄弟们对李立三的评价是：粗枝大叶、好大喜功、会吹牛、写文章。这样的人，被掌控做炮筒子，太合适了。幸运的是，他活到了洪兴社上市，也算分到点小股份。）

说这是负责组织、宣传这两个职能部门的李立三和傀儡向忠发的决定，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信。但，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的洪兴社历史上，谁都没把这事往大鸾身上推。这——就是大鸾的实力和情商！ 当“务虚管理层”在会议上提出这一套不靠谱的方案时，业务老干部们没说话，几个大学生却当场表示了反对。他们是王明、博古、王稼祥。

其中的领头人王明更是在会场上和李立三对喷。一个基层小干部和社团管理层发生辩论，偏偏这帮小家伙理论功底扎实，李立三还辩论不过。

李立三、项英很愤怒，开始耍起了领导权威。直接给王明等人扣上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并由向忠发当场宣布，立即撤销王明的职务；给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同时，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3人以严重警告处分。大学生们的第一次起义被打掉。

（闹事四个大学生里，何子述比较凄惨。被李立三打发到北方局做工人运动，30年底刚被社团年平反，31年就牺牲在敌人手中。）

到了1930年8月，“务虚管理层”围绕《决议》的精神，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其中有几个要点：1、以武汉为主，攻占全国几个大城市，口号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工人运动方面，要求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军事方面，并要求各路红军集中攻击几大城市。2、为便于统一领导，社团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行动最高指挥机关。3、要求共产国际安排外蒙古的红军进攻平津，要求苏联红军进攻东三省！而且给出了“很有道理”的解释——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我们洪兴社支持总部打中国东北的部队，现在总部该派兵帮我们打仗了。

——这就是找死！一个分公司不听总部的安排，盲目行动；甚至开始干涉总部的军事行动。这就是要造反啊！

而且，通过业务老干部和大学生们的连线，总部也立即知道洪兴社在国内遭受的惨败：各大城市工人组织因为暴露而被破坏严重；打武汉和长沙的红军损失大半，只有老滑头刘邦在南昌逛了一圈保住了实力。

总部知道必须再次规范洪兴社的行动了。

总部发出命令——召开六届三中会议，由在莫斯科赋闲的前任洪兴社龙头瞿秋白回国主持，传达总部意见。

眼看处罚躲不过去了，“务虚管理层”又使出了和反右派时的同样套路——舍卒保车！上次舍了蔡和森，让他做了“右派”；这次，只能舍掉李立三，让他搞“立三路线”。

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基本确定了几个事情：1、中央没有大错误，“城市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何孟雄）和“农村富农主义”（代表人物刘邦）还需要反对；2、服从共产国际安排，李立三自请退位，保留傀儡向忠发和实际掌门人大鸾。“立三路线”从此被叫了出来。

9月开完了会，李立三10月就来到了莫斯科，在总部被集体批判一番后，留在苏联闲置。从此，他也离开了洪兴社的核心。

对这个结果，业务老干部和大学生们都不满。抗争不只是为了搞掉立三，抗争是为了自己能进中央委员会、进政治局，参与社团的管理，不让“务虚派”一家独大！

这个时候大学生们在上层的关系发生作用了。李立三10月到莫斯科被批评，总部那边很快就给出了意见：“立三主义”不是小事情，而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只是机会主义，而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列主义！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也是不对的！这个决定将以信件的形式发到洪兴社。这封信就是《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国际十月来信)。

这封信10月发出，11月才到国内的洪兴社高层。而在信来到洪兴社之前，从总部回来上班的大学神们就把信息传递给了老大哥——王明、博古。

（主要传递者就是沈泽民。这个帅小伙有个著名的哥哥——矛盾；而他也将利用这次机会从一个小干事，直接升到了社团宣传部长。1934年，在帮助张国焘管理鄂豫皖苏区时牺牲。）

提前知道总部意见的王明和博古开始了翻身行动。他们主动找到了“业务老干部”们的领袖罗章龙，透漏了总部信息，并提出了双方深度合作的建议：1、自己这帮人是身负总部重要责任回来的，现在的洪兴社管理层必须彻底换血；2、现在的中央不是左倾，而是右倾；各个苏区也都是右倾，充斥着富农路线、枪杆子主义、军阀作风，必须彻底改变；3、全国总工会（罗章龙负责）是社团的精华所在，应该和自己一起完成共产国际交给的重大任务，大家在政治局都该有重要的地位；4、以后全国总工会的费用可以增加，而且自己会帮助全国总工会直接和莫斯科联系。

对王明、博古伸出的橄榄枝，罗章龙很谨慎的拒绝了。

但这小哥俩并没泄气，他们决定自己整！在总部信到来之前，做先知！他们连续两次给中央写信，表达对“立三路线”批评不够，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自己要求被平反。

王明、博古的信虽然获得了先机，但力量不强。

可当“国际十月来信”真的到来后，老干部们的反抗就有力量了。

发起挑战的是业务老干部派的三号人物（一号罗章龙、二号何孟雄）、总工会秘书长、湖北省委书记、韩信家革命三兄弟的老二——林育南。

（林家三兄弟在洪兴社的发展历史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来向忠发和大鸾的意思是把林育南这个刺头打发到刘邦的苏区，眼不见心不烦。万没想到，在出发苏区之前，林育南给中央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摘要如下：

“废除三中全会决议，再来一个真正接受国际路线的决议，必须郑重的采用中央紧急会议的方式……应明确指出在六月十一日前后数日中，中央政治局完全为立三路线所领导，中央的路线既是立三路线，这一路线完全是反正确路线的。”（把大鸾和向忠发也必须装进“立三路线”，你们俩别想舍卒保车！——小龙人注）

“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执行立三路线，而没有坚决彻底改变错误的表现者，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同志，中央应严格执行政治纪律，撤换其工作，加强其政治教育。”（林育南的指向已经很明确了，但他还是不敢点名——小龙人注）

“为彻底改正过去的错误，坚决执行正确路线，紧急会议上必须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老干部们的这份来信是有套路的。除了表态要收拾“立三路线”的真正操作者、“务虚管理层”的真核；技术上的关键是要召开“七大”，至少也要开“紧急会议”。

技术何在？只有“全国代表大会”才能彻底把中央委员会换届，并更换政治局，而不是简单的增补；只有“全国代表大会”才能把各地的一线骨干力量都聚集起来开会，这样在选举中自己的“业务老干部”们才能有足够的人数，彻底取代“务虚管理层”！即使开不起来“七大”这样的“全国代表大会”，也要召开扩大到基层干部的“紧急会议”。总之，要在会议上，保证自己派系的足够强势。

对这个手段，“务虚管理层”也很清楚，向忠发主动找到“业务老干部”的首脑罗章龙商量：“请老兄向老林疏通一下，请他放弃召开紧急会议与筹备七大会议意见吧。七大会在没有经过国际批准，就是再等十年八载也莫浪弹。”

当罗章龙把这个话转告林育南时，韩信家二哥就评论了三个字：“老废物！”

向忠发确实是只会玩女人、搂钱的“老废物”，但操纵他的却是不爱钱、不爱漂亮女人、心中只有社团最崇高理想的大鸾！他有应付方案。

（向总书记，拿着刘邦他们打土豪、卖矿产赚得那点可怜的上缴利润去纳小妾，贪污的钱还用来开车行做老板。这么个不靠谱的老黑社会分子，大鸾却拥他做傀儡，实在高明）

大鸾的思路很清晰。现在反对自己的两个势力，大学生们有总部力量加持，老干部们有业务基础支撑，他们联合起来足以代替自己。但自己也有总部的信任，总部是希望自己做老大的；而且自己有足够的业务势力。目前，想继续一家独大是不可能的了。“两害择其轻”，那就联合大学生对抗老干部们吧。反正大学生们离不开自己！

总部对于洪兴社的乱局也不放心，1930年12月，王明他们的老校长、大靠山、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中国了。大鸾和米夫也是老交情，一番沟通后，大鸾给出了自己的具体安排。

第一步，关心提携大学生们。王明这些大学生们都被平反，而且安排到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岗位，大家从基层小干事做到了中层小干部。甚至在重要的江苏省委，李维汉因为之前跟着“立三主义”的错误也干不下去了，中央干脆把小干部王明直接提拔到了重要的江苏省委做代理书记。直接压着和大学生们结盟的老干部——何孟雄一头。这招真狠，既满足了大学生和他们背后的米夫校长；又直接挑拨了大学生和业务老干部们的关系。

第二步，经过和米夫的沟通，双方一致同意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七大”；也不召开“紧急会议”；而是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只把还活着的中央委员拉进来开会、选举就可以。也就是说，我不要那么多基层干部来参会，方便控制选举结果；我不要彻底改组政治局，只要做增补、调整就好，给大学们足够的上升空间就行。

在大鸾和米夫的沟通设计下，1931年1月7日，对社团历史有着重大意义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了。具体会议如何开？开过之后又发生了什么？请看下节！

摘要：关键词：国民党；民营企业；停产复工；工厂搬迁；工人失业；劳资矛盾；司法诉讼；强制执行。

最近，“停产复工”、“失业”成了热词。我就来讲一个腐朽的国民政府时期，企业搬迁造成工人失业，从而引发一系列纷争的故事。也让各位从中学些套路和技术。

劳资纠纷

1932年的中国大地上有很多明星。比如淞沪抗战中带领19路军的蔡廷锴和带领5军的张治中；比如成功从刘邦手中抢夺洪兴社中央根据地军权的大鸾；比如鄂豫皖剿匪中立下战功的几个年轻嫡系将领胡宗南、李玉堂、李延年；比如成立了“满洲国”的溥仪皇帝；比如在苏联支持下坚持东北抗战的马占山。但除了这些政治、军事明星，当年还有一个民营企业成为了中国的明星，这就是——“三友实业社”。

1912年大清倒了，一个来自浙江的叫陈万运的烟纸店小伙计也在这一年发现了商机——洋蜡烛遍布中国市场，但其核心技术却只是一个烛芯，用国产烛芯来代替进口烛芯一定是大生意。

于是，他联络了自己在烟纸店的同事沈启涌，还有在蜡烛店上班的老乡沈九成，三个年轻人凑了钱、购买设备，开始创业！

（三个好朋友建立的公司，故称“三友”）

陈万运的眼光是独到的，很快企业就赚了钱；然后扩大经营，除了做烛芯还做起了毛巾。

当时在中国办企业，搞民用消费领域最猛的是日本人——没办法，这家人也没啥大资本和技术，只能在低端民用领域来更落后的中国赚剪刀差。所以，日本的烛芯和毛巾就成了“三友实业社”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时候，浙江商人的精明就表现出来了。陈万运他们哥几个除了挖高水平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提升企业和产品竞争力之外，还成功的抓住了当时的社会风潮，那就是——1919因为巴黎和会，而开始的举国上下的反日情绪。

腐朽的北洋政府不会做媒体管控，资本家们就很精明的和媒体人合作，利用媒体资源铺天盖地的宣传反日理念，抵制日货！

（当时青年最时髦的游戏不是酒吧、ktv，而是抢商店里的日货，然后聚众焚烧狂欢。刘邦也是因为这个事和督军张敬尧闹掰，组织罢课罢市，驱除张敬尧，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反日手段玩到高潮，三友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瑞和毛巾厂彻底被干趴下，离开中国。“三友实业社”也从此进入自己的黄金发展期——每年盈余几十万银元，上海总厂工人1300，杭州分厂工人5000。

哥几个赚得盆满钵满。

发财后的“三友实业社”仍然坚持自己的反日策略。“九一八”后，几位老板更是亲自下场，组织“三友抗日义勇军”。大老板陈万运亲任义勇军大队长。老板出钱做军装，每天带着几百个工人义勇军在上班前操练，摆出随时要收复东北失地的姿态。工厂的高墙上还特意贴了一幅巨型宣传画，画的是一个义勇军战士，拿着长枪对准日本兵，标题是“定要收复东北三省”。

（优秀商人——陈万运）

折腾的直接目标——三友上海工厂旁边的日商企业，东华毛巾厂；而在这个东华毛巾厂里，驻扎着日本海军陆战队！

1932年1月18日，事情出现了高潮，几个日本和尚到“三友”工厂门口去修行。这就是对每天训练的“三友抗日义勇军”公然挑衅。义勇军不能忍，很快跑出来群殴，结果是日本和尚一死两伤。这就是双方各说各自道理的、128抗战导火线——日僧事件。

之后就是日侨的反击，砸烧了“三友实业社”；再然后，中日双方干脆在上海开打。这些故事，我就不多讲了，我们主要讲抗战后的“三友实业社”故事。

“128抗战”期间，三友实业社上海的工厂被日本人占领，自然只能停工停产，1300名工人回家隔离。5月5日中日停战协议签署完毕，按道理企业应该尽快复工复产，弥补企业和工人这几个月因为不可抗力而造成的损失。

但三友的老板们却有其他主意：自己和日本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日本人的部队还在上海，“三友”再次成为焦点而被迫害难以避免；而且，上海开工厂目前已经没有优势，对比杭州，无论人员成本还是经营成本，都高了太多；更重要的是，工人们都回家隔离了，短期内难以聚众，方便各个击破的沟通离职。

于是，老板们做出了一个很正常但很无情的决定——关闭上海工厂，把机器搬到杭州，和上海的老工人解约。

这里要说一个重要背景——当时，不要说工业落后的中国，就是主要的工业国家，其工人劳动合同都和当今不能同日而语。工人就是临时工，有工做就有工资，没工做就没工资，是普遍现象，也不违法。

三友实业的工人们做了抗战的导火线，却因为抗战而几个月没有收入，家里家外都需要工资来生活；偏偏仗打完了，却彻底失业。这让大家情何以堪。无奈中，穷哥们只能靠自己保护自己，都搬到工厂去住，关键是守护住机器，让你老板无法搬厂。这事情就僵住了，要解决只能找政府。

1932年6月9日，上海市政府组织劳资双方做第一轮调解。双方亮观点：

劳方：工厂尽快开工；开工前为工人提供食宿。

资方：存货多，资金周转不灵，机器损坏严重，因此不能开工；128战前已结清工资并遣散，雇佣关系已经解除，没有提供食宿的义务。

——双方要求南辕北辙，无法弥补。这个状况下，就看政府的态度了。

6月29日，上海政府做出批示：“三友实业社在战前没有正式宣告歇业，工人也没有正式被解雇，因此，应该迅速复工复产，并给与工人食宿补贴；但考虑企业自身困难，只要求公司部分复工，其他工人安置到杭州工厂，剩余工人依法解雇。”

这就是个标准的老官僚文章！表面上看，结论对工人有利，站在弱者一方，实际上给了企业充分的运作空间。更关键的是，对解雇行为的主动方——企业，没有任何强制措施，企业完全可以拖着不办；而工人没有工资、生活则无着落，只能任命。

（遇到纠纷，给主动方拖下去的空间和时间，那就是对其最大的偏袒！）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下，强势的资方和偏向的政府合作，三友实业社的工人也就没辙了。但好在，他们有个强大的靠山——工会。

和我们的习惯思维相反，中国的工会出现很早。甚至，在新兴工业形态出现前，南北运河漕运的水手、工人就组成了“青帮”这样的早期工会，长江线沿线的水手、工人就组成了在“洪门”这块大招牌下的各种小工会。新兴工业出现后，工会也随之在各个工矿企业出现，穷哥们要聚集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洪兴社兴起、国民党联共后，也积极派出骨干支持工会运动，进一步推动了工会的发展。

因此，到了30年代，中国的工会作为纯民间组织，已经很强大和完善了。大工业基地上海的工会更是和现代工业国家的工会没什么两样。

（注意！一个屁股做的正的“工会”关键是独立。是工人自己组建和花钱，而不是官家给的。）

三友实业社的工会开始动手，上海各个工厂的工会也参与进来，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等工会联合组织也在行动，大家联合起来对抗残酷的资本家。工人的套路主要两招：绝食；到中央上访。

吴铁城带领的上海政府和蒋介石带领的国民党中央屁股坐的位置是不同的。

于公，上海政府最重要的目标是获得上海各位老板的税收以完成中央下派的财政任务；控制各类劳动方过分的要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压制反抗，保持安定。于私，上海政府都是本地干部，和老板们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往来。

可国民党中央就不同了，摆在老蒋面前最大的问题是统一全国。128抗战后，国内各派地方力量又找到了和中央博弈的政治口号——抗日！隐退好久的冯基督出山，带着吉鸿昌他们去搞“察哈尔抗日同盟”这个非政府武装，还好抗日英雄29军没有跟着老领导瞎混；调去福建反共的19路军和李济琛搅和到一起，也扛着抗日的旗号准备独立；就连距离日本人十万八千里的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都吵吵着要去抗日。反正这帮人的诉求核心就是老蒋带中央军和日本人耗，大家则可以继续巩固并发展自己的地方势力，甚至代替老蒋。

而其中，最麻烦的就是洪兴社。这帮人有主义、有信仰，有数量巨大的年轻干部基础，有海外盟友；偏偏在抗日的问题上，他们的口号也吹得很响。1932年4月，人家在江西割据建立的国中国——苏维埃政府就对日宣战了（注意！到1941年底，正统的国民政府才对日宣战）；而且苏维埃政府对全国所有武装力量发出宣言，提出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1933年1月，苏维埃政府更是宣布，愿意和任何白军合作，只要谁能做到如下几点：停止内战、停战进攻苏区，保障民众自由和皿煮权利。

（对三年前刚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洪兴社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这才是靠谱、做事的组织！一切以利益为导向，而不是像个孩子和娘们一样以情绪为导向。）

在这种情况下，刚摆平了各位新军阀的蒋介石，主要目标自然是洪兴社。上海发生的劳资矛盾，已经渗入了洪兴社的力量，一不小心就可能在洪兴社的推波助澜下，形成各行业工人的群体性事件。那自己围剿苏区的军事行动就被动了。

当时，担任洪兴社职工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就是后来著名的太子刘盈。这种铁腕人物不会放弃眼前的好机会，洪兴社的外围知识分子组织纷纷动员起来，和上海的工会合作，煽风点火。按照国民党上海党部对国民党中央民运会的报告，在三友实业社的劳资问题上，“洪兴社散布谣言，拟直接行动，轰击工厂！”

（太子刘盈的专业就是搞“工运”。他强势的性格和务实的作风，让洪兴社夺权前的工运活动做的很红火。）

还好，蒋介石也有牌，他安排国民党中央民运会来出面对抗洪兴社职工部；以另一位洪兴社出身的大才子陈公博来对抗太子刘盈！

（同样的民运能手、理论高手，陈公博是洪兴社一大的代表，资历对比太子刘盈还高一些。）

骨子里还是洪兴社民众道路的陈公博一出手，国民党的态度就和上海政府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先是陈公博安排的调查员姜豪给出了实地调查反馈：“三友社1932年上半年亏损洋41万元——这一数字是资方所造，恐有不实之处……市政府办理此案人员，恐受资方运动，故每有袒护资方之处！”

“（工人大范围绝食抗争）……若长此迁延不决，日后恐更引起惨案。”

根据调查员的反馈，陈公博带领的国民党中央民运会给出了对此次事件的判断：

“三友实业社无理已极，玩忽当局利益，非可理喻……目前该社工人虽在生活断绝之际，尤知守法，万一不稳分子从中煽惑，使千余爱好和平之纯良工人，一旦越轨，则其咎由谁局？”

8月24日，国民党中央民运会致电国民党上海党部，提出要求：“三友实业社，延不开工，工人绝食，情形甚惨，务肯以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克日开工。在未复工前，关于工人伙食，须充分接济。”

同时，也是陈公博担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实业部，也对上海市政府施加压力。一时间，党政两条线，都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做出了强制资方退让的要求。

这时，就体现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缺陷了：其一，执行力弱，上海政府和上海党部并不很害怕中央，不认为领导的要求必须完成。其二，行政资源少，就算真要强制执行，也发现自己没什么强制手段。

（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成，在具体行政的过程中，也颇为无力。）

客观缺陷下，上海政府和资方一沟通，资方就有了应对之策。也是两步走：资方合作；司法途径。

先说资方合作。你工人联合，党中央怕；我资方也联合，你党中央怕不怕？

8月24日，中央的指示刚到上海，8月28日上海52家工厂的老板们在上海所有报纸联合发表宣言反对中央的指示，且有理有据：“查《约法》之三十七条，人民得自由营业，在法律上为绝对私权，强迫开工，不但违反约法精神，且开世界未有之恶例。我国实业普在萌芽，四五年来，政府已三令五申宣扬维护，今事实适得其反……”

资本家联合起来维权，对抗工人联合维权。上海这个中国核心的工业城市里的劳资双方全都因为“三友实业社”这个旋涡卷了进来，开始了势均力敌的对抗。

资本家拿《约法》来做旗帜，聚集起来反抗党权，这让以俄国人为师的国民党中央情何以堪。

8月30日，陈公博领导的民运会就给与资本家强势反击，以“密电”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加强执行力度，同时又故意通过中央通信社对外报道：

“报载上海永安纺织有限公司等50余厂商……认为违背《约法》之规定，发表宣言。本会对此决不能专徇厂方之累增利润之片面企求，而致多数工人之生死于不顾。约法非为保障绝对私权而订立……籍曰正当营业应有法赋之自由，而使剥削可以无厌，杀人不见流血，亦可假籍约法以为护符，是亵渎约法之尊严，反背革命之意义。如任何私人资本家敢认为本党扶助农工，兼顾劳工利益，即为恶例；则三民主义之本党，亦有勇气开此世界未有之恶例也。……该厂商均隶属贵治，拟请设法制止，以杜巽张之习。”

这些话够严厉，一不小心，人们就会想起1925年到1927年之间被洪兴社附体的国民党！

可这些没见过真实洪兴社铁拳的资本家，满脑子里还是“自由”、“法治”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咬定国民政府还是棉花瓤子，继续积极对抗。三友实业社的事情，已经从该公司内的劳资矛盾，上升为上海工业行业内整体的劳资矛盾，现在更上升为上海资本家和国民政府的矛盾。

上海资方以本地覆盖全国的各大报纸为平台，以“法治”“平等”为旗帜；国民党民运会以党部报纸为平台，以“反剥削”“三民主义”“民生”为旗帜，开始了大辩论。

事情到此地步，问题还压在上海政府身上。我地方政府实在没有合法的强制措施，我太弱了。只能继续糊。如何正大光明的糊？——组织由上海市政府、上海国民党部、法院、劳资双方共同参与的仲裁委员会来仲裁纠纷。

8月31日仲裁委员会在资方故意缺席的情况下开会。最终做出裁判：三友社在沪战中的损失不足以构成歇厂的理由……但该公司在1932年上半年的亏损与前三年的盈余大致相当，其营业前途堪虞……资方应于三个月内恢复至少五分之一工人的工作，其余工人则照原约解雇。

这个博弈的结果有利于资方——因为资方可以解约大多数工人，完成自己摘掉包袱的意愿，但里面有个重要条款——工厂需支付被解约的五分之四工人共计30万退职金（注意，这个劳动解约赔偿金不是必须的，而是大家对抗后谈出来的）。所以，工人方面也算接受了。

可资方拒绝执行！资本家们都是最会运用法律的人！三友实业社找到了两个司法漏洞。其一，1930年修改过的《劳资争议处理法》有明确规定：“在交付仲裁手续上，政府不得采用强制手段；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议，可以声明异议”也就是说根据法律，仲裁本身没有强制力！三友实业社不配合的话，仲裁结果就和废纸一样。其二，即使仲裁，也可以上诉到司法领域。而时间是资方最大的资本，慢慢上诉，工人越久没工开、没钱拿，就越可能退缩。

于是，三友实业社开始了自己漫长的上诉之旅。先在上海地方法院上诉，被驳回后又到江苏省高院上诉，再次被驳回后又到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事情到这一步，国民党真的不能忍了。这种“小事”，也需要蒋介石亲自介入。首先，他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仲裁决定尚妥，希劝导资方，遵守裁决书。”

（对比刘邦，老蒋做全国一把手这20年，还真是内忧外患，夙夜难寐，举步维艰。）

紧跟着，老蒋临时推动《劳动争议处理法》的修改，并立即递交“立法院”审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932年9月27日，新的、恢复了“强制仲裁”规则的《劳动争议处理法》便出炉了。国民党算把立法强奸了一遍。

同时，上海地方法院、江苏省高院、全国最高法院也都毫不犹豫的驳回了三友实业社的一系列上诉行为。国民党算是把司法也强奸了一遍。

国民党把司法、立法都强奸了，把行政权开始滥用了，在资本家面前总算能雄起一把了吧？又错了。国民党不同于洪兴社的地方在于——他的根基是社会精英，也就不能太过玩弄规则；而洪兴社则完全依靠底层群众，自然就不怕以党权压制精英制定的规则。

在把资方逼到绝境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还是不愿意使用逮捕、冻结账户、被嫖娼等卑劣手段执行，毕竟这些也不合法。他们安排政府的一个干部出来协调，给三友实业社一个面子来解决纠纷。

这个干部是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下属的棉业统制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上海商人的佼佼者——杜月笙。杜先生是公平的，他出面协调，劳资双方也都有了面子。

（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人”的最重要功能就是政府和社会团体之间的润滑剂。既是商人，又代表工会，还是政府干部的杜先生，出面解决这个问题最好了）

1933年12月，历经将近两年的“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在国民政府最高层亲自过问的压力下，在社会大哥的实际威慑和润滑下，得出了最终劳资双方同意的结局：三友实业社支付工人6万5千元，工人声明放弃仲裁所规定的复工要求和伙食费。故事至此也告一段落。

这是民国时期一场瞩目的劳资纠纷，其中各派使用的套路技术我们已经不再熟悉，但其精神内核始终不曾改变。各位看官，工人和洪兴社的立场，资方和地方政府的立场，国民党中央和社会大哥的立场，你站哪一边呢？判断你政治倾向的时刻到了。

乾卦“上九爻”：亢龙有悔。

象传有云：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一条真龙，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磨砺，熬到了“九五之尊”位置上，他难免会想更进一步，走到“上九”位置，从人主变成真神。可这一步却是最艰险的！

原因很简单。一、“人主”上面一直有“真神”，当真神想把位置交给人主时，也是真神心里最敏感之时。二、即使“人主”身边也有各种派系，当“人主”要进阶之时，也是其他派系从互相制衡走向合作抵制之机。三、熬了几十年的“人主”，在即将冲上顶点之时很自然的懈怠、骄傲，骄傲的人就开始危险了。

亢奋、骄傲的真龙难免失误，他的好运气也就到头了。而顶点之人好运到头，迎接他的就是直线降落、变成凡人！

85年，圣祖耀邦迎来了自己人生最终升华的际遇。

前一年的84年，霍光在北戴河向老兄弟、新干部们提出了自己的规划——公司第13届股东大会上自己彻底退出政坛，而让圣祖耀邦全部接班，关键点是接班社团军队的最高统帅。霍光退休，会计、木匠、王胡子等人也不能继续站在台前，只能跟着一起退。如此，圣祖耀邦就可以完全继承洪兴社龙头。

85年，在兄弟万里的配合下、在霍光的首肯下，圣祖耀邦的最主要对手、社团白纸扇（教义和宣传口老大）邓力群被搞掉。同时，圣祖的小兄弟、贵州分社扛把子朱厚泽接手社团白纸扇的工作。

同样在85年，圣祖耀邦属意的接班人王兆国进入洪兴社大脑——书记处。同时，圣祖耀邦喜欢的温家宝被拉到洪兴社办公厅做王兆国的二把手，准备接王兆国的位置。耀邦的老同事“胡启立”进入社团董事局和书记处。

同时，好伙伴、“赵紫阳”在社团大管家的位置上大刀阔斧的行动，得到了社团中轻代成员的肯定。

从上到下，圣祖耀邦要彻底接班的气势和架构已经准备的比较充分了。

这里额外提一下，85年，还有几个当时人们不太关注的人员变动：一、胡锦涛从洪兴社青年团调到贵州分社，接替朱厚泽担任当地扛把子。从此，社团左翼领袖会计、王胡子、宋平属意的皇太孙开始了自己在地方任职锻炼的经历。二、薄熙来在大连金州区扛把子的位置上，又兼任了重要的大连开发区扛把子。三、29从河北正定调到厦门担任当地帮会核心成员，参加了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绝代双骄伴随着“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以社团右翼种子干部的身份走上了历史舞台。

这个时候的圣祖多少有点飘了，他开始“自信”的办事情、讲话。殊不知，这正是他危险的开始。

原先对圣祖就不满的社团左翼帮派——会计帮非常担心，接班的圣祖会彻底把社团带到右面。中间派的李木匠等人对圣祖在行政机构人事安排上的咄咄逼人也已不满。霍光一直的盟友，专注军队和社团大脑的杨家兄弟也开始不满，他们相信圣祖管理军队会威胁自己的地位。薄一波、余秋里等霍光的兄弟们也开始紧张，一朝天子一朝臣，圣祖上位必用更年轻干部，自己这帮老人恐怕危险。

和当年对抗“倒行逆施”、“追求皿煮”的刘邦一样；和当年抵制新兴势力昌邑王一样，各派人马面临共同的危机时，联合了起来。

即使如此，圣祖耀邦还是胜算颇大。因为霍光在上面牢牢把控左右各派的力量制衡、稳住军队，只要还是保持这几年稳定的君储关系，按照霍光缜密的规划，圣祖耀邦大概率还是可以成功接班。

但就在这个霍光最敏感的阶段，圣祖耀邦有点飘了，他“自信”的讲话和办事，让君储矛盾逐步升级，最终霍光要废掉他！这些矛盾一个重要爆发点就是陆记者对圣祖的采访。

陆记者这个人身份有点复杂。刚毕业就搭上了国民党的高官，获得了去二战欧洲战场采访的资格。期间和众多二战风云人物“谈笑风生”。战后，不满三十岁的他就凭借此份资历获得了国民党党报副总编的高位。

在国民党党报工作期间，陆记者找到了做“著名媒体人”的窍门——必须暴大雷。他把孔祥熙、宋子文玩外汇游戏赚钱的事情披露出来，轰动一时！ 洪兴元年，陆记者因为点评渡江战役的事，吃了两个月国民党的牢饭。

洪兴元年底，云南王卢汉倒向洪兴社，和国民党的党军开战。因为陆记者和行政院长阎老西的紧密关系，卢汉把在云南的陆记者抓了起来。陆记者又吃了云南王的牢饭。

因为和阎老西的关系，洪兴社给了陆记者比较好的待遇，让他做了云南的上议院议员。不过这个家伙看不清现实，58年乱讲话，被打成右派，又吃了18年洪兴社牢饭。

79年，释放后的陆记者又被洪兴社利用起来，被安排去香港做了社团在自由世界的白皮红心人，利用媒体发出社团需要的声音。

陆记者在香港报界最著名的一炮是80年《明报月刊》发表的《三十年大梦将醒乎》。这篇恶毒攻击洪兴社的文章，在霍光那里得到的评价却很中性——态度是好的，观点是错的。

此事怎么说？都是套路而已！——陆记者在说洪兴社不好的“白皮下”，真实表达的内容是“否定前30年刘邦时代，衬托未来霍光的光明时代”！就像29，经常说的是“十八次股东大会后不收敛不收手……”

84年，陆记者和一些朋友在纽约举办了一个“中国前途讨论会”，研讨“中国统一问题”。海峡两岸各派人士几百人参加。现场中新社（专门对国外发行的洪兴社官方媒体）副社长王瑾希做了采访，并邀请陆记者访问北京。陆记者当场就放了狠话：要我采访，我只采访霍光，或者圣祖、或者赵紫阳。

此时，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我们在《群英传 文凤来列传》里遇见过他，就是曾经洪兴江苏分社的核心人物之一—许家屯。此时他也已经从文哥里平反，坐上了港澳工作委员会扛把子的角色，坐镇香港。

目前，我们还不好判断许家屯的真实用意——是想向全球展示圣祖？还是和当年大鸾安排邀请美国的维特克来采访李云鹤，制造《红都女皇》事件一样，给被采访者挖个坑？反正在向社团核心层汇报陆记者的政治现状、思想态度时，许家屯说了很多好话。已经有点飘的圣祖耀邦也同意了陆记者的采访。 85年的5月10日，陆记者对圣祖做了两个半小时的采访。而在采访前，陆记者在北京拜见了老朋友、大鸾的遗孀——小超。

这次采访处处提现圣祖的“飘”。首先，他破例允许陆记者用录音记录；其次，在内容上原来规划的只是台湾，可实际上双方什么都谈了；最后，作为采访惯例，被采访者有权订正发表的谈话记录，但圣祖没有坚持。最过分的是，在采访中，圣祖耀邦不顾深浅的说了很多“虎狼之词”！摘要如下：

陆：在拜访你之前，曾对你做了一番小小的调查研究，先访问了梁簌溟先生。

圣祖：他现在九十多了吧……我很想听听是怎么说的。哈哈，现在是我发问来采访你了，哈哈。

陆：他的四字评价是“通达明白”，……“这个人哪劲头很大，虎虎有生气”……确实，你给海外人士的印象，是一个很有生气的印象；开明开放；非常豁达；有什么说什么，口无遮拦。当然也有人认为不够稳重。 …… 陆：洪兴社一再表示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为什么不干脆宣布不使用武力呢？

圣祖：这个不能够。……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个，那他们就更高枕无忧了。……当然了，国际上谁都知道我们暂时没有力量，确实没有力量。……这个“暂时”可能是四五年，也可能是七八年。我们把经济搞上去了，力量自然就有了。军事力量要经济力量做基础的啊。 …… 陆：王胡子先生三月间到美国走了一趟，他是你的留洋老乡是吧？

圣祖：是的，不过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

陆：啊，那是南北呼应。

圣祖：也有可能是南辕北辙。哈哈。 …… 陆：小超大姐说：在经国死后，她判断台湾即使不出现大乱，也会发生中乱或小乱。这是大姐的估计。因之，李慎之先生的话（这个李原来在外交部，在美国的一个民间学术会上乱说话，讲“台湾发生内乱，洪兴社将派兵平乱”——小龙人注），好像有意在国际上事先表明立场，似乎有这个味道。

圣祖：呵！ …… 陆：你会见港澳记者时，曾告诉大家，社团人事变动六月底前完成。进展怎么样？遇到了什么障碍？精简机构是否继续进行？是否大量裁撤冗员？

圣祖：你觉得我们的人多么？

陆：太多了，有些人浮于事！

圣祖：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欢迎海外的朋友针对我们的缺点向我们提出建议啊。……只进不出的大包袱！ …… 陆：第三梯队的人，如李鹏、田纪云、王兆国、乔石、郝建秀。

圣祖：你怎么不提“胡启立”？

陆：军事方面第三梯队的人……？

圣祖：副参谋长提了两个。何其宗是一个，49岁，还有一个姓徐。 …… 陆：十大军区的司令员九个都换了，唯独就是他（文哥新贵李德生）留在位置上动不了。

圣祖：我们现在军队的干部，要拥兵自卫是绝不可能的。

陆：外面就担心，霍光大人一旦见了马克思，可能会有些军头想要做大。圣祖就不一定指挥的那么灵便了。

圣祖：这话不可靠。有两条。第一条：我们希望霍光能……

陆：能多活几年。

圣祖：毕竟他的智慧经验比我们多一些。人嘛，自然规律都违反不了。今天，局面好的标志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恢复了社团内的正常生活。

陆：社团内正常的皿煮生活。

圣祖：哎，这个东西啊，是很重要的，我们个人的智慧毕竟有限。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吧自己的作用，看的过重了。 ……

陆：外面有一种想法，现在让霍光做社团军事扛把子，很明显的，是因为他的权威比较高，就如你所说：他的智慧是高的，他的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对他都是心悦诚服的。那为什么不乘他健康的时候，就干脆把社团军的工作让你(接过来，由你做军事扛把子，不是更好吗？局面不久更稳定了么？

胡：我不会有这个误会的。……我们倒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想的是霍光同志的健康。……我们两个人(圣祖和赵紫阳)事情比较多，也的确比较忙。而老实说，现在军队的事情并不很多，又不打仗，边境上有点事，也不十分严重，不管是南是北，都比较平静。但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霍光)兼任了。既好办事，又不花很大的精力。……目前社团内部的局面，几位老人家已经不管了，具体事情都是我和赵紫阳的部门来做。 ……

陆：现在有一个情况比较严重，即高干子弟，以权谋私的情况。

圣祖：我们下决定了，应该抓的就抓嘛，前些日子，你知道吧？朱总司令的……

陆：我知道，老总的一个孙子被毙了。一般人常说你们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

陆：邓力群的事，大家认为他是非常保守的。像这样保守的人，你们已经打算换掉他了。而当外面一宣传：洪兴社打算换掉邓力群了，你圣祖本人反而不换了。这就叫“见光活”。当然也有人说：王胡子是邓力群的后台。

圣祖：这不是事实，他年纪的确不小了，比我还大一岁。这个人是很有才华的。其次，我们整个思想工作，有一个缺陷，也不是他(邓力群)个人的问题……过去几十年，一讲就是阶级斗争，现在说什么东西都开不开经济。要把我们的思想工作，渗透到经济工作里去。那么我们不少同志，包括邓力群同志在内，都有这个缺陷……”

陆：我再给你加一个人——胡乔木，他发表过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的洋洋大观的论文，到目前为止，国内没有一张报纸，也没有一篇文章，敢于对他那篇东西说个不字。没有啊!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过去，周扬被称 为‘文艺沙皇’，看起来现在这顶‘沙皇’的帽子已转移到胡乔木头上去了。

圣祖：这也同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入。……他读的书比我多，比我们社团内的许多同志都多。

陆：但是有个情况，他一旦官做大了，思想就变了。

圣祖：这个事……

陆：胡乔木原来主张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这很对嘛。……但后来，连王若水的文章，也不能见容于他，这太令人遗憾了。王若水是你们的宝啊！……你千万不能迷信他，他的教条框框比你多得多了。

圣祖：那不至于。……如果说他还有缺点的话，那就是他长期在刘邦身边工作，下去的时间不够，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了解的也不够。我自己也很不够的哈！ …… 85年6月1日，这篇劲爆的采访被发到了香港《百姓》杂志，并被各类媒体大量转发。

最先炸锅的不是洪兴社，而是老对手、在台湾的国民党，以及两边的和事佬山姆大叔。面子上大家谈好的不动武，你洪兴社的龙头怎么能公开说以后强大了要动武呢？很多事都都明白，但坐在位置上的人不能乱说啊！

对新老大、山姆大叔的质问，北京方面只能解释：那只是圣祖的个人意见，且是在非正式场合说的，和平统一政策不会改变。草草应付了事。

重要的是——社团内部也吵翻了天。各派聚集一起把这件事拿到了桌面上给霍光看。

对此事，圣祖耀邦的亲密合作伙伴、赵紫阳后来回忆：

除“自由化”外，在霍光与圣祖耀邦的关系上起的作用比较大的还有一件事情。是85年与陆记者的谈话。

85年7月，霍光找“胡启立”、乔石那次谈话就指出，圣祖和陆记者的谈话很不像样子。

陆记者借恭维的手法，攻击我们社团的内外政策，圣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这件事当时没有告诉我，我忙于其他事情也没注意。

到了86年夏天，霍光对杨尚昆说，圣祖耀邦和一个记者的谈话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记录看看。杨家老大从北戴河回来告诉我这件事，说霍光认为圣祖与陆记者的谈话十分出格，看了非常生气。……

陆记者还向圣祖说，你为什么不趁霍光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队拿过来。当时圣祖回答说，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说，我和赵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社团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霍光担任这职务，我和赵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社团的工作。采访中陆记者还指名道姓地说了会计、王胡子、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霍光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队扛把子的那一段话，引起霍光很不高兴。霍光会认为圣祖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记者的说法的。

这里小龙人额外多提一句，赵紫阳提到的“自由化”，指的是85年9月的社团股东小会上，圣祖耀邦带着自己的嫡系人马提出要去掉《会议决议》中“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用语，结果遭到了各派系的联合抵制。最终，霍光出来拍板定调——改革开放是我提出来的，反自由化也是我讲得最多。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而圣祖耀邦飘就飘在——对霍光如此重要的批示，做出了“留中不发”的决定！

“自由化”和“陆记者采访”让君储之间的信任彻底消失！然后正好就出现了洪兴38年底的学生活动。这活动进一步让霍光相信嫡系爱将圣祖耀邦，要学习自己当年反抗刘邦的广场行动来反抗自己了！换储是一定的了！

87年一月，圣祖耀邦辞去洪兴社龙头的位置。当年的社团8号文件指出：“圣祖耀邦同志破坏集体领导原则，不和董事局其他兄弟商量，就接受包藏祸心的陆记者访问，泄漏了社团机密，并听任陆记者肆意攻击我社团董事局委员（北乔木）、书记（邓力群）。”

此时的圣祖耀邦也只能承担自己“飘”的代价，在组织生活会上说出了内心的控诉：“不知道陆记者是坏人。”

从此，耀邦彻底跌落神坛，憋屈了几年后就去世了。他不会想到的是——自己的死给了好伙伴赵紫阳一个最后反戈一击的武器。这也是最近这个节日的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