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兴故事四——六届四中风云（下）
与大鸾主动和大学生们拉近关系正相反；在犟驴子罗章龙的带领下，业务老干部们却和大学生们分道扬镳，还对立了起来。
（刘邦青年求学时的知音朋友，刘邦战斗时的亲密战友。和早期刘邦有着相同湖南倔驴子性格的罗章龙，将成为事情的主角。）
前面王明、博古和罗章龙的私下谈话，让耿直的罗章龙很不舒服——这些小伙子太妄自尊大了，他们竟然想用上层关系和权谋之术来代替社团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帮人要是上了台，社团不就乱了么？不就丧失了自己这帮文艺青年追求的平等、自由么？
在罗章龙的主持下，总工会给莫斯科写了一封信：痛斥王明、博古的反动言行，指明此二人品质不良、无工作能力、群众反对、不负人望，万难实现领导中国党与革命的重任；甚至在信中直接点名王明的后台米夫，说人家扶持私党、破坏党章；甚至，把1930年初，王明被捕的那次事件拿了出来，证明王明是个叛徒！
这样，彻底把大学生们推向了“务虚管理层”一边。
在这样的背景下，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了。开会前，双方就开始争锋相对。
原因还是“民主集中制”。我经常强调，洪兴社是由一帮有着极强皿煮意识的激进青年创立的，而马列思想的核心也是“皿煮”。
所以，洪兴社和大清的套路、北洋军阀的玩法、甚至国民党的规则都不同。在那里，谁的钱多、兵多、权力大、人脉资源广，谁可能就占据C位；而在洪兴社，要讲究选举！
洪兴社的权力来自于下面：权力最大的是全体社员，因此全体社员大会（也就是几大）是权力最大的组织；但所有社员不能决断工作，因此在全体社员大会（几大）上，会选出社员们的代表，这就是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们再在每次大会后的一中全会上选出政治局，作为日常工作的决策机构；后来政治局人太多，那就再选出常委来做集体决策。
所以，洪兴社看起来是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普通社员的管理体系；其实权力构成正相反。
而只有全体社员大会（几大）才能整体选举新的中央委员；所以，中央委员的数量，决定了在每次全体社员大会中间的时间段里，哪一派的股份多、哪一派的话语权大。
海外总部的领导米夫和现存的洪兴社管理层联合决定不开全体洪兴社员的大会，也不召开可以让一部分基层骨干参加的“紧急会议”，只想用“六届四中全会”。
这业务老干部们也就认了。但细节必须谈清楚。
罗章龙联合数位中央委员对即将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如果为客观条件所限制而举行四中全会，那么四中全会只能遵守党章而行事：只能由六大中委组成，而不能由非中委参加做主体；再则四中全会既非全国性大会，也就根本无权改选中央委员及中央领导机构，否则便是违反党章，属于窜逆行动。”
——简单说就是两个点：要开四中就要遵守党章。首先，参会人只能是上次六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委员，而不能用其他人（针对大学生们）来稀释选票基数；其次，既然不是全国大会，则中央委员不能动，保护我们这帮人的位置。
对主持六届四中全会的米夫来说，这次是要把学生们运作进洪兴社董事会（中央委员）的；业务老干部们也不能得罪，毕竟要靠他们办事；还好自己背后有大鸾的团队支持，比较有底气。
于是，1931年1月7日的六届四中全会参与者，形成了这样两派对立的情况：
一派由米夫的学生们，加“务虚管理层”一共10几个人，我们耳熟能详的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夏曦、向忠发、瞿秋白、大鸾、顾顺章、胡均鹤。
（胡均鹤，少共书记、共青书记，以“老干部”身份坚定站在大鸾一边；赵尚志的妹夫；洪兴社、国民党、汪精卫都工作过；以离休干部身份活到93年。这也是奇人一位。）
另一派是中委中的老业务骨干，还有一些总工会的负责人，包括：罗章龙、史文彬（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何孟雄、林育南等26人。
（和罗章龙一样强悍的史文彬。）
虽然给了不是中委、也不担任重要职务的大学生们参会权和选举权，但米夫与管理层的联盟人数还是少的。所以，米夫、大鸾的策略是坚决控制会议主导权、提名权，并缩短会议流程。
主导权和提名权不用说了，大鸾、向忠发、米夫都在场，组织原则在他们手里。同时把会议流程缩短到极致，就两项：国际代表做报告、选举中央机构。
共产国际代表的讲话还是洪兴社的老套路——绕来绕去、不明所以，但有些关键点——要求洪兴社执行国际路线，强调彻底改造社团的领导机构，成立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机构。
对共产国际代表的发言，业务老干部们很不满，现场就闹了起来。这都是些做工人运动的演讲高手，一起发威，局面热闹非凡，主持人根本控制不了。有点慌张的米夫立即安排下一项会议日程：选举。
可当领导们把中央委员选举名单拿出来后，会场更乱了。因为这里出现了“王明、博古”的名字。这帮老革命整齐的用皮鞋擦地板制造噪声，同时嘘声四起。
老干部派的首脑人物史文彬的讲话直击要害，点明了自己这帮人的闹的理由：“洪兴社党章明白规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洪兴社最高领导机构，全国大表大会以外任何会议和机构不能产生中央领导机构，否则视为非法，违反党章的行动。洪兴社虽然是共产国际支部，但共产国际应尊重洪兴社党章，不得随意任命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外指个人担任中央领导成员。如果洪兴社全党认为有需要改组中央领导，必须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以解决之。”
紧跟着，发生了洪兴社历史上各次大会最惊人的一幕——与会者中的一大半、26个老干部派集体退场，不陪你们玩了。
这么大的事，要是发生在现在就搞笑了。还好发生在社团初期，而且是总部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阶段。 米夫-大鸾烦不了了。反正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在，你们这帮人弃权，那我们这十几个人的选举也有效！开始选！
于是，在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基层骨干退席不在的状况下，六届四中全会就把社团股份给划分了！
中央委员里加入了如下几个人：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
中央委员去掉了两个人：李维汉、贺昌；
（贺昌同样是工人运动出身，却坚定跟随“务虚管理层”，这次和李维汉一起被扣上了“立三路线”帽子。未来留在南方和胖诗人一起打游击，牺牲）
中央候补委员加入了这几位：夏曦、陈昌浩、沈泽民、汪盛荻；
（看电影不能光看情欲。汪盛荻也是众多从洪兴社跳槽叛变到国民党做特工的人员之一。接下来的故事中他还是重要工作，可惜他没机会讲真话了。）
王明更是以江苏省委负责人的身份被选举（安排）进入了政治局，和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大鸾、卢福坦、任弼时这几位大神平起平坐起来。
（卢福坦这个名字很陌生。这也是工人运动高手，接下来罗章龙被开除后，会接手他的总工会，甚至做到了社团常委。可惜后来叛变当了中统。69年被枪毙，注意这个枪毙时间，他的被杀也和社团上层的斗争颇有关系。）
为平衡一线业务人员的心态，这次会议还安排了七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刘邦（熬了几年后，总算回到社团高层）、顾顺章。
当然，最高权力机构还是常委。这次的三个常委是：向忠发、大鸾、张国焘。傀儡向忠发继续当总书记，安逸的搂钱搞女人；大鸾继续自己最喜欢的身份——以老二的身份操纵全盘；吸纳了莫斯科和业务派都认可的张国焘加入管理层，但迅速安排其进入鄂豫皖苏区。社团大脑还在大鸾手里。
社团的核心层工作则被“务虚管理层”和大学生承包。少共书记胡均鹤，宣传部长张闻天（28个半之一），组织部长王稼祥（28个半之一），妇女部长孟庆树（28个半之一）。
（矮个子王明娶了高个子美女孟庆树。可见男人有才最重要。延安整风高潮期，孟庆树这个弱女子为老公出头，成为唯一一个公开怼刘邦的异己分子。）
此外，以史文彬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被取消。大鸾和米夫的联盟现在连社团内的监督都没了。社团下辖各省级单位，也仿效中央办法，进行程度不同的改组。
——有党章依靠、有人员优势的业务老干部们本以为自己的孟浪行动（现场退出会议）可以要挟对方，结果被彻底踢出局。当然不能忍！
罗章龙、何孟雄立即联络16位中央委员联名写信给米夫：强调六届四中全会为非法；会议决议和选举无效；要求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鸾的情商和米夫的智慧，还不至于说就彻底和老干部们闹掰。毕竟人家都是一线干活的；更关键的是，从法理上来说，人家有道理。
商量后，米夫主动向领头的罗章龙示好，给出处理意见：国际代表米夫对四中全会发生的事实表遗憾，但这纯属党内意见分歧，双方原可以设法解释，使大家言归于好，因此建议双方举行一次座谈会，出席一方为给国际写信联合署名的同志，一方为国际代表三人，要求真诚坦率的交换意见，直言无隐。
既然说要开会，那就开吧。但注意，米夫、大鸾要和稀泥，是很难的。因为他们的对手是罗章龙。 罗章龙是什么人？那是刘邦最初对社会征友时交到的好朋友，刘邦成立的第一个组织新民学会的奠基人之一！那是和刘邦并行搞洪兴社活动多年，在一线工作中从没落后的猛人！那是又一头湖南倔驴！
（兄弟们策划走洪兴社道路，一起在北京合影。注意此时站在C位的就是罗章龙，就是和刘邦并排站在前排、姿势霸气的那个小伙子。他是当年一大堆留法同学中，唯一考上北大的靓仔。）
1931年1月中旬，双方的和谈——花园会议召开。
会前，米夫带着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先和罗章龙单独谈了一整天。
第二天，米夫三个人又给26个退出会议的中央委员讲了一上午。
听完了这些劝和的话，业务老干部们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史文彬：“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热爱列宁首创的第三国际……但不欢迎错误路线！……请求国际定期召开七次大会，解决党的一切问题。”
唐宏锦：“党章党纪，是革命的根本，为了方便私人，破坏党章党纪的是，共产国际有责任出面制止” 最猛的是肖道德：“我们在城市革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命，王明、博古则从中大回来革工农的命，这是何道理，国际应做说明！”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肖道德这样的老革命，在长征后失踪。）
话谈到这里就没法谈了。米夫带着两个共产国际的代表灰溜溜的撤退离开。
此时，干惯了地下工作、敏感异常的罗章龙们，却突然对负责会议安全和与会者交通、住宿工作的社团头号特务顾顺章产生了怀疑。这家伙手下荷枪实弹的特科小兄弟们竟然不让老业务干部们出会场，说是向忠发总书记让他们留在此处过夜。
同样是一直玩社会、搞刀口舔血工作的人，顾顺章那几个拿枪的小兄弟能吓唬的了罗章龙他们么？当场几个老干部就跑去夺守门小兄弟的枪，眼见着一场火并就要爆发。
关键时刻还是罗章龙冷静，主动找顾顺章谈判；面对罗章龙，顾顺章这杀人不眨眼的地下工作干将也只能服软：“如果走就难保安全，这样我就不符安全责任了。”
最后，罗章龙一直盯着顾顺章，把兄弟们都送走才自己离开会场。
误会和梁子在进一步加深！
就在这种互相猜忌的情况下，罗章龙他们办了一件过头事！竟然自己搞了个中央！
总公司乱安排管理层，那我们国内的市场骨干就注册个企业自己搞！这个企业的名字叫做“洪兴社中央非常委员会”，和六届四中全会上“洪兴社中央委员会”对立！
“非常委员会”主席、中央工委书记、总工会书记罗章龙；
“非常委员会”组织部长、监察委员会主席、铁总（铁路工会组织）主席史文彬；
“非常委员会”宣传部长、江苏省委书记何孟雄；
“非常委员会”秘书长、上海总工会常委林育南； …… 共计22个中央委员，15个后补中央委员，这公司就建立起来。然后他们掌控的各个省也都成立了省级的“非常委员会”（分公司）。这下子，整摊子就把米夫和大鸾的“务虚管理层”替代了。
这个事太大了！洪兴社是“民主集中制”不假，但洪兴社还非常强调纪律！在国民党，蒋介石另立中央没事，汪精卫另立中央可以，像李济琛、李宗仁、陈济棠一类的人也曾另立中央。但在那个没纪律感的团队，另立中央的失败者也可以和成功者谈笑风生、继续合作。
但洪兴社不同！之后一个另立中央的张国焘，被刘邦吓得投靠了国民党；只是有另立中央想法的韩信，也折戟沉沙。在洪兴，另立中央者的结局只有肉体死亡或政治生命死亡！22个“非常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中，只有一个陈郁熬到了洪兴社上市，混到了高位。这也多亏了他良好的人脉和柔和的性格。
（陈郁海员出身，自然习惯做的是海员的工人运动。感谢生命中两位贵人——任弼时，大鸾。陈郁后来做到了煤炭工业部长、广东省委书记、广东革委会副主任。坐上高位的他，也许会后悔年轻时曾经反对恩人大鸾吧）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老好人大鸾还想给罗章龙他们一个机会，他一辈子都想维护社团团结。大鸾使出了日后自己政治生命中经常用的套路——找和事佬说和。
第一个来说和的人身份特别合适。此人是刘邦、罗章龙的老乡，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多年，更曾经是刘邦在湖南一直重用的小兄弟；而他，偏偏还是王明28个半之一，在中山大学坚定地和米夫校长站在一起斗争。此人是夏曦。
（夏曦最为人熟悉的便是在贺龙那里残酷的肃反，可他为何肃反？一介空降的文人又如何能随意杀戮这些啸聚山林的强人？以后我可以讲讲细节。）
刚从莫斯科留学回国的夏曦见面就和老朋友拉近距离：“老友，我是私人拜访性质的，并非做说客的。”而后，进入正题：“非常委员会这样做，不怕冒分裂党的罪名么？”
罗章龙则有自己的逻辑：“非常委员会成员大都是六届中央的中委，……反之，王明博古的中央实是与党无关的野孩子。”
夏：“一个革命党应该通权达变，难道野孩子不能变成家孩子么？”
罗：“曼伯兄，你是富于官场生活经验的人（大革命时，夏曦是国民政府湖南省工农厅长），非常委员会的人无此雅量，他们只辩正谊，为革命打抱不平。”
这话把夏曦揶揄的够呛，只能自嘲：“老兄莫讲笑话，我知道你们是瞧不起王矮子的，矮子人小，本不值得大家反对，可他的后台很有份量……”
这时旁听的一个小姐妹、总工会妇女部负责人刘炎（1939年牺牲）插话了：“曼伯先生，你也是一个星主（夏曦也是28个半之一，大家嘲讽这28个半为28星宿），也是个有分量的人，但我们革命不能抹杀是非，专论分量。要知道任何有分量的庞然大物违反工农革命利益，也不免会土崩瓦解的！”
眼看着老兄弟和老兄弟的战友揶揄自己没完了，夏曦决定掏心窝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罗章龙面前：“文虎老哥（社团内罗章龙的诨号），你我老朋友，所以不嫌冒昧，披肝沥胆向老兄进一言。革命道理是有弹性的，可方可圆；权力是现实的，不折不扣。你们的调子实在太高，调子太高就不符合实际，缺少适应性，我奉劝老兄把调子放低一点。我看米夫已下定最大决心，不把非常委员会的事解决，绝不离开上海，他们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国际路线如水在盂，可此可彼，权力是现实的，不可动摇，共产国际对王明、博古成立中央已是一年前内定的事，纵有强大阻力，也不会中止。”
看夏曦劝解的话，是无论如何不能把一个心里有障碍的杀人狂魔结合到一起；反而是一位外柔内刚、对朋友热心的务实好汉。
可业务老干部派都是当年最激进的知识青年，他们只讲道理和原则，不讲权变。旁边的林育南甚至发怒：“我看国际无勇气正视自己的错误，如坚持错误，什么也是白说。难道要我们告饶不成？烦你回去进言米夫，不要拿中国革命开玩笑，这就够了！再没有别的可说的话了。我们要挣百年是非真理，不管一时成败！”
罗章龙也表态：“你该回去向矮子多多开导。”
眼见再争论就要吵架了，夏曦也很无奈：“目前大家火气正高……相骂无好言，打架无好拳，对方是很恶毒的，什么是做不出来？”然后就转身离开了。离开前，夏曦似有预感的对罗章龙等同志们说了一句：“此一去恐后会无期。”
谁知一语成谶，夏曦在洪湖神奇的落水而亡，也借此就把湘鄂西的屠杀责任都算到了自己身上，维护了社团未来高层的团结。
第二个有分量的说和人是“怪君”。此人在北大就是罗章龙的同学和搞洪兴社的同志；后来在安庆负责安徽的地下工作时，又是罗章龙的下属战友；此人还是王明的老乡。哦，他还有个我们熟悉的名字——柯庆施。
（柯老怪这样智商情商俱佳的人物，才会被刘邦看中顶替大鸾。）
老怪说话很直接，也很有道理：“这回我是来上海看灯的（看热闹、不参与），我阅读非常委员会发布的提纲，指明批评米夫及临时中央的主角、副角共有十人之多。真是敢于捋虎须、批逆鳞的行为，但未免树敌过多，太不讲究策略了。” 旁边李伟森对人家柯老怪的话很不客气：“老柯同志，你的话固然有理，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大船都被弄翻了，革命全局都会遭受牺牲，自己也莫想得救了，所以绝不能从个人利害着眼看问题。”
（“左联五烈士”里的李伟森。每次看到网络上没卵子的文青公鸡，我总要鄙视一番：同样是写激进文章的青年，人家从来都坚定自己的信仰，并舍得付出生命！这才是有骨头的知识分子。）
老柯听了这高调的话，也给了实在的回答：“请同志们不必动气啊，我们是多年之交，我今天披肝沥胆向老朋友进一言……政治上王、博一伙原数鼠盗狗窃之辈，属于宦官宫妾寡廉鲜耻之流，但这样便构成他们搞阴谋诡计和宫廷政变的优越条件。舍此以外，老爷们是断无法再找到这样一群喽啰的！他们成事不足，败事却是绰绰有余的。目前共产国际批准王、博主持中央，排除以外的人领导革命，这是千真万确。你们虽然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但如果反对他们，他们便会假借国际路线做挡箭牌，东方部为靠山，狗急跳墙，不顾一切，进行不客气的残酷斗争，这样就把革命都断送了！……”
老柯的话老成持重，但罗章龙还是拒绝：“这些事我们都知道一些，大家也仔细考虑一番了。我们决心用群众意志来反对王、博，扭转米夫。……米夫一伙一定会遭受历史的嘲笑。革命大业难道只顾目前成败和名位么？难道赤裸裸的信仰“有奶便是娘”的原则么？”
话说到这地步，柯老怪也没法说下去了：“我自知有些失言了，请老兄不必见怪。但我向你说的是真话，供你参考罢了。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就可以了。”说完转身告辞。
之后柯老怪在上海担任中央秘书长，随后去北方局工作。因为他的“变通”与“灵活”，一路上和王明走的很近，因此在延安整风时被好一顿收拾，夫人也自杀身亡。也是因为他的“变通”与“灵活”，被教育后，柯老怪又重新升起到高位。还是因为其“变通”与“灵活”，招惹了大鸾，最终被请出了八宝山。人还真是性格决定命运啊。
第三个来劝说的重量级人物是王首道。王首道是罗章凤（罗章龙胞弟）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同学，都是讲习所大老师刘邦的信徒；王首道和罗章龙也有较深的合作经历。更重要的是王首道一直是刘邦依赖的心腹，先给刘邦做秘书，长征后帮刘邦管理政治保卫局（代替邓发）、秘书处（代替邓颖超和霍光）这两个极其重要的部门。
王首道为何突然来到上海？因为1930年底，刘邦出事了。
1930年底，刘邦遇到了自己生平中唯一一次军事叛乱——红20军竟然逮捕了刘邦派来整治AB团的李韶九，释放了被李韶九关押的干部，“制造信件”明确反对刘邦！
而且20军这帮人很聪明，他们只反刘邦，却支持朱德、彭德怀；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还专门派段良弼携带了几十两黄金到上海总部说理，要求裁决。
此时，绝对是刘邦人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中央如果倾向20军，支持朱德、彭德怀，刘邦一直引以为资源的“群众基础”将不复存在；再加上他不太好的人缘。其政治生命估计也就完蛋了。
所以，派出王首道来中央运作、解释。
罗章龙很清楚王首道来中央的目的。江西那边20军的皿煮行动造了刘邦的反，现在罗章龙也是皿煮行动造了米夫-大鸾的反，从逻辑上刘邦和王首道不好支持自己；刘邦派王首道来上海，是为了争取中央，最好是东方部的支持，不敢得罪米夫-大鸾，从利益上刘邦和王首道更不敢支持自己。
所以，当罗章凤要求王首道支持时，罗章龙给与了反对；但也拒绝了王首道的劝解。
临别前，王首道只扔给自己这些好兄弟、好同志一句话作为安慰：“王、博行为，大失全党的同情，所谓多行不义的人，绝无幸存的道理。”
（大鸾和王明、博古来江西后，又把王首道打成了右派；随着长征结束，王首道成了刘邦掌控中枢的关键棋子。可不同于后来接手王首道工作的任弼时、杨尚昆，王首道在公司上市后只做到了省部级。人生真是充满了偶然。）
事情到这一步，双方已经没有调和余地。
非常委员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既然组建起来，就要工作。第一个行动的就是江苏省委；何孟雄准备召开全江苏、上海的活动分子大会，继在自己的领导下继续干革命。
何孟雄的人都是地下工作老手；而且对大鸾、顾顺章的特科已经发生怀疑。所以，这次会议他们安排的很隐秘。
首先是时间，只提前3天通知参会成员开会时间。尽量缩短信息外流周期，保证安全。
其次是地点，1931年1月17日开会这一天下午2点，参会的40多个代表分别在被通知的八仙桥青年会、恩派亚电影院、日升茶楼等几个据地集合，然后才由交通员分批带到真正的开会地点——上海东方饭店。保证地点的隐蔽性，不被提前泄露。
最后是会议流程，何孟雄的安排是1月17日当天晚上就把会开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并特别安排8名地下战士做会务工作，其实就是保证参会者来去的交通安全和会场警卫工作；其中3个人专门待在会场旁边的房子，观察情况。
就这样，还是出问题了！会议刚开始，英租界的巡捕和国民政府的便衣50多人就来到东方饭店抓人。除了少部分参会者逃脱，现场就逮捕29人；然后又去住处继续抓人。共计逮捕42人！江苏、上海的社团骨干、非常委员会的核心基本大量陨落。
短暂的审讯后，其中的23人被执行枪决！执行地点就在上海龙华寺。上海警备司令部在龙华寺旁边挖了一条宽、深6米，长30米的壕沟后，就在壕沟边处决了他们。这就是著名的“龙华23烈士”！这次开会被集体逮捕的事件就是“东方饭店”事件。
（洪兴社夺权后没忘记这些冤死的战士，胖诗人和潘汉年作为上海的市长、副市长，下令务必找到烈士们的遗骸。1950年建设公墓安葬这些烈士。）
烈士中有非常委员会中央委员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还有数位江苏非常委员会成员。这里面还有左联的几个人：白莽、柔石、冯铿、李伟森和胡也频。为了左联的几个年轻好朋友，鲁迅先生专门写了我们初中都学过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对于这几位被捕的内幕，鲁迅先生也不晓得吧。）
事情就如此结束么？不会！“东方饭店”事件发生后，在非常委员会力量强大的北方各地省委，也纷纷出现了类似集体被捕的事件——北京、天津、青岛，等地社团组织纷纷被当地主管部门冲击，人员被逮捕。
各地的“非常委员会”成员在被大量逮捕的同时，米夫-大鸾掌控的中央也开始了强势措施：凡参加“非常委员会”各级组织的中央委员，全部开除党籍，不得申诉！同时，罗织一份反对四中全会、参加“非常委员会”的基层干部名单，逐步开除党籍、不再使用！
那位说了，“东方饭店”事件和后面一系列社团组织被剿灭的事件有内幕么？
从两个角度看。
首先是对比分析，即使顾顺章这样负责社团交通线和所有隐秘信息的二号人物被捕，即使向忠发这样的社团一把手被捕，都没有发生如1931年初这样大规模的社团组织被剿灭情况。连续、精准的大规模逮捕，这太反常了；而且，米夫的学生、大鸾的手下竟然完全没有在这场大逮捕中出事。社团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这类现象。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当时“非常委员会”自己调查的线索。四个莫斯科回来的学生唐虞、丁觉、王琳英、汪盛荻，在中央特科工作，他们一直盯着非常委员会的行动。据“非常委员会”调查，就是这几个人把“东方饭店”的开会信息送给地方包打听；并将被捕人员的详细信息做文件汇报给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对这四人给与奖金，而其中的中央后补委员汪盛荻后来更是直接叛变加入国民党。
另据罗章龙本人回忆，事发后顾顺章曾炫耀：“我们这边哪个不知，这是苦肉计呢！”
另外，中央委员、28个半之一的王云程，在出任江苏省委书记期间被捕，继而加入中统。其在自首中写道：洪兴社在内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杀告密手段，如何孟雄等20余人，都死在赵蓉（康生）等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中。
谁能在国共两党任意游走？谁能管理赵蓉、顾顺章这帮骄兵悍将？聪明人都把矛头指向了王明，读者们相信这个大学生有如此能力和魄力么？
至此，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史文彬等组织的包含早期洪兴社基层骨干的“非常委员会”，和他们另立党中央的行为，在内部纪律、外部绞杀的情况下彻底失败！参与者不是被逮捕、枪毙，就是丢失了社团的政治生命。
几个负责人，何孟雄、林育南在龙华被枪毙。
史文彬31年被开除出洪兴社、丢失工作，只能回老家生活；41年主动联系在山东的八路军，想回归组织；但没人愿意给他们翻案，而影响目前社团的稳定局面；42年史文彬病死。
罗章龙被开除出社团后，一直在各大学任教。社团49年上市成功后，老兄弟刘邦还很关心这个“管鲍之交”的好朋友，给了很多优待。你罗章龙在各大学当教授，过好日子是没问题的；你罗章龙在政协参政议政也是可以的。
但刘邦不能、也不想违背社团做出的“罗章龙反党集团”决议，毁掉自己和大鸾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温馨局面。所以，罗章龙也就回不了组织了。
这样也好，远离是非之地，安心著书立说。年纪大了的罗章龙也学会了委曲求全。他在回忆录中，涉及到六届四中全会政治斗争时，点名骂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米夫、王明；在涉及“东方饭店”事件时，提到王明、顾顺章、康生、汪盛荻，但都没提大鸾！这就是成长！
罗章龙平平安安的活到了1995年。当年他的敌人和战友都早已死去。
“六届四中全会”造成的社团矛盾大爆发，以至于罗章龙组建“非常委员会”分裂社团，之后双方流血斗争。这次事件严重影响了社团历史。至少有以下几点：
1、社团为了维护基层稳定，对同时发生的江西富田事件，做出了完全偏向刘邦的裁决。刘邦这才稳住了地位，有了日后做社团龙头的基础。
2、大鸾是个聪明人，自己派系的弱点是没有基层经验；业务老干部和基层骨干不是被抓就是被开除，事情也要有人干。于是，大鸾安排，把自己派系和大学生们都安排到一线去做实际工作。我们熟悉的项英、任弼时、大鸾、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等人去中央苏区；夏曦去湘鄂西；张国焘带着28个半里的沈泽民、陈昌浩去了鄂豫皖；还有众多务虚派和大学生被安排到了战争区和一线白区。其中很多人成了烈士，也有很多人做了叛徒。从此，各大苏区热闹起来，最后集体长征。当然，也没人再敢说大鸾是“务虚派”，大鸾补上了自己的短板。要说没用的还是王矮子，就这家伙又跑去苏联了，坚决不去一线吃苦受累。
3、六届四中全会后，大鸾又成功的把一把手的位置留给了大学生们。向忠发被捕、被杀后，王明、博古、张闻天三位轮流做了龙头，大鸾还能隐然保持幕后操纵局面的势力。直到刘邦上台、真神归位，大鸾总算真心甘于人后，一直到死。
4、也许是受罗章龙团队遭遇的启发，从1932年开始，刘邦变得“柔和”、“变通”起来。面对夺权，他安心养病；面对长征，他祈求跟随，而不留守江西；面对三人团，他主动找王稼祥、张闻天这样的年轻读书人拉拢关系；面对彭德怀、韩信的逼宫，他笑着处理；面对王明来到延安作威作福，他坚定地吹捧和照顾。同时，他不再以业务骨干那种江湖气为荣耀，反而开始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最终，刘邦被各派认可和欣赏，也从28个半手里夺取了理论家的位置；43年整风算是部分的帮老兄弟们报了仇、收拾了28个半；统一了社团意志后，最终带领洪兴社上市成功！一直到1966年，刘邦知道自己时日不多，这才又回忆起和罗章龙、夏曦、老蔡们在新民学会时立下的青年梦想，舍掉“柔和”、“变通”的外壳，最后为了青年伙伴们曾经共同的理想冲刺了一把。
至此，本节结束。用一个故事收尾吧。
1915年，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去西玛丽第一中学找同学玩的时候，看到了学校外墙上贴的一份油印告示，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他立刻被漂亮的书法和古典文体的内容所吸引，尤其里面引用《诗经》的词句“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更是让罗章龙喜欢。于是写信回应，署名“纵宇一郎”。
“二十八画生”接到回信，相约见面。三天后，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二十八画生”和“纵宇一郎”见面了。
经历过青春时代的男人应该能对他们的见面产生共鸣。两个有学问、有见识，关键还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是的年轻知识分子，见面后就是痛快的聊天。两人从国内外政治、经济，宇宙人生，治学方法，到新旧文学与史学评价无所不聊，甚至还聊到了音韵改革问题，都主张以曲韵带诗韵。 畅谈一天后，二人临别表示“愿结管鲍之谊”。从此，他们成了朋友。“二十八画生”就是我们熟悉的刘邦。
（虽然已进入不惑之年，小龙人依然能理解长沙两个年轻人畅谈的痛快。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和认知水平、思考方式、价值观类似的人畅谈了！）
刘邦在和斯诺回忆此事时也很感慨：“我从这个广告（征友启事）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洪兴社，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有意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1918年，罗章龙要去日本留学，找救国之路。刘邦带着新民学会的兄弟们给他凑了部分路费后，罗章龙要出发了。临行前，刘邦以“二十八画生”的名字赠送罗章龙诗一首：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官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