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兴故事三——六届四中风云（上）
社团历史上的很多事都和1931年1月7日这一天的这一场会议有关系。
社团早期的恩怨在这场会议上爆发；社团未来的恩怨在这场会议上种下种子；社团里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都隐藏在这场会议中。针对这场会，很多人都不愿意说真话，很多人不敢说真话。
要了解六届四中全会，还要从1928年的六中全会说起……。
1928年，年轻的洪兴社在国内吃了大亏。
自己全力以赴帮国民党发动学生、工、农，使这个只会拉拢上层人物、招募年轻军阀的小众政党，变成了和激进知识青年、工人、农民紧密联系的政党；并迅速爆发力量，一鼓作气从珠江流域扩张到黄河流域。结果呢，却被国民党内部的几派力量联合绞杀。
（收拾洪兴社，是大家的共识。）
趁着国民党内部派别政治、军事互殴，利用自己这两年在基层知识青年、农民、工人中积累下来的组织力量，洪兴社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起义。结果却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接下来，社团的路该怎么走？之前的错误谁来承担责任？总公司将给什么支持？未来和总公司将如何合作？稚嫩的社团将如何在困难之中建立一个能战斗的领导核心和领导机制？这些问题，都急需解决。于是总部决定，在1928年，安排洪兴社的骨干到总部召开六届全体大会——六大。
此时总部的情况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苏联已经成立10年，外国干涉军、白匪军、黑军都被干掉和打跑了；也得到了西方主流社会的认可；雄心勃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工业强国和苏联梦即将实现。
更关键的是！列宁死时的接班人队伍已经竞争出了彻底的胜者——斯大林。最强的挑战者托洛斯基被流放，老干部派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案已经被降服，布哈林作为一介文人暂时也只能甘心给斯大叔歌功颂德。有了唯一领导，总部自然气象一新。
（斯大林最强的对手是“红军之父”托洛斯基，但列宁似乎对此二人都不很属意。）
这个局面下的斯大叔自信无比。在他的英明指示下，参会的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给了参加六大的洪兴社全体成员的代表们指出了方向。
首先是逻辑方向：洪兴社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洪兴社的事业会不断胜利——如果出现失败和挫折，只是因为个别人的错误指挥，而没有听从共产国际的知道——只要把这个错误人员揪出来，还上正确的人员——社团就会成功。
然后是具体改正方向：洪兴社第一任龙头陈独秀是犯了错误的，短期替代陈独秀的瞿秋白是有错误的，把他们拿下来，改变他们的错误就好了。洪兴社原来的错误根源是小知识分子管理，血统不纯，该找个工人；看来看去，就是那个在莫斯科汇报了一年工作，做过工头的向忠发很合适，那就让他当龙头吧。
（瞿秋白这个稚嫩的年轻人只是陈独秀的俄文翻译，却在社团慌乱中成了龙头。一个身体瘦弱的文青怎么能承受如此压力？他临行刑前写的《多余的话》可能才是他真实的心态吧。）
在总部的一套指导思想下，“六大”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然后召开“六届一中全会”，又中央委员们选出政治局委员、常委。这个名单的整体改动只能等到下一次全体会议。
我们看下名单：
中央委员：唐鸿景、孙秀峰、黄平、王若飞、杨福涛、顾顺章、向忠发、彭湃、陈谭秋、徐锡根、卢福坦、刘伯坚、阮啸仙、罗绮园、陈郁、朱宝侹、吴汝铭、李振瀛、蔡畅、刘俊山、恽代英、孙津川、何孟雄、谭守林、袁乃强、方志敏、贺昌、李求实、李涤生、张金保（女）、苏兆征、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杨殷、周恩来、李源、蔡和森、项英、任弼时、余茂怀、王藻文、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
候补中央委员：徐兰芝、王凤飞、王灼、唐宏经、刘坚予、夏文法、史文彬、李子芬、周秀珠（女）、甘卓棠、邓中夏、罗章龙、王仲一。
是不是里面的很多人大家不熟悉？这很正常。那个时候的斗争就是如此残酷。被社团或者派到山沟沟里和地方豪绅厮杀，或者派到城市里挑起工人事件，重压之下不是很早牺牲，就是叛变。
这里面突出的人物是刘邦。作为没有参加六大的人物，人家刘邦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可见其在社团内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成就之高。
中央委员们的集体权力来自全体社员，所以最大；但是中央委员人数多、不容易聚，社团平常的事情决断权要在更高级的政治局手里，所以中央委员选出的政治局更重要。
看六大的政治局成员：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大鸾、蔡和森、李立三、项英。
这七大董事具体负责的工作如下：向忠发做一把手总书记、居中负全责；社团第二任龙头，承担了前面失败责任的瞿秋白留守苏联；总部储备干部，洪兴社里有资历、有实践经验的张国焘也留守苏联，和瞿秋白一起做社团代表，保持和总部顺畅沟通；李立三管组织工作；蔡和森管宣传工作；大鸾负责军事和间谍、内卫工作；项英负责工人运动。
这次股东大会定下的格局，给接下来的洪兴社内部矛盾埋下了基础。
原因很直接：做实事的人不在管理层；管理层都是务虚派；在管理层上面还有一个更务虚的米夫带着一帮年轻大学生做太上皇。
这就形成了一个古今中外各类组织中都不可避免的矛盾：务虚的管理部门和务实的业务部门的矛盾。
在业务部门看来，管理层的老爷们只会坐在办公室吹着空调，下达不靠谱的指示，阻碍甚至破坏业务工作；在管理层看来，业务部门的人都是小集体主义和小利益群体，不关注企业发展的长远方向和全面大局。
这种矛盾普遍存在，如果组织发展的好，并且上下尊卑秩序严明，局面还能被很好的控制；如果组织发展遇到困难，而组织又有着极强的皿煮习惯，那就完蛋了。
偏偏30年代的洪兴社就是到处碰壁，且激进小知识分子们的皿煮意识极强。于是，后面的问题就来了。
说到这里，熟悉社团历史的朋友可能会有个疑问——六大后的管理层都是务虚派么？
我们仔细看政治局七人组：
张国焘在一线组织过工人运动，和工人一起学习、生活、战斗过，但六大后的两年他和瞿秋白都在苏联，脱离管理层。
项英是正经工人出身，也是能在一线组织工人运动的能人。并且作为政治局成员，直接负责社团两大主营业务——农村军事、城市工人中的城市工人运动。但也正因为此，他虽是管理层，却长期和罗章龙等兄弟跑到全国各地的一线战场，脱离管理层。
真正在上海坐办公室里直接下达命令的其实就是蔡和森、李立三、向忠发、大鸾这四位。
蔡和森、李立三这两位刘邦的老朋友，过去搞过工人运动，但已经长期脱离一线；而且目前负责的是社团务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类似企业里的人事部、市场部。对业务老大们来说，这都是和自己拧着来的部门。
黑帮扛把子出身的向忠发，能做到洪兴社龙头的位置上，已经很聪明的认识到这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和资历。无非是总部喜欢工人资格，洪兴社大佬们把自己抬上去而已。所以他老人家只安心的做牌位、捞金，不管事。
问题最大的是大鸾，社团总部各部门所有人的安全、生活、工作、乃至行动，全都在他的内卫组织管理下，他牢牢控制着洪兴社大脑的运转；而社团最大的业务——军事，也掌握在他手里，各地苏区内部矛盾的裁决，委派政治、军事干部到各个苏区工作，不同苏区部队之间的协调互动，社团大规模军事方针的制定，都在他这里！但偏偏大鸾没有刘邦这样在田间地头组织农民的经历，没有太子刘盈、项英他们这样和工人同吃同住同战斗的经历。就连那个黄埔的政治部主任，上海工人起义，南昌军事起义，其实也都是被具体做事人给架上去的。大鸾这个权力最大的人，偏偏很虚。所幸的是，他有着极高的情商和政治资源，再加上他未来圣人的身份和巨大的权柄，造成左右各派的回忆录和当年的决策，都没有把他放在“错误”的位置上。
回到现实。不管满意与否，总公司做好了安排，日子还要往下过。六大后大家都安心回国工作了。万没想到的事，矛盾竟然先爆发在管理层内部。
源头还在总部。对于列宁更倾向的接班人布哈林，斯大叔一直是要除之而后快的，虽然这个理论家已经臣服。机会很快就来了，1928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没有启动资金。斯大叔的套路就是去农村强征粮食，套外国的机器和技术（洪兴社也学习的很好）。
谁知，这布哈林竟然带着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个政治局委员一起反对，甚至耍出了辞职要挟的套路。这斯大叔就不能客气了。
（布哈林这人，有列宁的才华，却没有列宁的老辣）
斯大叔给布哈林扣的帽子是——“右倾”。洪兴社六大刚开完，1928年下半年开始，斯大叔就对布哈林动手了。共产国际大会、俄共大会上，布哈林都不再出席；这位理论家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到1929年的高潮，斯大叔的主要战将莫洛托夫代表中央宣布：“要毫不留情消灭右派”，至此，布哈林的政治生命和生物学生命都快结束了。
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这么大的事，洪兴社这边的管理层也必须跟上。而且这一年来，换了龙头，社团还是没有起色，总要有个说法。让总部领导知道自己跟得紧的同时，顺便也应付下一线业务大佬们对管理层的不满。
于是，傀儡向忠发、实权大鸾、干将李立三一合计，把负责宣传的蔡和森安了一个“右派”的名头，指责他“看不见高潮的到来，忽视了发动群众、配合工农红军、夺取大城市的暴动、足见是明显的犯了右倾的错误……”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并送到莫斯科接受教育。
（老蔡是当年刘邦运作“留学法国”成功的好兄弟。这也是个湖南犟驴子，这次事情后，在苏联反省的好好的，非要回国继续工作。结果被捕，在最爱的向警予牺牲3年后，也牺牲。）
注意啊！蔡和森掌握的宣传部门这下也交给了负责组织的李立三一并负责。既然话都是你说出来的（负责宣传），下一个替罪羊免不了就要你当了。
麻烦的事还没结束。眼看着洪兴社内部权力越来越集中在李立三、大鸾手里，希望把正统共产主义理念灌输到洪兴社的总部、希望把中山大学支持自己的一帮中国学生安排到洪兴社高层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也坐不住了。
1930年，总部安排了两件重要事情：1、调大鸾来到莫斯科和总部高层会面，并代表洪兴社参加苏共16大；2、以王明为首的一帮米夫派学生（28个半）通过大鸾的安排和运作，逐步被派回国工作。
总部的态度很明显：是让实力强、情商高的大鸾挑头，带着中山大学真正懂得马列理论的大学生们撑起洪兴社的脊梁。
大鸾1930年4月的莫斯科之行，是充满荣誉感的。两个突出点：1、苏联共产党16大上，大鸾作为外国社团的代表，做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这是洪兴社第一次受到的礼遇！2、7月21日，斯大叔亲自接见大鸾，两人谈笑风生。
大鸾在莫斯科风光之际，刘邦正在和朱老总商量如何忽悠洪兴社总部，不去打南昌，应付差事；带着叫花子一样的军队在山沟沟和大城市之间绕圈。
但总部的态度被执行的却并不好。首先是大鸾本人，从这一次莫斯科之行开始，就形成了自己多年政治生涯一贯的作风——坚决不当台前的老大！仍然把向忠发和李立三推在前面，自己掌控实权。另一面，经过大鸾协调、回国内工作的“28个半”米夫的好学生们也不被洪兴社重用。
1930年，中山大学的学生们被“包分配”安排到洪兴社，其中以王明、博古为首的10个优秀毕业生被安排到了罗章龙负责的中央工委和全国总工会，也就是社团两大业务之一的工人运动部门。
对这帮眼高手低的大学生，罗章龙和现代很多企业里的老业务干部一样，不屑一顾，准备安排他们到各城市的一线工运领域干活、锻炼。
对此，王明的反馈是“自己身体健康状况不好，请勿安排基层工作”，博古说自己“无实际工作经验，愿先在全总学习一个时期，做些内部工作”。
总之，大学生们就是不想下基层和臭工人一起吃苦，顶着随时被杀的风险搞革命；而想在上海滩的办公室里吹空调当白领，未来被提拔，这才是自己这帮精英应得的道路。
看着王明那可怜的身高、博古厚厚的眼镜，罗章龙轻蔑一笑，安排他们在总工会宣传部当了个小干事，搁置下来。
但罗章龙的老兄弟、工运中的重要搭档何孟雄却敏锐的看到了商机——这帮大学生是在中山大学内部斗争时，坚定跟着共产国际东方部一把手米夫校长的，而米夫校长是坚定的斯大林手下。——他们是天子门生啊！
向忠发、李立三、大鸾这几位核心天天瞎指挥，自己这帮老业务骨干没有申诉之口。通过王明、博古的口，可以传递自己的声音啊！说不定还能掀翻那几个不下基层、只会搞政治、吹大口号的管理者呢。
何孟雄的岗位非常重要，此时的他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而当时的江苏省业务包括上海、江苏、安徽等地。也就是说，全国核心的工业城市和国民党首都的造反工作都是人家何孟雄负责，人家是洪兴社国内最大分公司的二把手（一把手是和刘邦、大鸾都有有渊源的奇人李维汉）。
（在长沙跟着刘邦搞新民学会；刘邦把他运作到法国留学后，又跟着大鸾搞旅游少年共产党。李维汉命好的同时，也会混。作为“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后来又能重起，也算了不起了。）
看到何孟雄的召唤，大学生们很高兴；对于何孟雄的想法，本就带着顶替洪兴社原有管理层任务而来的大学生很有共鸣。双方一拍即合！大学生和业务老干部们要联合起来对付管理层了。
（刘邦的好朋友，来自湖南的倔强文艺青年，何孟雄。）
这里要额外提一句——对于好兄弟何孟雄联合大学生的策略，罗章龙是不赞成的。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不妥。
老干部和大学生结盟的当口，三人管理层却在膨胀。当然，他们也确实有膨胀的理由——1929、1930这两年社团的局面挺好。
1929年3月开始，刚夺了大部分天下的国民党就开始内乱：3月，蒋介石和李白打了一仗，老蒋赢了；9月张发奎和蒋介石开了一仗，老蒋又赢了；10月，最猛的冯玉祥和蒋介石干了一仗，老蒋通过收买韩复渠、石友三而获胜；12月，刚投降蒋介石的石友三就和同样靠归附蒋介石而恢复势力的唐生智造反了，然后又被老蒋收拾；转过年春天，蒋介石又和冯玉祥、阎老西、李白展开中原大决战。
国民党这两年连续内战、核心不定，就给了洪兴社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到1930年5月，巅峰阶段的洪兴社已经有了十九个苏维埃区，十几个正规军，还有很多游击队和地方农军。这十几个成系统的军里比较著名的有：江西东部的猪毛第一军；湘鄂洪湖的双刀将第二军（以后夏曦会去管理）；江西西部的彭大将军第三军（后被刘邦吞并）；鄂豫皖的旷继勋第四军（以后张国焘会去管理）；江西西部的黄公略第五军（后被刘邦吞并）；肖克第六军（属于猪毛，长征后独立成军）；广西的李明瑞、俞作柏第七、第八军（社团派当时还很稚嫩的霍光去监军，结果一打仗霍光就吓跑了，残留的部队也并入刘邦手下）；江西的罗炳辉第九军（被刘邦吞并）；方志敏的第十军。
（旷继勋和张国焘、徐老蔫、陈昌浩的恩仇，我将在下一期洪兴故事里讲到）
国民党内部的中原大战打的你死我活，自己这边军事势力增大，各大城市工人运动也在兴起。三人管理层就打算配合斯大叔提出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新高潮来临”的判断，在中国做点大事业。
1930年5月李立三发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其中有表述：
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
单只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而没有农民暴动，兵士暴动，红军的有力的进攻，各种革命势力的配合，同样是不能有革命的胜利。
打蛇要打头，南京是反动政府的头，南京暴动就是打破敌人的头，全国都会起来革命，明天就会爆发世界革命！
猛烈地扩大，猛烈地扩大，再来一个猛烈地扩大！
最搞笑的是向忠发总书记，拿出了自己混社会时的话术：“到武汉过端阳节，到南京吃月饼！”
李立三最著名的判断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简单说，三人核心的意思是让负责工人运动的业务部门，组织各地工会全都暴动起来；让负责军事运动的业务部门组织各个军去打大城市，争取全国政权。这就是“立三路线”的主要罪证！
（当时社团里兄弟们对李立三的评价是：粗枝大叶、好大喜功、会吹牛、写文章。这样的人，被掌控做炮筒子，太合适了。幸运的是，他活到了洪兴社上市，也算分到点小股份。）
说这是负责组织、宣传这两个职能部门的李立三和傀儡向忠发的决定，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信。但，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的洪兴社历史上，谁都没把这事往大鸾身上推。这——就是大鸾的实力和情商！ 当“务虚管理层”在会议上提出这一套不靠谱的方案时，业务老干部们没说话，几个大学生却当场表示了反对。他们是王明、博古、王稼祥。
其中的领头人王明更是在会场上和李立三对喷。一个基层小干部和社团管理层发生辩论，偏偏这帮小家伙理论功底扎实，李立三还辩论不过。
李立三、项英很愤怒，开始耍起了领导权威。直接给王明等人扣上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并由向忠发当场宣布，立即撤销王明的职务；给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同时，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3人以严重警告处分。大学生们的第一次起义被打掉。
（闹事四个大学生里，何子述比较凄惨。被李立三打发到北方局做工人运动，30年底刚被社团年平反，31年就牺牲在敌人手中。）
到了1930年8月，“务虚管理层”围绕《决议》的精神，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其中有几个要点：1、以武汉为主，攻占全国几个大城市，口号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工人运动方面，要求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军事方面，并要求各路红军集中攻击几大城市。2、为便于统一领导，社团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行动最高指挥机关。3、要求共产国际安排外蒙古的红军进攻平津，要求苏联红军进攻东三省！而且给出了“很有道理”的解释——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我们洪兴社支持总部打中国东北的部队，现在总部该派兵帮我们打仗了。
——这就是找死！一个分公司不听总部的安排，盲目行动；甚至开始干涉总部的军事行动。这就是要造反啊！
而且，通过业务老干部和大学生们的连线，总部也立即知道洪兴社在国内遭受的惨败：各大城市工人组织因为暴露而被破坏严重；打武汉和长沙的红军损失大半，只有老滑头刘邦在南昌逛了一圈保住了实力。
总部知道必须再次规范洪兴社的行动了。
总部发出命令——召开六届三中会议，由在莫斯科赋闲的前任洪兴社龙头瞿秋白回国主持，传达总部意见。
眼看处罚躲不过去了，“务虚管理层”又使出了和反右派时的同样套路——舍卒保车！上次舍了蔡和森，让他做了“右派”；这次，只能舍掉李立三，让他搞“立三路线”。
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基本确定了几个事情：1、中央没有大错误，“城市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何孟雄）和“农村富农主义”（代表人物刘邦）还需要反对；2、服从共产国际安排，李立三自请退位，保留傀儡向忠发和实际掌门人大鸾。“立三路线”从此被叫了出来。
9月开完了会，李立三10月就来到了莫斯科，在总部被集体批判一番后，留在苏联闲置。从此，他也离开了洪兴社的核心。
对这个结果，业务老干部和大学生们都不满。抗争不只是为了搞掉立三，抗争是为了自己能进中央委员会、进政治局，参与社团的管理，不让“务虚派”一家独大！
这个时候大学生们在上层的关系发生作用了。李立三10月到莫斯科被批评，总部那边很快就给出了意见：“立三主义”不是小事情，而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只是机会主义，而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列主义！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也是不对的！这个决定将以信件的形式发到洪兴社。这封信就是《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国际十月来信)。
这封信10月发出，11月才到国内的洪兴社高层。而在信来到洪兴社之前，从总部回来上班的大学神们就把信息传递给了老大哥——王明、博古。
（主要传递者就是沈泽民。这个帅小伙有个著名的哥哥——矛盾；而他也将利用这次机会从一个小干事，直接升到了社团宣传部长。1934年，在帮助张国焘管理鄂豫皖苏区时牺牲。）
提前知道总部意见的王明和博古开始了翻身行动。他们主动找到了“业务老干部”们的领袖罗章龙，透漏了总部信息，并提出了双方深度合作的建议：1、自己这帮人是身负总部重要责任回来的，现在的洪兴社管理层必须彻底换血；2、现在的中央不是左倾，而是右倾；各个苏区也都是右倾，充斥着富农路线、枪杆子主义、军阀作风，必须彻底改变；3、全国总工会（罗章龙负责）是社团的精华所在，应该和自己一起完成共产国际交给的重大任务，大家在政治局都该有重要的地位；4、以后全国总工会的费用可以增加，而且自己会帮助全国总工会直接和莫斯科联系。
对王明、博古伸出的橄榄枝，罗章龙很谨慎的拒绝了。
但这小哥俩并没泄气，他们决定自己整！在总部信到来之前，做先知！他们连续两次给中央写信，表达对“立三路线”批评不够，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自己要求被平反。
王明、博古的信虽然获得了先机，但力量不强。
可当“国际十月来信”真的到来后，老干部们的反抗就有力量了。
发起挑战的是业务老干部派的三号人物（一号罗章龙、二号何孟雄）、总工会秘书长、湖北省委书记、韩信家革命三兄弟的老二——林育南。
（林家三兄弟在洪兴社的发展历史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来向忠发和大鸾的意思是把林育南这个刺头打发到刘邦的苏区，眼不见心不烦。万没想到，在出发苏区之前，林育南给中央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摘要如下：
“废除三中全会决议，再来一个真正接受国际路线的决议，必须郑重的采用中央紧急会议的方式……应明确指出在六月十一日前后数日中，中央政治局完全为立三路线所领导，中央的路线既是立三路线，这一路线完全是反正确路线的。”（把大鸾和向忠发也必须装进“立三路线”，你们俩别想舍卒保车！——小龙人注）
“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执行立三路线，而没有坚决彻底改变错误的表现者，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同志，中央应严格执行政治纪律，撤换其工作，加强其政治教育。”（林育南的指向已经很明确了，但他还是不敢点名——小龙人注）
“为彻底改正过去的错误，坚决执行正确路线，紧急会议上必须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老干部们的这份来信是有套路的。除了表态要收拾“立三路线”的真正操作者、“务虚管理层”的真核；技术上的关键是要召开“七大”，至少也要开“紧急会议”。
技术何在？只有“全国代表大会”才能彻底把中央委员会换届，并更换政治局，而不是简单的增补；只有“全国代表大会”才能把各地的一线骨干力量都聚集起来开会，这样在选举中自己的“业务老干部”们才能有足够的人数，彻底取代“务虚管理层”！即使开不起来“七大”这样的“全国代表大会”，也要召开扩大到基层干部的“紧急会议”。总之，要在会议上，保证自己派系的足够强势。
对这个手段，“务虚管理层”也很清楚，向忠发主动找到“业务老干部”的首脑罗章龙商量：“请老兄向老林疏通一下，请他放弃召开紧急会议与筹备七大会议意见吧。七大会在没有经过国际批准，就是再等十年八载也莫浪弹。”
当罗章龙把这个话转告林育南时，韩信家二哥就评论了三个字：“老废物！”
向忠发确实是只会玩女人、搂钱的“老废物”，但操纵他的却是不爱钱、不爱漂亮女人、心中只有社团最崇高理想的大鸾！他有应付方案。
（向总书记，拿着刘邦他们打土豪、卖矿产赚得那点可怜的上缴利润去纳小妾，贪污的钱还用来开车行做老板。这么个不靠谱的老黑社会分子，大鸾却拥他做傀儡，实在高明）
大鸾的思路很清晰。现在反对自己的两个势力，大学生们有总部力量加持，老干部们有业务基础支撑，他们联合起来足以代替自己。但自己也有总部的信任，总部是希望自己做老大的；而且自己有足够的业务势力。目前，想继续一家独大是不可能的了。“两害择其轻”，那就联合大学生对抗老干部们吧。反正大学生们离不开自己！
总部对于洪兴社的乱局也不放心，1930年12月，王明他们的老校长、大靠山、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中国了。大鸾和米夫也是老交情，一番沟通后，大鸾给出了自己的具体安排。
第一步，关心提携大学生们。王明这些大学生们都被平反，而且安排到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岗位，大家从基层小干事做到了中层小干部。甚至在重要的江苏省委，李维汉因为之前跟着“立三主义”的错误也干不下去了，中央干脆把小干部王明直接提拔到了重要的江苏省委做代理书记。直接压着和大学生们结盟的老干部——何孟雄一头。这招真狠，既满足了大学生和他们背后的米夫校长；又直接挑拨了大学生和业务老干部们的关系。
第二步，经过和米夫的沟通，双方一致同意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七大”；也不召开“紧急会议”；而是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只把还活着的中央委员拉进来开会、选举就可以。也就是说，我不要那么多基层干部来参会，方便控制选举结果；我不要彻底改组政治局，只要做增补、调整就好，给大学们足够的上升空间就行。
在大鸾和米夫的沟通设计下，1931年1月7日，对社团历史有着重大意义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了。具体会议如何开？开过之后又发生了什么？请看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