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8日历史常常重复。这让我们有必要多回顾些往事，多做一点思考。晚清曾被涂抹得很黑，仿佛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颟顸无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等词汇被常用来描述晚清状况。这些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现在回过头去看，晚清政治并不是一无是处，外交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但错误的遗产更持久，直到今天。从自大到自卑满清统治者是骄傲的军事征服者。他们秉承北方野蛮人的血气，在东亚大地上开疆拓土。大局初定之后，“康乾盛世”之盛仍在军事，后来才有了戴震等人的“乾嘉之学”。那时的学术不繁盛，只是与我们的时代相比才显珍贵。乾隆帝夸耀“十全武功”，但在他的统治后期，衰败的景象已经显著。皇帝向往“万邦来朝”的盛世盛景，奴仆们为此重大政治任务不惜一切代价。进入19世纪，中国各地动荡不安，“盛世”不再。扩大通商未遂的英国人转而向中国贩运鸦片。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没有对满清官场造成明显冲击，倒让洪秀全受到西方文化的启发。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官僚们才有所警醒。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皇室逃走，圆明园被焚。次年，咸丰帝死在热河（承德）——乾隆接见马戞尔尼使团的地方。晚清统治者的心态是极度扭曲的。皇帝仓皇出逃，朝廷完成了从自大到自卑的平稳过渡，近似于从主子到奴才的身份转变——他们不懂得什么是“人”。当然，只在面对船坚炮利的“洋人”之时，他们才感到卑下和畏惧。他们对内残酷镇压，肆意践踏愚民；对外献媚，又暗中仇视。在如此不和谐的两端之间，统治者严重心理变态，国家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同治中兴和太后的重要思想但是，晚清还是回光返照了。在慈禧太后的领导下，大清出现了拨乱反正的大好局面，史称“同治中兴”。同治（1862-1874）是慈禧的儿皇帝载淳的年号。今年正好是同治元年的150周年。皇帝的“盛世”往往是百姓的哀世。为逃避外敌入侵，慈禧太后两次从北京仓皇逃走，终于领教了洋人的可怖。戊戌政变时，权贵们的原则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句话出自军机大臣刚毅（因为鼓动“家奴”排外，义和团之后，刚毅是“友邦”要求处死的12名满清高官之一，幸好他已病死），他深入领会了太后的重要思想——国家及国家的一切都是统治者的私产，可以私相赠送外国友人甚至反华人士，就是不给“家奴”。这就是太后的重要思想。英国人约翰·濮兰德曾长时间近距离观察晚清政治运作。他总结说：“官僚统治集团准备丢弃金钱和土地，除了代表显贵们社会等级的傲慢自大之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丢弃。”是的，除了傲慢和私利，权贵们可以丢弃一切，毁灭一切——包括国家和人民。紧紧追随俄国自卑者没有自己的目标，必然跟随他人。中国以俄国为师已有100多年，两国交往之始更在“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之前。17世纪中叶清兵南下之时，俄国正向他们的东北老家突进。1689年，康熙28年，双方在边境冲突之后签署《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在这一年，彼得大帝独掌大权，将开始改革。双方在100多年后再次相遇时，力量对比已经非常悬殊。俄国外交官与英法一起向清廷施压牟利，却又伪装为居间调解人，两面讨好，把两边都蒙在鼓里。1857年，曾经担任驻英、法海军武官的普提雅廷出任驻华公使。在他的威胁利诱之下，1858年6月13日，清廷与俄国签订《天津条约》。俄国没有开战，就获得在华通商、领事裁判权、传教、最惠国等一系列优惠待遇。半个月后，战胜的英法才先后与清廷签订类似内容的《天津条约》。1860年，曾任驻英使馆陆军武官的伊格纳季耶夫出任驻华公使。1860年11月14日，中俄签订《北京条约》，清廷不仅承认了《瑷珲条约》，还为了感谢伊格纳季耶夫“斡旋”和平之功，把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瑷珲条约》规定由两国共管）让给俄国，并为西北44万平方公里土地在4年后划给俄国做了铺垫。相比之下，除了得到赔款之外，焦头烂额打了胜仗的英法两国在它们各自的《北京条约》中却所得甚少。俄国不以此为满足，它要继续南侵，建立“黄俄罗斯”。在外敌入侵的紧迫局势中，晚清朝廷仍不允许汉人向东北迁徙，终于失去了那里的土地，“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了。可是，如果人民没有自由，更多的领土也不过是一座更大的监狱。不要指责俄国。俄国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国际政治的常态。模糊的属国地位日本和法国是与清朝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宗主国，它们严密地控制附庸。现代国家号称平等，属国之说似乎过时。清廷当初曾说过，它与朝鲜之间的宗主国—属国关系“有名无实”，而现在这种关系在一些国家间则是“有实无名”。美国在日、韩的地位很明确，干涉内政也多。美国对这两国的安全承担义务，不得不如此。如果宗主国只负责出钱供养，却不敢或不能干涉属国，而属国又对它心怀不满，这个特色模式不仅浪费纳税人的钱，还潜藏着很大的危险。当然，晚清在朝鲜问题上的被动，主要不是外交官脑力不济，而是国家实力不济。处理朝鲜问题的官员，如李鸿章、马建忠、袁世凯等人，都非常出色。但他们的操作空间非常小。因为以强国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没有成功，外交和战争也就跟着失败了。朝廷自身尚且难保，更顾不上维护属国了。义和团运动终结洋务运动晚清时，重大危机一个接一个，后人都有应接不暇之感，更可想而知当时主事者的压力。其实，在统治阶层，有远见卓识并为国家宵衣旰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昏庸腐败，目光短浅，甚至还沉睡在“盛世”的大国迷梦里。洋务运动是在英国舰炮轰开国门之后、清廷在镇压太平军的需要中产生的改革开放。1861年，湘军正与太平军酣战，胡林翼初次看到江中英国火轮，吐血坠马，不日而亡。他明白，洋人的先进武器和武器平台必将成为中国的大患。“洋务运动”又称为“自强运动”。两者是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推动者为了“自强”，旁观者只看到“洋务”，因此反对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化。义和团先受到一些权贵的支持，后受到太后的利用，接受招安，走与朝廷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蕴藏的力量被提前释放出来，没有发展成另一场经由暴力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义和团运动本来受官府镇压，在1900年的迅速壮大却是离不开太后的支持和指导，也离不开她的生日庆典，列强最关心的是它们的利益，批评大清体制只是旁业。在个人权力受到严重威胁之时，明白的太后变糊涂了。太后听信了谣言：列强下最后通牒，要求她还政于光绪皇帝。为了阻止这些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00年6月21日，太后下诏向11国宣战。可是，大清的正规军连其中的一国都打不过，怎么能同时和11个强国对抗？太后不得不相信“民心可用”。她决定走群众路线，借用义和团员们刀枪不入的神通。濮兰德说，甲午战争前，“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北京政府像以前一样一片哗然和狂怒，但仍旧不关心问题的本质和中国所面对的强大力量”。这种愚昧状况在1900年没有改变，以后也没有改变。官府鼓动群众在喧哗和愤怒中大肆破坏，然后抛弃他们。没有人深究“问题的本质”。爱国是一种朴素的感情，超出这个范围，爱国就成为一个高级技术活，没有相应的知识就会害国。义和团员们还谈不上爱国。他们处在梁启超所说的“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的时代。朝廷消灭了国家，让他们无国可爱；而且朝廷极端蔑视这些屁民，视之如草芥。义和团运动是自闭思想在民间结下的果实，在朝廷和官府也不乏同路人。洋义和团运动和洋务运动都不是外交本身。但前者是对外交政策的直接反应，后者是外交政策促成的结果，而两者又都对外交有重大影响，改变了外交的轨迹。洋务运动只是一个浅尝辄止的模式的失败，不是学习的失败。“自强”仍然离不开“洋务”。于是，清廷还剩下最后一步：实行“新政”，在更深层次上实行改革。体用之争终结大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问：“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戊戌政变记》）朝廷高谈改革30年却不见成效，为什么？梁启超自己回答说，这是因为只有布新，没有除旧，新政反而增加了旧政积弊的危害。权力越集中，百姓受到的伤害越深，国家越没有希望。枝节的修补于事无补。如果不改变权力结构，无论新政的动机如何善良，权贵和官僚都必将充分利用原有的以及变法所带来的全部机会自肥，受到伤害的总是百姓。晚清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洋务的一部分——虽然洋务运动已经失败——也是广义的外交的一部分。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05年6月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共有65年。饱受打击的清廷终于要考察洋政了。大张旗鼓的考察团在北京出发时受到吴樾的炸弹袭击。吴樾不是要阻挠政治改革的保守党，相反，他是革命党。那时的主要对立已经不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而在改革派与革命党之间。在改革在与革命的赛跑中，吴樾决心让革命跑到前面。1905年10月，连俄国都在实行宪政，列强已无严格意义上的专制制度。太后尚有脸面，不愿落在后面太远。、清廷的几何学是部分大于整体，大清高于中国。在风雨飘摇中，有朝臣谴责改良派“只保中国，不保大清”。满清的少数统治者把他们自己凌驾在国家之上，宣称不保大清就是不爱中国。这是非常奇特的爱国主义。他们的第一核心利益是维护以太后（皇帝是太后的傀儡）为核心的满清政权。他们不明白，失去中国，也就失去了大清。他们在北方已没有退路。令人惊叹的不是大清的突然垮掉，而是它居然维持了那么久才倒下。所有可能的生存机会，晚清似乎都幸运地得到了。更令人惊叹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晚清丢掉了所有可能扭转中国命运的那些机会。最后，权贵们只做一件大事：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无论这个“民”是法定的“家奴”还是“主人”。1912年清帝退位时，隆裕太后哀叹“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丧心病狂地贪腐必然导致灭亡，而且满清贵人们还没有外国护照和账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