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而善良利他，時而暴力傷害，人類最好與最壞的行為究竟從何而來？這個問題困擾著哲學家、科學家與每一個思考過人性的我們。我們體內似乎住著天使與魔鬼，在不同情境下輪流登場。
為了解開這個謎團，世界級神經生物學家羅伯．薩波斯基（Robert M. Sapolsky）寫下了巨著《行為》（Behave），深入探討了人類行為背後的生物學。這篇文章將從這本大書中，提煉出6個最令人驚訝、甚至足以顛覆你既有認知的觀點。這不僅僅是知識的總結，更是一場挑戰我們對人性既有看法的探索之旅，讓我們一起看看，科學如何揭示我們行為的深層根源。
1. 所謂的「戰士基因」根本不存在——除非你有個悲慘的童年
一個常見的迷思是：有些人天生就帶有「戰士基因」（MAO-A基因的某種變異），注定比一般人更具攻擊性。這個看似簡單的基因決定論，常被用來解釋某些人的反社會行為，甚至在法庭上被當作辯護的理由。
然而，根據杜克大學學者阿夫沙龍．卡斯比（Avshalom Caspi）一項極其重要的研究，這個觀點完全是謬誤。為了驗證基因與環境的關係，研究團隊進行了一項大規模的長期追蹤，從一群孩子出生開始，一路記錄他們的基因、成長環境與行為，直到他們26歲。結果發現，單獨擁有低活躍度的MAO-A基因，根本無法預測一個人是否會出現反社會行為。
研究的關鍵發現震驚了學界：只有在童年遭受過嚴重虐待的人身上，這種基因變異才會使他們未來出現反社會行為的風險顯著上升。如果一個人沒有受虐經歷，即使帶有同樣的基因變異，其預測力也趨近於零。
這正是基因—環境交互作用的精華所在。具有特定的⼀種MAO—A基因變異，和反社會⾏為有什麼關係？這要視環境⽽定。「戰⼠基因」個頭啦。
基因並非命運的劇本，而是對環境做出反應的傾向。這個發現徹底顛覆了「有A基因就有B行為」的簡單想法，揭示了先天遺傳與後天環境之間複雜而深刻的互動關係。
2. 大腦可以重塑，但這把雙面刃有好有壞
「神經可塑性」是個令人振奮的概念——我們的大腦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會隨著我們的經驗不斷改變其結構與功能。這意味著學習與成長有著堅實的生物學基礎。
一個令人驚奇的正面例子是：當盲人學習點字後，他們的大腦會進行驚人的「功能重劃」。原本處理指尖觸覺訊號的神經元，會將訊息傳送到閒置的視覺皮質區。換句話說，他們的大腦學會了「用手指看見」。這個過程甚至精細到，若一位精通點字的盲人其視覺皮質中風，他會失去閱讀點字的能力，但其他觸覺功能卻不受影響。
然而，一個更深刻的觀點是：神經可塑性本身是「價值中立的」。它既能帶來好的改變，也會固化壞的影響。創傷同樣會重塑大腦，但卻是負向的。例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患者的大腦，會出現杏仁核增大（與恐懼反應相關）和海馬迴萎縮（與記憶和壓力調節相關）的現象。大腦的改變讓他們被困在創傷的陰影中。
最後，神經可塑性並非無限。它有其極限，並不能讓我們變成任何想成為的人。如同薩波斯基提醒的：「練習十萬個小時，並不保證神經的變化可以讓每個人都變成馬友友或雷霸龍詹姆斯。」
3. 睪固酮並非攻擊性的「起因」，而是「放大器」
在大眾的普遍認知中，睪固酮幾乎等同於男性攻擊性的代名詞。我們常聽到「睪固酮爆發」這樣的說法，來形容一個人的衝動或暴力行為。但科學告訴我們，真相遠比這複雜。
睪固酮的作用更像是一個放大器，而非攻擊行為的開關。它會增強大腦中既有的攻擊傾向，但不會無中生有。如果一個人的大腦本來就沒有攻擊的傾向，再多的睪固酮也無法憑空創造出暴力。
一個反直覺的證據來自去勢（化學或手術）的研究。研究顯示，一個男性在去勢之前有越多攻擊經驗，他在去勢之後就越可能繼續出現攻擊行為。這項發現有力地證明了攻擊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根植於「社會學習」；一旦這種行為被學會，它的執行就不再單純依賴荷爾蒙來觸發。這也解釋了為何某些藥物在處理性犯罪者時效果有限。
「懷有敵意的性侵犯、或是性犯罪動機來⾃權⼒或憤怒的⼈，無法以此［抗雄性素藥物〕治療」。
下次當我們想將攻擊行為簡單歸因於荷爾蒙時，或許該記住，睪固酮只是在既有的社會學習與大腦傾向上，踩下了油門而已。
4. 你以為身體聽從大腦，但有時是大腦聽從身體
我們的情緒體驗看似理所當然：看到一頭獅子，感到害怕，於是心跳加速、準備逃跑。但早在19世紀，一個經典且反直覺的理論——「詹郎二氏情緒論」（James-Lange theory）——就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
這個理論主張，我們的順序其實是倒過來的：我們並不是「因為害怕，所以心跳加速」，而是「因為意識到自己心跳加速、肌肉緊繃，所以大腦推論出自己很害怕」。換句話說，我們的情緒，其實是大腦對身體內部狀態（內感受性訊息）的解讀。
這個看似古怪的理論，有許多有趣的現代證據支持。薩波斯基在書中提到了幾個：
• 強迫憂鬱的人微笑之後，他們覺得比較好過。 臉部肌肉的狀態，反過來影響了情緒的感受。
• 引導別人採取「支配者」的姿勢（例如抬頭挺胸、雙手叉腰），他們會覺得自己比較有地位，連帶體內的壓力荷爾蒙濃度也會下降。
• 放鬆肌肉可以減輕焦慮。 當身體放鬆，大腦接收到的訊息是「既然我的肌肉可以放鬆成這樣，情況應該沒那麼糟」，從而緩解了焦慮感。
我們的身體狀態會反過來影響我們的情緒認知，這為「身心互動」提供了深刻的生物學基礎，也提醒我們，有時候要改變心情，不妨先從改變身體的姿勢或狀態開始。
5. 真正的誠實不是意志力的勝利，而是根本沒有掙扎
當你面對一個可以輕易作弊且不會被發現的誘惑時，你選擇了誠實。這背後發生了什麼事？是你的大腦進行了一場天人交戰，最終靠著強大的意志力戰勝了誘惑嗎？
哈佛大學的腦科學家格林（Joshua Greene）與帕克斯頓（Paxton）設計了一項巧妙的實驗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們讓參與者躺在腦部造影儀器中，進行一個有機會說謊以獲取金錢獎勵的任務。研究者想知道，那些始終保持誠實的人，是因為靠著強大的「意志」（will）努力抗拒誘惑，還是出於一種無需掙扎的「恩典」（grace）？
研究結果令人非常驚訝：答案是「恩典」。那些始終保持誠實的人，在面對作弊機會時，他們大腦中與衝突、決策和自我控制相關的區域（如前額葉皮質）完全沒有活躍起來。他們的大腦一片平靜，彷彿根本沒有意識到「作弊」是一個選項。
這個發現的含義極其深刻：對某些人來說，做正確的事幾乎是一種自動化的反射，而非經過內心掙扎後的選擇。道德行為可以被內化到如此之深，以至於它幾乎不需要意識的參與。真正的誠實，可能不是一場意志力的勝利，而是根本就沒有戰爭。
6. 人類天生厭惡近距離殺戮——即使在戰場上
我們普遍認為，戰場上的士兵是充滿仇恨、渴望殺敵的戰鬥機器。然而，一個極具衝擊性的歷史事實，卻徹底顛覆了這個印象。
根據美國南北戰爭蓋茨堡之役後回收的近兩萬七千把步槍數據顯示，高達九成的步槍都已裝填子彈，卻沒有發射。更離奇的是，其中數千把步槍甚至被重複裝填了三到十次。這描繪出一幅詭異的畫面：在激烈的戰鬥中，士兵們冒著生命危險重複裝填彈藥，卻始終無法對敵人扣下扳機。數據更顯示，蓋茨堡戰役中多數的死亡是由遠距離的大砲造成，而非步兵的近距離射擊。
這個現象並非孤例。歷史學家發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只有約15%到20%的前線步槍兵曾經朝敵人開槍。
這背後的心理學原因，是人類天生對「近距離殺害同類」這件事，有著極其強烈的反感與心理障礙。在面對面的戰鬥中，促使士兵殺人的主要動機，往往不是對敵人的抽象仇恨，而是為了保護身邊的戰友——一種強烈的「偽親屬」連結感。他們開槍，是為了不讓身邊的弟兄倒下。這個觀點讓我們重新思考戰爭的殘酷性，以及人性中那根深蒂固、即使在最極端情境下也難以抹滅的連結與厭惡。
結論：在複雜性中尋找希望
從基因與環境的共舞，到大腦重塑的雙面刃；從荷爾蒙的真正作用，到身心互動的奧秘；再到誠實的本質與人類對殺戮的抗拒，薩波斯基的《行為》帶我們看見，人類的行為是多麼依賴脈絡，且遠比我們想像的更複雜。它既非純然由基因決定，也非單純的自由意志選擇，而是無數因素在不同時間尺度下交互作用的結果。
理解行為背後的生物學，並不是為了替我們的錯誤尋找藉口，而是為了更深刻地理解我們是誰，理解那些塑造我們的力量。
當我們了解到自身的行為深受那些我們幾乎無法意識到的因素所影響時，我們該如何更有智慧、也更慈悲地看待自己與他人？這或許是這趟知識之旅，留給我們最重要的思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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